商字

辛（刑具）+穴（地牢）+口（讨论）=商.造字本义：论罪量刑。金文”商”、篆文”商”承续甲骨文字形。隶书”商”将篆文的“辛”写成“立”。

夏人建立了最早的农业制度；

商代开始了最早的贸易交流；

周 朝开始了最早的封建模式的探索。

商业看似无情，但可以用供需关系告诉你，多少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某地的一台救援车在救援途中遇到意外，车门无法打开，司机联系开锁师傅所将汤水赶来，把车门打开并收费三百。

这件事情火了，大家纷纷指责锁匠不易，最终锁匠道歉并退还了三百块钱，这件事平息下来。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结局大快人心呢？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事情的道理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

如果有一天救援车辆又遇到了意外，高尚的锁匠没空来收费，锁也打不开，救援车只能躺在水里。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发生灾难，爱心司机数量不够，而我们也不能用更高的奖励去刺激那些贪婪的刺激，那么受灾的群众只能靠脚力。

哎自求多福了。

商业看似无情，但是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用供需关系告诉你，多少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不用付钱，那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军队为何不能经商？赵匡胤起初的好心，导致靖康之耻和蒙古灭宋

编者按：提及两宋的军事疲软，重文轻武、政治腐败之类的观点算是很普遍的。如今的人们在谈及北宋军队长期以来那拉胯的战斗力时，往往会提及部队经商的负面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北宋，就连常年受到北方势力威胁的南宋朝廷，同样没能整饬军队经商的痼疾。而这个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因素，其实比大家以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在女真围攻于外、兵变势力蜂起于内的艰难环境下，南宋朝廷更加依赖军队之屏护，对军队的种种弊病绥靖妥协。

宁宗开禧北伐之前，“诸军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然而，部队经商者虽众，但获利之人往往损公肥私将受益“掩为已有”，普通士士卒却并不能从中得利，反而日渐疲弱，以至于“衣不蔽体，日食尚阙，望敌惊奔，势实使然”。

“回易”一词起源于隋唐两代，指由官府或军队经营的盈利性商业行为，《隋书·食货志》有云：“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廻易生利，以给公用”。又名“廻易”、“回图”。一开始，这类行为的主体多为官府，目的则是为了缓解公用经费不足的窘况。到了宋代，“回易”逐渐变成了指代军队经商行为的专用名词。宋代军队回易风气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时军阀混战，中央权力体系极不稳定，为了确保自己的军力，各地节度使开始派遣亲信部下来往各道回图贩易，以充军实。到了宋代，这类情形并没有因为中央集权的建立而得到稳固，相反，由于“宋初功臣多习旧事”，北宋军队回易自太祖时期就已经颇具规模。宋朝并非没有针对军队回易的禁令。比如宋太宗就下旨，严禁“内外将佐，营造回易，掊敛军士”，按照《宋会要》的记载，当时的禁令甚至会牵连那些知情不报的文官，“擅差官兵，依私役禁军法，其所贩物货，计脏坐罪，若诸州县知而不举，与同罪”。

然而，实际情况从来与条款的制定是否严苛无必然联系，而是由执行的力度和决心决定。有宋一朝对于敛财之禁的军法、禁令似乎从未得到彻底执行，这些法令“徒为文具”。

特别是宋神宗到北宋灭亡这一时期，持续不断的宋夏战争使得北宋军费消耗居高不下，为缓解国库压力，北宋统治者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开对回易的禁令，甚至主动为军队回易提供本钱，实在囊中羞涩时，还会以度僧碟（即官府发放承认的僧尼身份证明文件，有此证明方可免除地税徭役）充当回易本金拨给军队。这也导致宋朝军队所经营的种类、涉及的方面远超其他朝代。其对自身和社会的影响之深，更是让人惊讶。

宋朝军队回易的货物主要可以分为一般性货物和禁榷货物两大类。

一般性货物很好理解，像布帛、绢、竹木、粮食这类吞吐量巨大的物资，都是军队回易时的常见物，尤其是绢这种货物，在当时更是可以被当做一般等价物用来交易，极其重要。即使是贩卖这些普通货物，军队的背景依旧能让他们占尽先机，一些军队会在市集上买来私绢，运作一番后充作官物到它地售卖，由于官绢在交易时无需负担商税，价格上自然比私绢更具优势。一些将领就是依靠这种偷税的方式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了，这还只是薅羊毛的初级阶段，“持家有方”的“聪明人”，则将目光盯上了军队中那些苦哈哈的兵卒们。他们利用将官的权利役使兵卒，令他们“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文缕”。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手工艺品倾销市场，再加上军方的背景作为背书，做起生意来自然无往而不利。

而禁榷货物的贩售，就更像是这些将官们对普通商贾的一次降维打击了。

禁榷货物主要指的是那些被国家所垄断、施行专卖的特殊商品，比如盐、酒、茶等。酒这类涉及杯中之好的饮品在古代一直都是暴利。而盐、茶就更不必说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下子就占了两个。《宋史》记载：“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

相较于茶而言，盐的重要性就更加关键，毕竟茶叶这种东西短时间不喝还不会出事，可盐一旦缺少了可是要出大问题的，正因如此，从汉代开始，盐的专营其实更像是政府一种附加的人头税征收手段。

前面提到，到了宋神宗时期，朝廷对于军队回易已经由放任、默许直接变为了鼓励，但茶、盐这类重要管控物资却依旧在禁榷之列，这对于宋廷而

言依旧是高压线。然而高额的利润依旧吸引着军队将领们铤而走险，从宋初镇守太原的大将张永德，到宋神宗时的秦风路副总管夏元畿等人，都曾因为触碰这条高压线而被弹劾甚至撤职，而秦风路转运使蔡延庆，因为屡屡低价出售盐引这种“崽卖爷田”的行为，遭到变法派的激烈反对。

除了这些商品之外，随着回易之风在军队中大盛，不少人还开辟了新的“商业增长点”，有的开店卖药材、熟食，有人经营酒店、当铺，放高利贷，更有甚者还干起了买卖人口的勾当，一片乌烟瘴气。

这些商业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代供军费用的困局，但其代价也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上许多。

最直接的影响自然是军队战斗力的崩坏。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往往并不单纯考验个人的勇气和血性。相反，排兵布阵，如何更好更快的组成完整紧密的阵型才是冷兵器时代精锐和鱼腩部队最根本的差别，这需要常年累月的配合和磨练作为基础。当然，个人身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对于武器的谙熟同样意义重大，两者在直接提高单兵战斗力的同时也会提升身边同袍对自己的信任。这对于一支军队凝聚力的养成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可军队回易风气的盛行，无疑与军队的训练要求相悖。对于普通士兵而言，由于大量时间用于商品的制作以及贩售，他们的军事训练显然无从谈起，“兵阵教习之法日费，工匠技巧之事日多”，行列不知，攻守不预，一旦遭遇军情，往往只能引颈受戮。

回易的原本目的是“赡军”，范仲淹经略西北庆州时，也采用回易之法，然而他却是“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以回易之资充作军费。这也是赵匡胤并不禁止回易的原因之一：“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察联意，则必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

同时，为了弥补“以文抑武”，“制其钱谷”所造成的军队财政危机，宋太祖还下令“其贸易则免征其税”，增加军队回易的收益。由于此时回易行为的合法性尚未受到质疑，边将回易的分配情况往往也能受到各地州府官员的监督。然而，自太宗时代开始，回易从军队的合法收入变成了隐于暗处的“潜规则”，如此一来，回易的分配也就几乎由将领和与其媾和的官员独自决定，普通士兵虽然出力颇多，但反而不得其利。

对于士兵们而言，被当做免费劳动力还不是最惨的，有时他们还需要为上级的经营不善买单。比如有的军队靠贩售麻布牟利，麻布滞销时将领们就用麻布充作军饷，或者用抑配的方式强制卖给军卒，即使是那些实在囊中羞涩的也不能例外，没钱可以“量算请给，每月克除”，先在饷银里记账，甚至还能多收一份利息。这下好了，士兵们直接从无产者变为“负翁”。

原本用于赡军的回易，反而成了一些人肆意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途径。“辕门武功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利”，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种影响下，军中上下人等彼此视为寇仇，兵将离心离德也不是那么奇怪了。《宋史·张大经传》有言“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

除了对于军队战斗力本身的影响外，回易对于宋代经济的影响同样巨大。军队拥有着免税特权，其在商品制售时又大量依靠军卒作为廉价劳动力，再加上体量庞大，一般商人根本无法与之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这些掌握着暴力的国家机器往往还有强买强卖的劣迹，比如嘉佑三年，包拯就上奏朝廷揭露西北路缘边地区乱象，一些军人为求牟利，“将物货抑配人户”，让本来你情我愿的交易生生变成了人头税。

另外，茶、盐、酒等禁榷商品，本是国家用于提高税收，补充国库的创收点，即使是在朝廷并未禁绝军队回易的时间段内，军队销售这类商品也属越界。这是因为，这类货物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其盈利规模空前，如西北的开中法，就主要依靠为行商提供盐引吸引其为西北军供粮，而军队为求牟利，有时会忽视盐井产量，多发盐引牟利，以至于商人虽有盐引却无法领到食盐，最终导致盐钞法大坏。

总的来说，军队回易本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形下的无奈之举，宋太祖之所以在开国后延续前代旧例，一是为了安抚兵权日销的军将，二是为了弥补军队财权丧失后的经济缺口，但后世官家却再无能力与魄力制止回易乱象，以至于原本应该卫国保家的军队“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最终导致北宋靖康之祸，南宋崖山之亡。

周生伟：商术vs商道

发布时间:2006-11-06 08:12

【问题】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其中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有数据表明，中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约为7-8年，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就更短了，大体上也就在3-4年之间。

曾经是美国骄傲的安然轰然倒塌，曾经是商界传奇的日本八佰伴悄然离去，曾经中国耀眼明星的德隆分崩离析，王安电脑不再神奇，三株止住农村包围城市的脚步，巨人大厦、秦池集团……这些曾经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荣耀过的企业，而今只留下一个失败企业的“经典案例”，虽然他们都曾经用他们的辉煌吸引着世人的眼球。综观这些企业，他们不是在“商道”上栽了跟头，就是在“商术”上出了问题。

对于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说，如果从有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是商道更重要，还是商术更重要？

【正文】

“道可道，非常道”，中国人凡事都要讲“道”字，天道、地道、人道，盗亦有盗，也就是连小偷都可以有“道”。古代有个盗跖虽然性格凶残，但对部下极其信义，于是司马迁的《史记》里都为其立传，并“万古长青”了。在商业上更不必说，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体验出了一套经营方面的商道哲学，而“商道”也一直是目前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道即人道”等等商业理念，都是对商道的经典解度。

当然中国人不仅仅愿意研究“道”的问题，而且愿意研究“术”的问题，宋代文学家苏洵在其《嘉祐集卷二·权书上》中就讲了一个“心术”问题，他认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所谓的“术”高层次的就是计谋、谋略，低层次的则是技巧或者行动的具体方式，斗智斗狠。而“道”则是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是对一个事物的基本认识，并指导着自己采取恰当的行动。譬如《孙子兵法》不仅仅讲了运兵的方法，军事上的谋略，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于军事战争的观点，认为“不战而胜”才是军事的最高境界。而现在很多中外企业经营者也喜欢研究《孙子兵法》，就是希望从这部经典中寻找经营之道。

因此，商术就是做生意的艺术与手段；商道即人道，经商就是做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要注意伦理道德。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商道和商术这两点，分别牵扯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商术乍听起来好象是一个不怎么好的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生存与发展一直是企业的第一要素，商业社会是现实的、竞争性的，它不仅仅脉脉温情，它还充满着种种陷阱与危机，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定的经商技巧，譬如营销谋略、谈判技巧等等，企业是很难立住脚跟的。犹如一个修炼者，他想修仙成道，首先他要学会点入门的法术……他希望凭借着修来的那点法术，达到点石成金的地步。因此，商术是经营企业的必须手段，商场如战场，商场本身充满着斗智斗勇，如果无须智慧和能力，商场也就不是商场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势单力薄的小企业经营者，其前提是生存下来，完成最基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发展。理想总是存在于真空中，如果一切以纯粹的商道为准则，恐怕活不了多久。因此缺失了适当的商业气候而大赞商道，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现实环境中，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往往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一些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的事情也照干不误。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小本生意，要生存下去，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看看很多企业所作所为甚至一些成功企业的“原罪”，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会有一番认识。

商道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灵魂。决定了你的企业可以走到多远的程度，我相信，无论多大多小的公司，遵循一定的商业道德很商业原则是必须的，在任何时期都不会改变原则的才叫真正的原则。如果为了生存而违背自己的原则或者信念，我相信这样的企业也许可以一时成功，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其他的更高明的商术所打败.。商术是一种手段，商道则是一种境界。一个人不可能刚下商海就能悟道，积累是个不可知的过程，需要在执行和思考中成长，“术”和“道”也随着业务发展得到相应提高。若企业侧重生存，就可偏向于“术”；若企业向往发展，则“术”和“道”兼用。

这里的商道并不是指最高境界，它更可看作是在部分商术里加入独特的神韵，道可道，非常道，有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情怀。因此“术”和“道”并非对立，有联系亦非必然联系，有包容却非完全包容。对于一棵树苗的两种养料，存在如此关系，岂能断言那个更重要。当然，问题不完全等同于种树。经商就是做人，做人的学问远不比经商的学问少，懂得还可以，通晓几乎不可能；在我看来，生意上，懂得从'道’这方面思考事情，已经是道者。'道’凭着它的神韵，它可以产生商术，可以指导商术，也可以决定商术。

李嘉诚曾经说过：“要赚点小钱，主要有点商术就行了，可是，只有遵循商道才可以获得大财富。”所谓“小生意旨在得利，大生意旨在得人。”其实很多中国的企业家一直在不断地从实践中思考，就是经商和做人到底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一般人认为要么做商业，要么做人性，但是很多企业家已经体会到商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成就人性、完善人性的，商业和人性不是矛盾的，人性与商业是可以完美结合的。

获得更多财富的前提是拥有一定财富去搏击，商场上有心理战术，事实上在没有定局之前谁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赢家，但往往会因为资金周转，害怕风险等种种因素而导致不得不放。企业的规模似乎对商道商术的选择上有着直接制约的作用，毕竟主要矛盾的不同所需采取的解决方案也定有所别，企业在自身定位上无须过多的去参照别人的成功模式，商道的确能够获得更多财富，但我不认为航空母舰在浅海里比小船更能发挥其作用，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商道是大手笔，其风险和其财富的终结一样的大，只有胆识和财富兼而有之的人才能把商道运作的惟妙惟肖，或许信誉也属于商道的一种范畴，但往往在信誉的积累过程中资金也充当了重要角色，李嘉诚从80年代至今捐赠款额12亿港元之多，我相信其他企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谁不愿意借助这样的名义去提高自身企业的知名度和完善自身形象？而这样的商道需要的后备资金一定很充裕，试问小企业哪来的这么多营运资本去支撑呢？小本经营有他们的不足，但商术或许比商道更适合他们。所以，在商道范围内，一定的商术是必须的。

商道是主要的，但商术也不可少，但企业所采用的商术应在商道的规范之下，有些商术虽然短期会获得些利润，但却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商术不用也罢。虽然不少大企业在初期也用了不少手段，但这样成功的也只是一部分吧，我想有很多会毁在这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因此不顾商道，相信有些只是偶然而已。

因此，无论企业大小，要从事商业活动，就必须了解、掌握、遵循商规律，商业道德是涵盖于商业规律之中的，所以我们要遵守商业道德。虽然就一时一事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是必然的。有人遵守商业道德，吃亏了，有人耍点鬼点子，占便宜了。从长远看，遵守道德，“好人有好报”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常常违反商业道德，“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风险性就很大。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但多了就有个概率在里面。

要做百年老店，不遵循商业规律、不遵守商业道德是不行的，哪有一家靠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公司长久不衰的？而且商业道德这个东西，有个积累、积聚的效应，越长久越能渐显其的无形的巨大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