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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橙橙 来台湾之前我就听说，每年的十二月初，台北会举办一场大型的简单生活节，那几天又被称为“全台北最快乐的两天”。带着好奇和憧憬，我应朋友之邀来到了现场。 台北天气很好，蓝天白云，室外的市集中夹着了大小不一的三个舞台，观众就坐在舞台前方的草地上，安静地听歌。最大的“微风舞台”，上邀请来了大师李寿全、民谣歌手张楚，台湾原住民歌手以莉高露和舒米恩，本土歌手黄玠等。“简单生活节”已经举办十个年头了，集中了音乐舞台、名人分享书房和创意市集，加上是由李宗盛、张培仁等人策划的，对台湾的创意品牌和独立音乐的推动不可小觑。 活动从早上九点持续到晚上十点，精疲力尽的我往回走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围聚着很多人的天桥，那儿还时不时传出一些音乐声。比起“简单生活节”，天桥底下的表演显得太过于简陋和随便，大概是个街头艺人，我便没有过多的驻足。 回来刷到Facebook才知道，天桥底下在举办“困难生活节”。他们的口号是：“当日子不再简单，生活日渐困难的时候，听音乐还是要有痛快的权利。”这是一群没什么资金也没什么后台援助的音乐爱好者，将生活中的困难议题唱成歌。困难生活节就开在简单生活节旁边，这种强烈鲜明的“贫富对比”，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没有资金也没有聘请艺人和媒体。只要有块合适的空地，他们就架起了乐器，开始表演。路人是他们的观众，也是他们的嘉宾，谁都可以上去拿起话筒唱自己的心声，没有人会嘲笑他们。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们。 主办人叫黄蓝白，出生于1982年，现如今32岁。他的职业是独立歌手，喜欢风格强烈的艺术家和创作者，除了唱歌，他还喜欢表演行动剧。 2012年，黄蓝白与团员们举办第一届“困难生活节”，他期许着以这种表演方式与大家的参与，来共同表达生活中的困难议题。 2014年，在同样的天桥底下，黄蓝白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困难生活宅——文创特区，双捷运，每坪（约等于3.33平方米）百万（单位：台币）买不起。”
举办“困难生活节”，源于黄蓝白对生活的感悟。在他眼里，生活本来就是困难重重。从小，因为弟弟患有自闭症，妈妈把心思都花在了弟弟身上，照顾黄蓝白的时间很少，这培养了他比较独立和特别的个性。他说自己的爸妈不太会赚钱，所以总是不习惯买衣服和鞋子，因为觉得衣服是很贵的东西。这种习惯延续到现在，他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常常穿到很烂也不会想到去更换。演出因为穿着寒酸反而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长大后，生活依然充满困难，高高在上的房价，垂头丧气的起薪，这个世界越来越负。 当下社会，有不少和黄蓝白生活状态差不多的青年人，统称为“负二代”，英文名叫：“Not Rich 2G”。他们是指80～90年代出生，没有显赫家世，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房屋的年轻一代。他们踏入社会之初便要面临巨大的房价物价压力和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等诸多问题……他们明白，唯一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只有自己。 前几年广泛流传一句话：“广告牌掉下来，随便砸中一个都是大学生。”在毕业即失业的社会背景下，我身边有不少人想通过出国留学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比如小Z。但她并不富裕，家里拿不出三五十万供她去美国留学。在她顺利拿到美国某大学的offer 后，她四处寻找提供贷款留学服务的银行。所有的银行都要求她开具资产证明，并建议她拿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可Z的家里就只有一套房子，房贷还没还完，拿不到房产证。Z的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没有人可以借他们这笔巨款，何况Z 还有快上大学的弟弟。Z想了很久，只好放弃，她有些不甘心，但更多的是无奈。毕业后她去了上海，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一个月6000多的工资，扣完税和保险，交完房租，只剩不到3000元。她说：“我不吃不喝这么存下去，大概三四年内能出国留学吧？” 另外一位截然相反的情况，发生在我高中同学的身上。从高三开始，兰就离开了深圳，独自前往英国留学，如今在澳洲读研究生。这个暑假，她和我们说她可能要移民。是她父母希望将来能够在澳洲养老，深圳目前的生活质量，还不足以达到他们理想的需求。 根据马太效应，当下社会正在面临一种“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状况。根据瑞士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可以计算出，2008年-2015年中国所有居民财富（中位数）增长率为64%，而前10%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达到了96%，前1%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更是高达13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前1%富裕人群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而25%的贫穷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
为了活得好，“富二代”和“负二代”的路显然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留给他们的选择几乎是“唯一”的。 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困难，都有自己的解决方式。谁都想摆脱生活困境，挤进上层阶级的生活。但是对于“负二代”来说，追逐的过程里总是牺牲了些什么。 北上广在中国，就象征着财富，象征着机会。然而也有人说，北上广就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认识的一位姐姐去深圳工作了很多年，工资普通，她妈妈的理想，是给女儿找一个能够在深圳买得起房子的男人嫁了。 姐姐不断地相亲，却始终没有找到能使她妈妈感到满意的男方。她妈妈的要求太多了，既要有深圳户口，最好还是公务人员，方便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如果不是公务员，那至少得有房有车。最好不是农村的，不然还要解决养老问题，还可能将家里的老人接到城市里一起住，太拥挤不说，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姐姐不敢反抗，只好不断地和各种各样的人相亲，像是在浏览一份又一份的简历。她工作很忙，几乎很少花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终身大事。我猜想，她的内心或许是逃避的。每一次谈到婚姻时她脸上的冷漠表情，仿佛像是一个被感情伤害至深的女子。或许作为一个“负二代”，她默许了婚姻能帮助她改变命运的可能，就算看起来是一桩交易。 去年很红的电视剧《欢乐颂》，讲述了五个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女孩在上海打拼的故事。蒋欣恰好扮演了一个父母重男轻女，哥哥不成器的“负二代”，她一心想要嫁个有钱人，改变生活状态。很多人骂她这个角色太虚荣，却在得知她背负着家庭责任的时候为她流泪，为她感到无奈。姑且不探讨她这种做法的对与错，但虚荣的背后，是作为“负二代”的自卑。 在大城市，年轻人的单身率越来越高。如果中产阶级的人选择单身，追求自由，可以说是“有钱，所以任性”。对于负二代，单身理由就充满无奈。有些人是像我所说的姐姐那样，工作太忙，无暇找对象，只好顺其自然。有些人则是结不起婚，没有钱置办婚礼，也没有钱买房买车。据统计，中国各大城市结婚的价钱都不低：上海140万元，北京106万元，苏州85万元，杭州115万元，武汉45万元，南京70万元。结婚费用年均增幅18.2％，跑得比GDP和CPI更快。负二代想要结婚，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代价去筹备一个让人有底气提亲的积蓄。现在，钱比承诺更让人有安全感。只有在这个洪流里漂流了许久的人，才更懂得抓住浮板的意义。 大家都向往简单的生活，但简单生活本身就是悖论。困难才是生活的本质，尤其是对于负二代来说。为了让生活看起来稍微轻松一些，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多。尽管人们领悟了这一点，却依然奋力地想挤进简单生活节的现场。大家四处寻找能逃离生活的机会，试图用一些短暂而美好的事物来填补内心精神的空虚，也算是困难生活中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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