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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Т. 卡拉什尼科夫： 我研制武器并不是为了对人的屠杀，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经常会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有这么多的人死于您的自动步枪枪口下，您能睡得着觉吗？”我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会说：“我睡得很好，睡不着觉的应该是那些挑起战争的政客。” 今天是俄罗斯著名枪械设计师、AK-47自动步枪发明人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谨节选他回忆录中的文章，纪念这位“AK-47之父”。 这是我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我首先想说说，我作为一名武器设计师所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说说我得以成功地制造并完善自动轻武器的那些年代，为此我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心血；说说那些与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不平凡的人们。 我的叙述并不是生平记录，而是讲述我所走过的道路，正像我现在所认识到的，是对我整个一生的讲述。 经常有人问我，你对自己的命运满意吗？我的回答是：满意。我满意的是，我一生都在从事着人民需要的事业。  当然，武器不是拖拉机，不是联合收割机，不是播种机，也不是犁地机。武器不能耕地，不能种粮食，但是，没有武器就不能保卫我们的土地，不能打击敌人，捍卫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 因此，我回忆起有一次回到我的家乡阿尔泰边疆区库里亚的情景，很遗憾，我因公务繁忙很少回家。我站在村子的中心广场，看着木制的两层小楼，那是我的学校，我在那里学习到战争开始。从那里看过去，整个库里亚就像手掌一样大，连接着一块不算太高的高地，整个村子洒满了温暖的阳光。洛克捷夫河绕村而过，远处是岭间空地和宽阔的田野。田间小路上不时会有车辆通过，卷起一阵尘土。我深情地凝视着这片亲近的土地，以至于没有发现一位老年妇女向我走过来。她轻轻地推了一下我的手说： “米沙，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注视着她的脸。她的脸上包着一块压得很低，几乎盖住全部额头的防太阳晒的带小圆斑点的白色围巾。脸上堆满深深的皱纹。一脸温存的笑容，眼神里略带着一些湿润。 “是的，好像是记不起来了，”老人继续说着，“是的，你哪能想得起来呀？我都80多岁了。可我记得你，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你。我们过去是邻居。后来爆发了战争……你上前线当兵去了，再也没回村子里来。我们这些女人们留在这里。我和你的两个姐姐阿尼娅和达什娅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养奶牛……我丈夫在战场上战死了……”她用围巾的一角擦了一下从眼眶里流出的悲伤的泪水，接着说，“这不，我的儿子和孙子都好好的。因为现在没有了战争。我应该感谢谁呀？我想是你，米沙。我代表所有的母亲，代表我们，我们这些老太太们……”  老人的话是发自内心的。这些话来自一个历经苦难，却仍满怀挚爱和感恩之情的心灵，她能理解你为国家所做的每一点贡献。 我的工作也收到了来自国外的意想不到的评价，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评价并不那么出乎意料。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武装力量历史处主任、轻武器国家收藏保管人爱德华·克林顿·伊泽尔给我写信说： “作为一名轻武器的历史学家，我丝毫不带奉承和恭维地认为，您对20世纪下半叶这一级别技术装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认为，世界上再也不会对这点有任何疑义。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必须以特别的注意力对待您的创造生涯，它在改变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方便的时候，非常想看到介绍您创造过程的资料，想了解一个武器设计师的成长过程、成长动机，以及确定其发展方向和工作能力成长的方法和条件。除了科学和人类进步这类知识以外，对您的了解也是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的巨大财富，我个人认为，这可以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在我收到这封信不久，我与赫赫有名的美国历史和射击武器技术专家爱德华·克林顿·伊泽尔见了面。他受我的邀请来到了苏联。这是整个两国关系史上，至少是战后关系史上两国武器设计专家的首次会见。不久前我们还相互不信任，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到两国武器领域专家能相见的水平，实为不易，这样一个事实说明，世界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深刻的现实变化。我们打破了在这一领域相互不信任的规则。这样的接触在不久前我们甚至想都不敢想。 会见后，一名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裁军谈判中获得胜利，在我们期盼以久的没有武器的世界里，您不担心会失业吗？” 我摇了摇头说： “不，我不担心。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我，都是梦想着世界能够和平与和谐，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安宁与幸福，而我们这些武器设计师，总会找到工作的。我非常热爱大自然，热爱森林、热爱小鸟和动物。如果会出现您所说的那种情况，我将会去制造摄影枪，一定会努力使这种枪的水平不亚于我们的自动步枪…… 后来没多久，中央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我与伊泽尔博士的谈话。在我看来，我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尽管我武器设计之路的第一步是被“藏”起来的，是要保密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论是我们国家的人，还是外国的人，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正是这些人过去养育了我，现在还继续养育着我，保障着我的身份和人的尊严。 20 世纪70 年代初的一天，我发现信箱里有一封来信，信封上还写着回信的地址：美国，华盛顿。我承认，我当时非常吃惊。一位叫爱德华·克林顿·伊泽尔的陌生人，怎么说，就如同黑夜里打枪，突然来请我讲讲自己，要求我寄个简历，因为他在收集现代轻武器设计师的资料，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说实话，当时根据国防工业企业的规定，我把信的内容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做了汇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建议是明确的：不允许进行任何接触。 不让回信，就不回信。我把伊泽尔的信放到了一个包里，很快就忘记了。当时正在进行研制5.45 毫米定装弹自动步枪的紧张工作，根本就没功夫考虑像给一个外国作者回信这等“小事”，更不用说这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规定范围。 我还记得，20 世纪60 年代初，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对我说过：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您是国防工业的一名设计师，这一点就能说明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您是非常有价值的人。”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觉得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话里有任何可指责之处。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保密系统规则，在这里也是起作用的。不过，我最终还是给美国历史学家回了信，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只是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给美国人的回信成了他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使他写出并在美国出版了《AK–47 的历史》一书。 我感到痛心的是，我国在改革期间企图很草率地抹黑我们的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宝贵财富没用了，甚至认为是有害的，认为是在犯罪。在这里，我想把西德杂志上的几句话送给那些在民主改革浪潮中放弃了“光明未来”理想的人，要知道这家杂志对那些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并没有好感，可它也不得不在1991 年1 月号的期刊上承认： “М.Т. 卡拉什尼科夫的生平中明显的特点是，他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并没有受过学院派的教育。他之所以能从苏联武器设计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总设计师，只能证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制度能给每一个人生活的希望，并不论其出身和受教育程度如何。”  我认为，这种雄辩的认可是非常有力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美国达拉斯国际机场，高大的候机大厅像是一个玻璃宫殿。各种语言嘈杂的交谈声汇成一片。我们与美国同行说着最后告别的话，他们是那样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握着手，都不忘加上一句：“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在这经典的格言后面最好再加上一句：最好是贸易而不是交战，最好是狩猎武器，而不是战斗用自动步枪的竞争，最好是在能保障我们两国安全要求的框架下降低武器装备的竞争，而不是扩大武器装备的竞争，我们应该共享精神财富，更多地相互敞开心扉。 一次又一次地回首我所走过的道路，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下来，有个念头一直在折磨着我，我所制造的武器系统是用来保卫国家防止外敌入侵的，可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一些人为了在那些非正义的、灾难性的事件中达到目的，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这种武器。 那些在外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之间以及在我国其他地区使用“卡拉什尼科夫”的消息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灵。不是的，我半个世纪从事研制现代自动轻武器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20 世纪末在匈牙利的议会上因“卡拉什尼科夫式屠杀”所引起的态势，讨论关于成千上万支自动步枪从匈牙利非法转运到克罗地亚，致使南斯拉夫发生内战的问题。 让我痛心疾首的还有我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武器流失。当我知道光荣的科夫罗夫军械厂武器失窃的消息后更是心如刀绞，要知道我的生活和设计生涯的大部分都与该工厂息息相关……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我们报纸上的通栏标题：《从哪里搞来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你们没有武器吗？这不是问题……》《逮捕了一名16岁的武器贩卖者》《目前自动步枪多少钱？》……我读着，思考着：好像我是生活在另外的星球上，又好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什么国家，在那个国度里，在一片为无辜被镇压、被杀害同胞的祈祷声中，把武器当成生与死的判官，当成在国际关系中换取医治所有人类、经济和政治疾病的灵丹妙药的小钱。不然的话，当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理建议图拉军械厂的厂长进行易货贸易，说什么，我们给您食品，您拿自动步枪来交换时，又该怎么理解呢？这太可怕了，越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 （1919年11月10日~2013年12月23日） 摘自M.T.卡拉什尼科夫回忆录，原文标题为《对所走道路的认识》，有删节。  延伸阅读 步枪之王AK-47 俄罗斯的象征 ─── (俄)伊丽莎白·布塔 著 孙黎明 译 今天，这个星球的居民中，平均每60位成年人就占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每当问到对俄罗斯的印象时，人们最先想到的通常都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AK-47自动步枪在自己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成为了真正的传奇。这款枪是如何研制的？又是如何成为俄罗斯的象征的？这本《步枪之王AK-47：俄罗斯的象征》中，将解答您所有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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