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文之中，“地祇”、“地示”二者通。《说文·示部》；“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此为地祇之本字。《周礼·大宗伯》：“掌建邦国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薶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郑玄注亦作“祇”。祭地之礼源自上古，古人亦有“父天而母地”说。故郑玄云：“阳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土地，自古就是华夏先民生命线之所系。有土则有民，无土则民失。《大学》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古人对于地祇的祭祀，和祀天一样极其重要，且充满了神圣感。自古以来，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蔚为大观。而在整个儒学十三经之中，又以《周礼》一书于祭祀尤详。《大宗伯》云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祀其在天者以苍璧礼之；言祭地祇，则有血祭、薶沈(埋沉)、疈辜之法，祭其在地者以黄琮礼之。此皆所以顺其阴阳，辩其方位，倣其形色，此二者之异别。 《周礼·大司乐》云：“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郑注：“地祇，所祭于北郊，谓神州之神及社稷。”《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薶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郑注：“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贾疏：“此经方泽不见者，此血祭下仍有薶沈与疈辜二祀，三祀具，得与上天神三者相对，故阙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举社以表地祇。《鼓人职》亦云‘灵鼓鼓社祭’，亦举社以表地，此其类也。若大地方泽，当用瘗埋，与昊天禋相对，故郑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类似的解释还可见于朱子之说：《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朱子注曰：“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广雅·释天》曰：“圆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折，祭地也。”战国之后，随着阴阳学说的兴起，“地”被赋予了阴的属性。阴属北方之性，而天圆地方，故以方丘象征大地。水泽，言以水环绕之；方丘，则指方形祭坛。水泽、方丘，以象征四海环绕大地。方泽，亦作方丘，因坛设于泽中，故名之。方泽之坛，即后世所谓地坛之原型。后世对地祇的正祭，就是方丘祭地。冬至一阳始生，夏至一阴始生。取其义，祭地祇之神的时间是每年夏至日。 《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礼记·曲礼》云“天子祭天地。”《文献通考》引孔颖达疏：“疏曰：地神有二，岁有二祭。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方泽，一也；夏正之日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与郊天相对。”祭地源自上古，夏以五月、殷以六月、周以夏至祭于泽中之方丘。另外，根据《礼记》所云，地神之祭和祀天一样，祭前也先要选用龟卜决定郊祭，必须先受命于太祖之庙，这是尊重父祖意见之意。卜辞所决定者，即其父祖之命。 《通典》云：
《郊特牲》“蒲越藁秸，器用陶匏。”如前文所引《周礼》、《礼记》诸篇言祀天之礼一样，经文中天地一般皆以并列而言。如《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牧人》“阴祀用黝牲毛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大宰》“赞玉币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樽，大祭三贰。”《大驭》“掌驭玉路以祀”，《节服氏》“衮冕六人，维王之太常。”《鼓人》“以灵鼓鼓社祭”，《大司乐》“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凡乐，函锺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地祇之祭，于经文可以得见。此不具录。 《祭法》云：“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 孔疏：“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者，谓瘗缯埋牲祭神祇于此郊也。”天地之礼，各顺其阴阳，辩其方位，倣其形色，而以气类求之，此二礼不得不异也。和圜丘祀天所区别的是，由于天在上，所以用燔燎（禋祀）之礼；而地在下，则用血祭“瘗埋”之礼。就是用牺牲的血及其他祭品浇灌、瘗埋于地，使其下达，及于地神，供神祇享用。清人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十四》“燔柴瘗埋考”云：“血祭，盖以血滴于地，如郁鬯之灌地也。血祭与禋祀正对，气为阳，血为阴，故以烟气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阴阳各从其类也。然血为气之凝，血气下达渊泉，亦见周人尚臭之意也。” 如前周礼及郑注之说，后世所谓的单独与祭祀昊天上帝对应的方丘祭地之礼，于先秦并无见。周人无北郊之礼，更无专门的后土之神。先秦所谓的祭地祇之礼，主要指的是社稷、五祀、五岳之类而已。如《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所云“天子祭天，诸侯祭土”，是说祭天与祭社分开职掌，以祭天赋之于天子，祭社赋之于诸侯。而所谓的圜丘方泽，则为冬夏二至之祭。古礼南北二郊以辛日，圜丘以冬至、方泽以夏至。故周礼之说，后世亦聚讼纷纭。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方丘祭地”条引《陈氏礼书》之说：“先王亲地，有社存焉。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或以‘社’对‘帝’，或以‘社’对‘郊’，则祭社乃所以亲地也。” 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引胡宏之说：“古者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也。《记》曰：‘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矣。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清人秦蕙田则在《五礼通考》云：“土亦是地，而与祭地异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职主载，惟天子得祭之。于地之中，别而为土，职主稼穑以养人，《洪范》‘土爰稼穑’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报。此主谷之祭，所以达乎上下也。”（《五礼通考·卷四十一》“社稷”）
后世文献所谓的单独祭地祇之礼，当早见于《史记·封禅书》所云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禅东巡故事：
除了封禅之外，秦始皇还“祀八神”，这其中包括了天地诸神，乃至于还有传说中的兵神蚩尤，“各用一牢具祠。” 秦始皇“祀八神”故事毕竟只是东巡之中，而《史记·孝武本纪》载史公司马迁之父、西汉太史令司马谈与“祠官”宽舒所议汉武故事，则是明确可见尊地而北郊之“最早”记录：
这是记载汉武帝时亦以泽中圜丘为祭地神之事，而在汾阴立后土祠以与郊雍相对。（《汉书·郊祀志上》亦所记此事与之相同）。按照《汉书·郊祀志》的解释，这个“后土”，就是“泽中方丘也”。 《史记》所载这两则故事，皆言及祭地祇之礼，这是先秦所无见者。
《礼记·礼运》曰：“是故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大一”即“太一”，也作“泰一”、“太乙”、“泰壹”，其本乎战国之时“太一神”的出现。大体来说，太一是当时天文、阴阳、五行等家均认可的宇宙本源神和至上神，《淮南子·天文训》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微宫者，太一之居。”《史记·天官书》：“中官天极星，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也。”《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太一作为“最高神灵主宰”及“礼”的终极源泉出现于儒学经典《礼记》中，正说明战国间儒家学者适时应变、以当时的哲学理论扩充至儒学观念之中。汉武帝在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后，又于元鼎五年立太一畤（泰畤）于甘泉并亲祀之。《汉书·郊祀志上》云：
汉武帝之立太一、后土之祠，从历史上国家礼典的层面来看实则具有重大意义。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使宗周文明散乱无存。秦“雍五畤”之祀上帝，严格来说实际上为先秦时候的诸侯方祀而已。武帝以太一作天、后土为地，尤其后来又经过经学家们的改造，虽然名称有所改变，但从此天地二礼完备，天地之祀更为后世历代王朝国家祀典所继承。但需要明白的是，与宗周礼乐文明相比，究其礼义、仪节、严谨与否等，是不可与周代的郊天礼等量齐观的。特别是其源于谶纬之说的部分，更因之遭到历代礼家的诸多批评。 清初经学家毛奇龄在《郊社禘祫问》中说：
毛氏的观点是“不学之徒谓二郊之名始于周礼，而并周礼亦不学者且谓始于大司乐文。”“天地只分祭并不合祭”，但“天地虽不并祀，而地祇之祭当附见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而社稷山川俱从祀焉，即此是祭地。舍此则别无大地之祭。”在《郊社禘祫问》中，毛氏所论尤详。兹录此说。 钱宾四先生在《<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亦认为：
考察先秦经籍之说，钱先生此说甚确。与“天”相对的单独的祭地之礼于古而无徵，当是随着战国间阴阳学说的兴起而产生的。
从历史上来看，西汉时武帝于汾阴立祀后土，至新莽之时，后土迁至长安北郊，此即后世所云“地祇”。再至东汉，营建北郊，地理群神如山川渎岳等属阴者均按方位各设于北郊方坛之中，此为北郊之礼之来历。这说明，“地祇”之礼，是汉代（东汉）为了和南郊天神相应对而产生的。《史记》和《郊祀志》所述汾阳后土之祀，实际上在汉武之后久而不行。前文祀天章已引宋陈襄[1]所言“由汉历唐千有余年之间，亲行北郊之礼者，仅四帝而已。”宋神宗元丰年间以合祭天地有违古礼，诏令议礼。时名臣陈襄、王存等人驳斥范祖禹、苏东坡合祭之说，坚持南北郊分祀。时枢密院直学士陈襄认为“合祀天地于圜丘为非礼，请依古礼祭地于方泽。”其《南北郊议》云：
宋代朱子赞同陈襄之说，认为南北郊当分祀：
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朱子门人杨复之说：
至明初，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但李善长此议仅仅执行了十年，旋即天地又改作合祭：
有明一代郊祀之礼，从洪武十年直到嘉靖初期皆为天地合祭，嘉靖九年，世宗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改制：
自此以后，天地分祭，遂为嘉靖至有清一代制度。《大明会典·卷八三》“郊祀三”载嘉靖朝祭地祝文：
根据史料来看，后世祭地之礼基本与祭天同，依次为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读祝、亚献、终献、受福胙、彻馔、送神、望瘗、礼成。《明史》中还记载了明洪武二年的郊祀：“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仪并同。惟迎神后瘗毛血，祭毕，奉牲帛祝馔而埋之，与郊天异。”[2]现存北京地坛的皇地祇室，就是明清收藏皇地祇及从祀诸神木主的地方。
在《左传》中，亦可散见祭祀天地之礼。桓公六年，季梁正告随侯云：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又，庄公十年曹刿对鲁庄公：“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又，庄公三十二年史嚚之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古人对祭祀天地极其虔诚，此即敬畏之心使然。同时，“神依人而行”，亦如《左传》中郑子产所云“天道远，人道迩”一样，这种人本观念在整个儒学义理中是极其清晰和一贯的。周公制礼作乐，在中国文化里首次注入“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后经孔子而发皇，其要旨正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以期建设道德礼治为主要目的。上引《左传》之言，正是此义。 [1] 陈襄，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北宋理学家，“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著有《古灵集》二十五卷传世。 [2]《明史·卷四十八》“礼二、郊祀之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