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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参加多了,大家的品位越来越高,每次聚会前,我们总是企盼着能有新人参加,其实这所谓新人并不新而是真正的“老”人,他们是因为忙或其他原因,而未曾参加过聚会的老同学罢了。今天的北大附小同学聚会, 我们要见的不单是一位新人, 还是同学中唯一的一位名人呢！他就是北京国安足球队主教练洪元硕。 名人很忙,应酬太多,自然是要迟来的。今天是我做东, 便招呼同学们边吃甜点, 边开聊了, 餐间里顿时热闹了起来。我和洪元硕关系可谓不一般！在北大燕东园里,他家住26号别墅小楼,我家住25号,我们两人是近邻,北大附小六年同班同学,北大附中初中同年级他是64年三班,我是四班。“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京东城区当工人,工厂离北京工人体育场很近,我又特别喜爱看足球比赛,是每赛必到,门票全由洪元硕提供。不管他这个北京足球队队长上场还是不上场, 开赛之前必到工体场外给我送票! 说也奇怪,洪元硕他们三班几个北大教授之子,全有体育方面的特长,初中还未毕业,就都在体育上崭露头角了,洪元硕的足球、罗俊中的短跑(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志如教授之子)、陈谦的排球(北京大学西语系陈占元教授之子),在海淀区,甚至北京市都小有名气呢! 相比之下,我们四班的几个北大教授子弟,在体育上真是自叹不如！仅仅造就了两个体育爱好者, 还是两个小胖子, 一个是樊胖子即是本人, 一个是周胖子周如苹(北大校长周培源之女)。 在初中时,三班和四班是同时一起上体育课的,教室也相邻,我和周胖子与洪元硕关系比起其他同学要更近一些,当然在聚会的餐间里,座位也得挨着。 不知何时,餐间里突然安静了些,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洪家二少（洪元硕在家排行老二）驾到。我赶紧迎上前去握握手,请他入座。终究是几十年未见了,大家忙着嘘寒问暖，一个主题——洪元硕你是不是当教练累着了,怎么这么瘦呀? 乍一看洪元硕真是瘦得皮包骨头, 其实瘦归瘦, 身体还是满结实的。 虽然都是同学,但终究不如我这个旧邻了解的多。我赶紧出来打圆场儿：“洪元硕,你是越来越像你父亲了,走你父亲的路线啊,和洪伯伯一样的瘦。”见过洪谦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又瘦又高,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知道的还更多,洪伯伯还是身轻如燕呢! 记得一天,洪伯伯出门忘了带钥匙把自己锁在了门外,不巧他的头晕病,恰在此时犯了,头晕得不行！但他有一种药吃了就会缓解, 不幸的是这药他竟未带在身上,也忘在了家里。看洪伯伯难受,我急了,我围着他家转,一个一个窗户的查看,试图从外面撬开一个窗户,想爬进屋内替洪伯伯把药拿出来,我运气还真不错,最后终于在他家的后门附近找到一个忘记扣上的窗!我站在个凳子上,使劲向上一推,窗被我推开了一半,便卡住了。燕东园的别墅大都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上下推拉的窗经常错位,就是在屋内有时也很难推开。我想都没想就往半开的窗里爬。我忘记了自己这个昔日的小胖子己变成了个大胖子是爬不进的。洪伯伯见状忍住头晕, 决定自己一试。只见他用手扒住窗台,右腿向上一蹁,我一看有戏,立刻用双手托住他,住窗内送,我没想到的是1米8身高的他竟如此的轻盈,我只稍稍一托，并没用什么力,他便像燕子一样飞了进去…… 大家对洪元硕的过去和未来都很关心,七嘴八舌地问来问去。还是洪元硕在北大附中足球队的队友“金妞儿” (金启平，男生,因皮肤白像个女孩，而得此号。)提出的问题有些水准：“洪元硕你带领国安队拿了全国冠军,己经功成名就,应该激流勇退!”“噢,这可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看来似有些难言之隐,做个国安的主教练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呀! 终于轮到洪元硕发问了,谁知道他没再谈什么足球,却瞄上了坐我身边的周胖子：“周如苹你爸做过很多好事,我们一家对你父亲是很感激的!”说得周如苹是一头雾水。周如苹的父亲正是北大校长周培源！ “没有你爸,我哥哥就上不了大学,他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洪元硕的哥哥——洪元颐在他自己的专业——建筑电气领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呢!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电气项目的总负责人, 每个电气项目必须要他签字才可运行。 春节时,洪元颐给我讲了个小故事,北京奥运会上有个模拟地球的大球,演员要在上面表演的,由于要承重,又是机械升空,耗电较大。距奥运会开幕式只几天了, 设计人员才发现变压器有可能超负荷, 会因发热而烧毁, 换别的方法, 时间又来不及了, 问题最终摆在了洪总工程师的面前。洪元颐到现场一看,立刻问此球升空时间,得知只有5分钟时,又重新计算了一下,便通知设计人员说,设计通过,他可以签字并负责！因为他的计算结果显示,这变压器在5分钟内是绝不会发热到烧毁的,最后事实证明他的结论是对的。洪元颐讲完了故事,又不无得意地对我说,他手下的工程师很多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的,只有他这个第一把手,早年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 洪元颐能考上北京矿业学院,实属万幸！正如他弟弟所说, 是在周培源伯伯的直接帮助下才得以成功的。 1959年洪元颐高中毕业,他就读的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学101中学,在学校里,他品学兼优,足球也踢得很好,是101中学校足球队的队长!还是他弟弟洪元颐、洪大教练的足球启蒙老师呢!高考时,洪元颐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一定会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的,但《录取信》发下来后,他没被任何学校录取,只得到一封教育部的约谈信。他已有一些同学在约谈时,被告知不录取了,原因多是政审不合格。所谓“政审不合格”,就是父母受到政治上的处分,头上戴着顶帽子,什么“右倾”“右派”,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革命…等等。那时在北京大学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老教授们头上要想没顶帽子都难! 洪谦教授头上也被戴了小小的一顶, 就这小小的一顶帽子, 差点让他的长子与大学失之交臂! 洪教授被强加的帽子叫做“资产阶级白旗”。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做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洪教授也是“拔白旗”的对象,哲学系召开大会对他进行了批判,然后宣布洪谦以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文章,以防止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洪谦教授不懂政治, 委曲地说：“请允许我继续研究哲学!” 要知道哲学就是洪教授的命呀, 离开对哲学的研究, 他真是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了。 此时的革命斗士们全然忘记了, 洪伯伯年轻时在德国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周恩来早年曾在德国宣传革命,做演讲全由洪谦教授翻译。哲学系定洪谦教授为“资产阶级白旗”,做的好事没被记下来,处分却是必定要记入他的档案的,政审时招生办调档上,看到洪元颐父亲有“资产阶级白旗”这顶帽子,当然不能被录取。 招生办约谈的那一天,洪教授见儿子神情紧张,便安慰洪元颐,天真地说：“父亲的问题是不应影响儿子的,我和你一起去招生办与他们谈谈!”父子二人来到教育部招生办,洪教授决定让儿子先上楼看看情况。当洪元颐进入到大楼里面时, 迎面碰上了, 正向楼外走的周培源伯伯, 他一眼就认出了洪元颐,诧异地问：“洪元颐你来这儿有事吗?”洪元颐递上了手中的招生办约谈信,周伯伯一看全明白了。他有个女儿正是洪元颐的同学, 对洪元颐是个好学生, 早有耳闻。洪元颐又说他父亲也来了,想亲自和招生办谈谈,周伯伯了解了洪元颐高考的情况,立刻说事情由他来办,让洪元颐转告洪谦教授有什么情况要反映,可写信给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等消息,说罢便转身又向楼内走去。 不久之后,洪元颐就接到了北京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周培源伯伯时任教育部招生办主任, 但在那个年代去保护一个“资产阶级白旗”教授的儿子, 弄不好自己也会犯政治错误的。但周伯伯却不畏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帮助德才兼备的洪元颐上了大学。最终洪元颐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为国家的建筑电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至今也不知道周伯伯是怎样说服招生办相关人员的,周伯伯在任教育部招生办主任时,坚持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标准,帮助了不少学业优秀、但家庭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学生上了大学,其中甚至还有“右派”的孩子呢! 至于帮助洪谦教授的儿子洪元颐上大学, 周伯伯从未和别人谈过, 连陪伴他一生的小女儿周如苹, 还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才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件事! 【周培源】 周培源（1902.8.28－1993.11.24），生于江苏省宜兴县。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周培源于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八届中央主席，第九届中央名誉主席。 【洪谦】
洪谦(1909.10.21---1992.2.27)，又名洪潜，号瘦石，谱名宝瑜，安徽歙县人，生于福建。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1948年后，历任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被维也纳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罗志如】
罗志如(1901-1991)江津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3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重庆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著有《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学说：凯恩斯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20世纪英国经济》等。 【陈占元】 陈占元（1908—2000），生于广东省南海县。1927年赴法留学，主修哲学，1934年从巴黎大学肄业，回国后从事翻译与出版工作，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一生共有文学译作20余部，1998年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翻译荣誉奖。各时期的代表性译作有：发表在《译文》上的译作《歌德论》等8篇（1934—1937）；《蒙丹尼和批判的教育》（1938）、《悲多汶传》及《马来亚的狂人》（1942）、《论〈若望·克利斯多夫〉》（1951）、《农民》（1957，1979重印）、《高利贷者》（1959，1978重印）、《狄德罗画评选》（1983）、《纪德文集·传记卷·纪德访谈录》（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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