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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清人问鼎中原以后，在很多方面都直接沿袭了明朝制度，但也做了不少修改，觐见皇帝礼仪就是其中之一。清朝把五拜三叩改成了三跪九叩礼，而且要求所有附属国君臣在拜见清朝使臣所带诏书时，也遵守这一礼节。按理说，堂堂天朝上国发话了，附属国只有乖乖执行的份。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有个小国竟然敢跟大清朝叫板，坚持使用明朝时的外交礼仪。而且，这一叫板，就是一百年！  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 五拜三叩，是明太祖简化之后的礼仪。当遣使到附属国时，该国国王必须对着香案、诏书行这一大礼。时间一长，安南干脆把对本国皇帝的觐见之礼，也明确规定为五拜三叩，后来就渐渐变成了“国俗”。这样一来，势必与清朝制定的新礼仪产生冲突。 双方第一次发生礼仪之争，是在康熙六年（1667年）。清朝以内国史院侍讲学士程芳朝为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册封安南国王。清朝使臣与安南朝廷定于三月十六日行接诏、颁诏礼，要求安南方面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安南方面提出异议。双方通过书信你来我往，争执三次之后，安南方面干脆不理这茬，直接在接诏时行了五拜三叩之礼。 双方第二次发生礼仪之争，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李仙根等因高平之事出使安南，安南方面同样提出行旧礼要求。没想到，这次清使很强硬，说：“三跪九叩头乃本朝议制，尔国既为大清之臣，安敢违越。”意思就是，没你说话的份，听话，乖哈！没法子，安南国王黎维禧只得遵守。行礼时，黎国王说自己不会，清朝副使就过来教他，结果国王侍卫马上拔出刀来，双方剑拔弩张。这时，李仙根笑着说：“何胆怯，乃尔连叩头即是矣。”黎国王只得乖乖行礼。  双方第三次发生礼仪之争，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璨等前往安南谕祭前王并册封新王，安南方面再次以“不熟悉清朝礼仪”为由，提出遵照自己国俗。清使回文：“天朝制度，薄海内外，无不遵行，尔国既归命天朝，请封祭，自应恪遵以光大典，何得渎?”这次，安南方面迟迟不肯行礼，搞得清朝使臣十分恼火，严厉斥责。最后，还是遵照三跪九叩之礼。 双方第四次发生礼仪之争，是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派内阁中书邓廷喆、成文等册封安南国王，安南方面又提出行五拜三叩的“国礼”，“以便演习”，双方“辨复数回”，清使“勉从之”。虽然邓廷喆勉强同意了，但为了避免回国后产生麻烦，所以在公文报告中说安南行的是三跪九叩礼。 此后，只要清朝派出使臣，安南方面必定提出遵照“国俗”行五拜三叩之礼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清廷并没有采取高压态度，而是默许使臣自主灵活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遣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出使安南，解决边界争端，双方再次产生争执。这次通过书信辩驳了好久，安南方面给出各种理由，清使则拿琉球等附属国为例对安南加以劝服，争论内容甚至上升到儒学高度。 这次之后，双方都不厌其烦（前面之所以列出几次争论，为的就是让大家感受这种厌烦）。随后，安南国王正式向清朝提出“明定拜诏礼”，希望清廷同意他们按照国俗行礼，即五拜三叩。然而，清廷并没有给出答复。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当时，清朝遣德保、顾汝修为正副使，册封安南国王。安南方面再次提出礼仪问题，遭到清使拒绝，最终行三跪九叩礼。第二年三月，广西巡抚熊学鹏将德、顾使团与安南来往文书备录上交。其中有一封副使顾汝修单衔（即单独署名）斥责安南国王的书信，书信中斥责安南不愿遵行天朝之礼，又说，该国筑馆旷野，多陈兵卫，是要“蔽人之明，塞人之聪”，还说安南要加害于二使，看到安南接待时街衢立有大象，也以为是安南为加害二人的特殊安排等。据正使德保说，他曾经加以劝阻，顾汝修不听，并单衔副之。乾隆读完文书后，认为顾汝修的行为太过小气，不能体现天朝的宽容，传令吏部“严加议处”，最终把顾汝修革了职，把德保也降了三级。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乾隆帝担心顾汝修“或自许为不辱君命，欲将此稿夸耀入集，则不可付之不问也”。因此，他又要求“顾汝修如将此付梓，可备录此谕及硃批，一并刊刻，俾寓目者皆知别白。倘敢私自单行，异日发觉，朕必重治其罪，用昭欺世盗名之戒。”意思就是说，乾隆担心顾汝修著书时为自己辩驳，会影响到皇帝声誉，所以规定，顾汝修以后如果出书，必须把皇帝上谕和朱批内容一起刊刻。 由于这次双方争执闹得动静比较大，乾隆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于是“著传谕礼部存记，嗣后遇有安南册封等事，即将应行典礼，并雍正六年及此次业已两次遵行三跪九叩首之处，告之派出之正副使，令其永远遵循，无愆仪节”。同时，乾隆又让礼部传谕安南国王，“俾知永遵三跪九叩之仪，毋再陨越”，并令“俟该国王谢恩使回之便，令其携往，礼部详悉行文该国王知之。”乾隆帝既收回了使臣在礼仪问题上的权力，又强硬地迫使安南遵守三跪九叩之礼，可谓双管齐下。 至此，这场延续上百年、历经三代清帝的礼仪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其实，清朝之所以略微“放纵”安南，是因为，只要安南是忠诚的，那么礼仪问题就是细枝末节。乾隆曾说：“若既恭顺将事，则一切无关紧要体式，并可无庸介意。”只不过，清廷最后实在烦透了，才以宗主国身份强行对此作出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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