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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穷人只不过是福利游戏的启动引子

 wgs9007 2016-12-25

 
 


廖伟棠:穷人只不过是福利游戏的启动引子 


犬儒主义者说: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是左翼那他就是没良心,一个人30岁之后还是左翼则是没有大脑的笨蛋。

80岁了的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就是这么一个老“笨蛋”,电影界像他那么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左翼议题、关注底层权益的导演,屈指可数,他以他的电影证明了良心并不取决于青春的激情,也能与老人的睿智同在。

肯洛奇的新电影《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夺得今年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评论界反应极端——尤其是在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小清新网站上,某些自命不凡的青年“影评人”纷纷给予负评,讥讽老左翼的入世,并哀叹金棕榈已死。

这也算是一部左翼电影在今天的正常宿命了。

然而这部电影的成熟之处正在于它超越传统左翼电影的黑白分明。艺术创作中的人性论与阶级论,存在寓言与意识形态宣言,总是不能决然分清的——《我是布莱克》选择了让这些成分在一部张力饱满的现实主义叙事片里并存,既是导演的艺术经验老道,也是他对人世的体验浸淫得深的结果。这种智慧也许开始时与左翼的批判精神有关,收结处却关乎对存在价值的论证。

《我是布莱克》的故事以平凡承载巨大的悲剧,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一部卡夫卡《审判》的当代版本,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更刻骨的一部《老人与海》。事实上,这位身陷困境还想着帮人的老木匠丹尼尔·布莱克,用北岛的诗形容的话,就这一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就像他的遗书所宣称的:“我,一个公民,不比谁更高贵,也不比谁低贱。”

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汉子,在一种貌似高级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中,陷入了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的境地:鳏夫布莱克,无儿无女,一辈子靠双手干活生存,晚年发现心脏有病而不能工作。政府派来的“专业医疗人士”狡猾地证明他尚有工作能力,导致他的残疾救济金被取消,在申请上诉期间他身无分文只能申请待业救济。但后者需要不断去找工作,每次他找到工作又不得不因为需要上诉证明自己不能工作而推却,结果又导致待业救济金的失去,在重重困境中,布莱克愤而反抗,郁郁而卒。

一个一直遵循规矩的人,最终被规矩耍得团团转,只能求助原来他眼中破坏规矩的人——布莱克的邻居黑人小哥“China”。“China”因为在广州混过而得名,他倒卖来自中国的水货球鞋赚钱,颇为布莱克不屑。“China”也痛恨英国政府虚伪的福利制度,但他懂电脑,帮布莱克填妥了繁复的救济申请表格——帮他在“法的门前”推近了一步。

是的,卡夫卡渊深的“法的门前”,推近一步可以说无补于事。那个著名的寓言中,来法院办事的乡下人不得其门而入,临终前目睹守门人把门关上,他问为何一直没有他人从此门进入,守门人说此门本来就是为你而设,如今也要为你而关。

布莱克让我们体验到这样一道门就在每个人身边,福利制度的苛刻和繁琐确保了维护它的一套官僚的生存,换言之是官僚比穷人更需要福利制度,穷人只不过是这套游戏的启动引子而已。

在法的门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遵从游戏规则而苟延残喘,要么挺身一击换取尊严。善于寻找缝隙生存的黑人和福利机构的某个善良职员,只不过是前者的润滑剂,善良的职员忧心忡忡地劝布莱克忍耐苛刻的审核,否则“我见过多少像你一样的好人,因为不配合而最终沦落街头”。——所有的不改变都是因为被压迫者习惯了忍耐,就像雾霾的继续存在有赖于吸霾者习惯了口罩一样,电影里的西方福利制度,不过是一个更为精美的口罩而已。

但是布莱克最终维护了尊严,作为一个人而死去,不只是因为他选择了挺身一击在福利大楼墙上涂鸦控诉这样一种左翼激进行为,还在于他一直坚守自己身为公民所秉持的原则:以人性而不是以规矩为准绳去帮助他人。

正是对同样被法的大门无理推拒的单亲妈妈凯蒂一家的帮助,让布莱克确认了自身的价值,而不是那些各种部门的表格。凯蒂一家后来也帮助布莱克,这既是朴素的无政府互助论的投射,也是对尊严的学习。

悲壮的是这一次老人与海的搏斗之中死去的是老人,即便他没有失败。布莱克与凯蒂的小儿子的一段对话发人深省:“你猜死于掉下来的椰子的人多,还是死于鲨鱼的人多?”小朋友想了好几天,直觉地给出了正确答案:“死于椰子的多。”

遇见鲨鱼,这位老人尚可以搏斗,但像命运一样不可测的从天而降的椰子砸下来,你就只能认命。椰子如此平凡又如此致命,就像布莱克死前凝视的那些面目如一的官僚一样,他无奈地顿悟:“我难以置信,就是这些人在决定那么多人的生死。”

从社会批判意识而来,到全世界普遍的人类困境而终,编剧并没有刻意上纲上线,那样一种从容发力的电影久违了,这是戛纳赞赏它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当然是欧洲普遍的价值危机、信奉已久的机制“礼崩乐坏”之时,这部电影有如一面准确的镜子予以反映。

即使有文以载道的倾向,电影也没有放过本身作为艺术对每一细节的打磨,最令人惊叹的是电影里每一个角色都既是自己又是象征,就像那个咆哮着“It's Truth!”的履历培训师,他既是反讽的符号也是愤怒的间接投射者。

 

廖伟棠,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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