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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和内敛是中国人身上的标签，但是自古以来，在“军事演习”和“阅兵”这些事情上，却是非常的直接和霸气。 一年前的“9.3大阅兵”至今令人荡气回肠，今天则是要来说说七百年前的元人“大阅兵”，准确的说应该是“军事演习”，这个草原民族留下的“简单、直接、粗暴”的个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元人秋猎图 设色绢本 手卷 59×1240cm 从1271年忽必烈登上皇位那天开始，到1368年元惠宗北逃，元朝仅仅存在了百余年的时间，今天的我们已然是不可能通过时光机再回到元朝，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乾隆皇帝，是他精心保存这张历史巨制《元人秋猎图》，才能再现这个短暂朝代的军事、宫廷辉煌。 今天，我们在这幅将近13米长的《元人秋猎图》上看到的士兵、战马、猎狗、女兵、皇帝、小王子等等，都是“军事演习”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其中的“女兵”，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有图象可考和记载的第一支娘子军。 在保利华谊上海首拍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第一次看到这幅长卷，有点摸不着头脑，虽然是一幅纪实的画卷，但是一眼看过去，似乎没有完整的主题，有皇帝出游、孩童嬉闹、士兵围猎、女人休闲、喂养家禽、斗鹌鹑等，其中大概有700多个人，人物的身份更是不一，既有皇家的威严，也有普通百姓的惬意，其中更多的是士兵的整齐划一，洋洋洒洒的，这么多人出现在一个画面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结构或是安排? 按照这幅长卷上的安排，人物是其中的核心，青绿山水是配合人物关系以及各个段落的安排。
画面的第一核心人物：着红袍的皇帝（汗王） “根据情节可以将全画分为三段结构，起首第一段描绘行营大帐的情景，众人在做出猎的准备;第二段画面以少年猎鹿为中心，人物突出而醒目;第三段画面表现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情节丰富，气氛热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聂崇正写到。
众将士捕虎图 从右向左展看完《元人秋猎图》手卷，可能有许多读画者仍然理不出头绪：这幅作品在山间描绘了如此多的人物，再现了如此复杂、又互不相干的场景、它到底画的什么内容呢? 想解开这一谜题，可以把传统的手卷形式从里向外展看一遍，即由左向右连起画面内容，整幅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就会变得十分清晰，而画作的主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本卷绘画描绘了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一位来自北方宫廷的皇帝(汗王)，率领着大小皇子、公主、诸多妃嫔以及大将、武士、侍卫、官兵、宫人、仆役等各色人等，前往深山行围打猎的场景。
画面的第二核心人物：着蓝褂的逐鹿小王子 手卷真实的场景顺序应该为：画卷前部，由一队队、一组组官兵、武士形成集体行围、狩猎的画面，他们猎捕众多虎、豹、狼、兔、狍、鹿、鸟、禽以待献上;狩猎场景之后，由几位大将统率羽林军、仪仗队列先后组成御前先导阵营;画卷中部，是皇帝(汗王)为首的中央御营，包括皇太子、皇幼子、后妃、公主和大批佩带弓矢、仪刀的御前侍卫、亲随侍卫、宫人女官，他们骑马而行，各有位置，另有一些乘舆、骆驼相继从进;在御营后面，则是刚刚休憩使用的驻跸大营，御幄、营帐尚未拆除，还有几位侍者在困顿小憩;画卷最后部分，为运输各种辎重、提供马匹和牛羊的侍从官兵以及各类仆役。
画面中的畜牧景象 不管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三部分画面段落分明，衔接非常的自然。 至于画面的核心，肯定是那位一身红袍骑着白马并且有黄伞盖遮护的皇帝(汗王)，右手执鞭，正在回头和身后的侍卫说话。第二核心人员是一个身穿蓝褂骑花马的少年男子，正在追逐一头鹿，在中国古语中，“逐鹿中原”可不是简单的一个画面，是象征着霸权地位的，那这两位究竟什么关系?或者是为这幅长卷的断代提供了哪些证据?下文自有揭晓。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一幅长卷，仅仅是为了记录这一次围猎吗？ 在故宫博物馆前副院长杨新看来，虽然这幅长卷为《元人秋猎图》，但是画面中最多的是将士，特别是其中有很多披甲战马，这在一般的狩猎中是用不着的，所以实际上是军事演习，借以试探人心，宣扬军威。好好的一次秋猎，按说应该是在一片吃吃喝喝的热闹中进行，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将士集会，显然不是简单的秋猎，尤其是画面中一众将士围捕两只老虎的画面，更是凸显了将士们的士气。
画面的军乐队形象
军队形象 再来仔细数一数画面中的古兵器，各式各样的古兵器有20多种，长枪、腰刀、弓箭、钩镰枪、钢叉、狼筅、蛇矛枪、剑、戟、金瓜锤、斧、铲、铳、鸟铳等，电视画面的套路中，皇家围猎不应该仅仅是马、弓箭就可以了吗?画面中这些奇奇怪怪的兵器，在中国传统画面中还真是不常见。 更加难得的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一核心人物皇帝(汗王)的身后，还有皇后一起出来狩猎的画面，皇后怀抱着婴儿，其前后侍卫竟然是娘子军!这些女兵所手持的也不是什么伞盖之类的东西，她们也是骑马挎箭的形象。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图可查的女兵形象 “在中国早期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女兵的形象，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些宫女闹着玩的，虽然也有女皇、女军事指挥官，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南北朝时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是化妆成男人，可见当时不征招女兵自古受儒家思想影响，女子不出闺门，只在家干活，男女之间，有条鸿沟，所谓授受不亲。而在此处，妇女大大方方地承担着任务，女兵们与男兵们并驾齐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色。”杨新说到。 这个方队的分工显然是和其他的妇女形象和职责不同的，其他的女仆有的正在裁剪缝补衣服，或者是带看小孩，有的是在负责向将士们发放物品，有的是在烧水，总之都是在从事常规意义上的女性分工的工作，这和前面说到的女兵职责是完全不同的，这在中国古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幅长卷虽然描绘的是元人秋猎，但是真实的创作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元？明？清？
教你如何科学的搭帐篷 仔细看来，这幅长卷非常有意思，比如多种打猎的方法，猎狗追、士兵围捕等等，简直就是一部教你如何打猎的画画版的百科全书，甚至还教你怎么样科学的搭帐篷。 但是在研究学者看来，这中间的细节都成为这幅长卷断代的重要依据。 当然，表面上我们知道这幅长卷是迄今发现，经清宫廷帝室的收藏，尺幅最大的一部描写少数民族狩猎的绘画，并且著录在《石渠宝笈》续编中，并且钤有乾隆、嘉庆、宣统三代皇帝的御览之宝印，并且在乾隆朝鉴定时，将这幅长卷确定为《元人秋猎图》，但其实到现在，关于这幅长卷的创作年代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元？画面中很明显的表现的是数百位少数民族人员的衣着服饰以及礼制。 在这幅写实长卷的数百位人物中，他们戴用的冠帽，穿着的袍服，以及使用的鞍马、蒙古包营帐、弓箭、骆驼等等，均反映出北方游猎民族的宫廷文化气息。认为这幅画卷是元画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乾隆帝的定语以及画卷中的“元人秋猎图”，这是由清朝著录演变而来的结论。
元人形象的人物在斗鹌鹑的画面 “后世沿袭此观点者，甚至将画中描绘的皇帝(汗王)推定为元世祖忽必烈或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但如果仔细推敲起来，乾隆朝的著录和手卷题签仍有不确定性，即它仅仅是说“元人秋猎”，而并非是说“元人所画”。因此它既可能是明人所画“元人秋猎”，也有可能是清人所画“元人秋猎。”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说到。
刘贯道所画的《元世祖出猎图》中的相似布局 另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着一幅元朝画家刘贯道创作的《元世祖出猎图》轴，描绘了元世祖忽必烈在后妃、侍卫、武士陪伴下，于旷野狩猎的场景。画中的忽必烈及随从的人物形象和而这些人物形象在《元人秋猎图》画卷中有十分相似的再现。在《元人秋猎图》手卷前部，仔细刻画了一组驻足射猎的宫廷贵族，所绘七人的动作、姿态均与《元世祖出猎图》相同，只是个别人物形象有所改绘。因此，《元人秋猎图》如果不是元人所作，那就应该是之后宫廷画家参考仿临元代刘贯道的原画。 明？大烟和古兵器成为重要的依据，但问题又来了，明代画家为什么要画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画？明明已经取代了元代，为什么还要画这么一个表现元人威风的画？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曾经认为这幅长卷中有明代画家仇英的影子。
手持烟管的形象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古代书画研究者从很多细节中试图证实这幅长卷为明人所画。其中，在其中的两个画面中出现了吸烟者，一处是在帐篷内，有一个妇女正在持管吸烟，还有一处是一个矮小的奴仆正在把烟管递给一个老者。杨新认为，按一般常识，烟叶原产于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传向欧洲的。中国人种植淤草和有吸烟者，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 上文中我们刚刚说到的古兵器也成为重要的依据，在长卷的20多种古兵器中，出现了18只双眼铳，聂崇正认为，和《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中元代蒙古军的兵器相对比，长卷中的元代兵器样式并不多，尤其是其中的18只双眼铳，这种兵器是在明正统年间才出现的。 如果是明人画的，为什么会表现元人的威风，就成为未解之谜了。 清？满眼的“红缨帽”就是妥妥的满族官制和风俗。 在李理看来，这幅长卷是清代人所画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扑面而来的是丰富的清人气息，诸如画中众多人物的冠帽、服装、髪式，男女吸烟习俗甚至侍卫官兵前导扈从、行围骑射、安营设帐、运输放牧等方式，均与清朝宫廷有许多相像之处。如果抛开其他已知的相关因素，仅仅从画卷描绘内容来看，满眼的“红缨帽”(清朝规定官制冠帽均以红缨穗覆顶，而元朝皇帝、大臣、侍卫冠帽多为白顶、红里)，不仅体现着满洲风俗，也是元、明两朝宫廷制度中根本没有的。”李理认为。
海东青画面：满族最高图腾的象征 而另外一个画面中，也出现了满族最高图腾的象征——海东青(中文名鹧应)，两位侍者肩抬着一只海东青，画面中的这只海东青雄赳赳，颇有雄者之风，这只“万鹰之神”仿佛受到众人的仰视。 至此，这件佚名宫廷画家所作的长卷，被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明末清初所画，虽然表现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盛事，但是其中也不乏汉人的身影，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幅表现民族大融合的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 而且，应该可以肯定的是，这幅被溥仪赏给溥杰的巨制，自从被偷偷带出紫禁城之后，几经辗转，到今天出现在世人面前，实为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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