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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京师，明末帝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成了京城的新主人。 进京之前，李自成的重要谋士牛金星和李岩就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须约束士兵，不得再像以往那样攻下城池后纵兵抢掠。 对此，李自成欣然同意，并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 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 这倒不是李自成食言自肥，而是他的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于明清鼎故的大变革历史而言，这种性质也决定了李自成只能是一个旧时代的摧毁者，却不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 他有能力摧毁一个旧时代，却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 2、事情得从两千年间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点说起。不论陈胜吴广还是赤眉绿林，抑或张角、黄巢，直至后来的王小波李顺和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身处不同时代的农民领袖所率领的农民军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庶几也是朝廷给予他们一个蔑称的重要原因，这个蔑称就是：流寇。 政府的蔑称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农民军大抵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他们感兴趣的是冲州闯府，过五关斩六将式地纵横天下，却几乎没有考虑——或是即便考虑了但也没有有效地实施过——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进一步建设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一言以蔽之，支撑这些农民军纵横天下的物质基础，不是依靠他们的生产，甚至也不是他们占领区内的赋税，而是源源不断的掠夺。 打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农民军有时候像蝗虫，它们从远处匆匆飞过来，肆无忌惮地吃光了所有能吃的叶子，然后又匆匆飞向另一个地方，寻找其他可供食用的叶子。 一支规模不是太大、还在全国各地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不靠生产，不靠赋税，只靠攻城掠地后的缴获来作给养，似乎还有可行之处。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李自成要屡次攻打城高墙厚的开封，那是因为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的富庶吸引了他。 但当李自成军队已经打下京师北京，从名义上讲完全推翻了明王朝，并打算建立中央政府，确立对全国的统治时，再依靠这种缴获来供养一支庞大的队伍和一个打算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显然远远不够。 数十万大军蜂拥至北京，原本就必须依靠漕运从江南运送大量物资才能维持局面的北京，这时的供应真是雪上加霜：一方面是需要供养的人员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漕运的中断。 很快，李自成这支大军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困境。即便是他最为器重的老营，也出现了“给老本米止数斛，马豆日数升，众颇怨之。老本者，闯号老营为老本也”。 在全军上下粮饷难以为继的窘境下，李自成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把目光盯住了一个这时候显得如此富有却又如此不合时宜的群体，那就是曾经多次被崇祯怒斥为个个该杀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 这样，甲申年最精彩也最荒唐的拷掠百官的闹剧上演了。 3、《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以一个小细节解释了李自成为何对故明官员百般拷掠和杀戮。 故事说，李自成抓获崇祯的太子后，和他有一番对话。太子回答了李自成的问题后向李提出： 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百姓。接着又预言说，“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 第二天，果然有一千三百余名故明政府官员前来朝贺逼死了他们君父的“流贼”李自成。面对黑压压磕头如仪的故明官员，李自成不由一声叹息：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于是始动杀戮之念”。 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也符合李自成草莽英雄见不得不仁不义之人的性格，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前面说过的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几十万大军要吃饭，李自成这个当家人必须给他的兄弟们找一条出路。更何况，既然天下都已经打下来了，难道不该让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充分享受一把吗？ 4、李自成于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入城，四天后的二十三日，故明政府官员四千余人进宫朝见李自成，这些前往朝见者，少数是被强迫的，多数是欣然前往、企图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牛金星从这四千余人中选出了九十二个，打算录用进新政权。 这九十二名幸运者由东华门出来，被送往大顺政权的组织部——吏政府。余下的四千余人，由西华门押出。官员们战战栗栗地排成几条长队，从宫里鱼贯而出，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农民军士兵，雪亮的刀剑全都抽出了刀鞘。这些官员被押出宫后，分别送到了刘宗敏和李过的官邸中关押起来。 也就在同一天，李自成发布了一道对明政府官员们来说杀机顿现的诏书。这道诏书中，李自成认为殉国的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反倒是明朝的臣子们大多是贪官污吏，一个个结党营私，从不对国家尽忠，“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尽”。 意思是说，这些官员们勾搭成奸，朝廷的威严都被他们一天天地破坏掉了，对宗绅富户巧取豪夺，民间的财富都被他们搜刮个精光。 既然官员们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替天行道的农民军自然有最为正当的权利要求他们吐出来。何种级别的官员该吐多少银两，大顺政权也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规定： 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一万，部属以下各以千计。 这些被押为人质的官员，如果识相地认捐，就由士兵押往其家，付清银两后可获自由，若有一言分辩或是讨价还价，或是表示无力交纳的，统统施以夹棍。 5、夹棍由三根等长的木棍组成，明清时俗称“三木”，一端用铁条固定，另一端用绳索串连，用刑时把夹棍竖放在地上，再把犯人的两条小腿夹在里面，施刑者向两边拉绳，夹棍收紧，犯人被夹，疼入骨髓。夹棍有长短不等的型号，愈是短的，夹人愈疼，腿骨被夹断的事时有发生。这些昔日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明王朝中高级官员们，除了极少数人如愿以偿地在新政权谋得一职外，绝大多数都被送往刘宗敏和李过等人的府邸品尝夹棍的滋味。 官至大学士的魏藻德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人生将会以夹棍收场。他的如意算盘是如何在新政权继续高官任做，骏马任骑，但没想到却被新政权投进了大牢。他从窗缝里对看守高喊：如果要用我，不管如何用都行，把我关起来做啥？ 按规定，他要交纳的银子是十万两，但他只交出了一万两，被农民军严刑拷打。农民军用夹棍夹住这位前朝红人，刘宗敏责问他，你位居首辅，为什么造成天下大乱？ 魏藻德说，我本是书生，不谙政事，加上先帝无道，所以才弄得不可收拾。 刘宗敏怒骂：你以书生考中状元，不到三年就升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污蔑他无道？ 刘宗敏的怒骂，隐约让人感觉到，这位大顺农民军的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李自成一样，对崇祯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情和认可。 等到刘宗敏离开的间隙，魏藻德向刘宗敏手下的王旗鼓讨好，说愿意把女儿嫁给王旗鼓。王旗鼓想必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对魏藻德此举实在鄙视之极，一边骂，一边用脚踢。 此后，对魏藻德的拷掠更加厉害，五个昼夜下来，夹棍竟然夹破了魏的脑袋。魏死后，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起来追赃。看样子这位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好的高级昏官真的没有多少银子，他儿子表示，如果魏藻德不死，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贷，现在根本没办法了。话音刚落，就被农民军挥刀砍杀。 6、可以想象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当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旦能够对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高级官员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从他们内心升起的，不仅是追索到钱粮后的喜悦，更有一种轮回报复的快感。与这种快感相伴的，是进一步的野蛮和血腥。 农民军攻下京师时，大约有数以百计的皇亲国戚和勋臣自尽，他们遗留下来的财富被充作军饷，他们遗留下来的妻女，则一律不拘老少，编成名册后分配给农民军一般将校。 那些分到年轻美丽女子的，往往喜出望外，抱之马上，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向战友们夸耀；分到丑陋或老年女子的，只好垂头丧气，自怨运气不好。 李自成围北京时，襄城伯李国桢被委以守城重任。城破后，李被活捉。李自成斥责他说，你受崇祯重任，崇祯对你的恩宠远远高于其他官员，你既不能坚守，又不能死节，你他妈到底想做啥？ 李国桢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李自成大骂：误国贼，你还想求生吗？ 骂毕，送往刘宗敏府中，几天后也死于追索银两的拷打。李的妻子也被农民军抓获，这个可怜的女子被剥光了衣服，一个农民军士兵把她赤身裸体地抱到马上，一边纵马狂奔，一边高呼：看啊，这就是襄城伯李国桢的老婆！ 嘉定伯周奎是崇祯的岳父，崇祯自尽前曾让儿子们前往外祖父府中躲藏。但周奎对太子的呼喊无动于衷，根本不开门。同样是这位国丈，当崇祯号召高级官员们为国募捐时，他却百般推辞。 前往周府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哭着劝了半天，周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徐愤然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 事情果如徐太监所料，一个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财，一个月后都在夹棍的威胁下送进了农民军大营。从周家抄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而一个月前，他捐给国家的是区区数千两。 7、考察历史的诸多细节，我们可以断言，农民军在对业已被推翻的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们拷掠和侮辱时，一定带着某种难以言状的扬眉吐气之感。 然而，治理国家需要的不是匹夫式的快意恩仇，而是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高瞻远瞩。可惜，具有这种高瞻远瞩水平的人，大顺军里几乎没有，或者说，即便有，也没有能力让大顺军这列已经严重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回到轨道上来。 李岩和宋献策是大顺军中不多的两个对拷掠百官持谨慎反对态度的人。 李岩是武职，刘宗敏给他分配了必须拷掠出的银两数。对此，李岩不愿意像刘宗敏等人那样严刑峻法，由于追索到的银两较少，不得不用自己的家产来充数。 宋献策是文官，是谋士，向主公进谏是他应尽的职责，他很委婉地用天象示警告诫李自成：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依照古代中国的传统，一个哪怕混世魔王性质的造反者，尽管敢于推翻政府，但对高高在上的苍天，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敬畏。 对宋献策的劝谏，李自成此后要求刘宗敏：“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 李自成对刘宗敏说这番话时，其背景是李前往刘的府第，看到宽大的院子里用夹棍夹了数百名官员，有的在有气无力地哀号，有的则连哀号的力气也没有了。其情其景，惨不可状。 对李自成的命令，刘宗敏当然遵守，他下令把勋臣和皇亲国戚从府中押出，拘禁在民舍中，至于其他的普通官员则全部释放。 然而，此时已经晚了。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灾难的渊薮就已横空出世。 如果令人闻风丧胆的夹棍只是针对魏藻德、李国桢和周奎这样的误国高官贵戚，农民军的拷掠行动未必就不能被当时的百姓和后来的史家理解。 但问题的关键是，拷掠行动一旦开始，到底该拷掠到何时、拷掠到何种范围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就是拷掠扩大化和最终的无法收场。 可以这么断言，当拷掠的对象从明王朝高级官员扩大到民间的富户甚至普通人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就走上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之路。 以貌似正义之举的拷掠百官为开端，大顺农民军这支刚进城时秋毫无犯、曾令京师吏民不胜欢欣的队伍很快就裂变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嗜血狂。他们抢掠、拷打的对象，很快从高级官员扩大到一般富户，再进一步扩大到了寻常百姓。 8、甲申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武英殿登基即位，接受百官朝贺，并追尊他的七代祖先为帝后。 次日凌晨，这位真正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的草莽英雄撤离北京。由于军队人数众多，一直到次日午时，大队人马方才基本退出北京。退出北京前，按照中国历史上的失败者们不成文的先例，这支军队也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放了火。 仅仅在撤离北京八个月之后，李自成不得不再一次下令撤退。这一次，他是从自己的桑梓之地西安撤退。就像八个月前的北京大撤退一样，这一次撤退也是抢劫之后的突然行动。从京城抢劫而来的大量财富，再加上在西安抢劫的大量财富统统被呼三喝四的士兵运走。 这一次，大顺军的目的地是湖北——非常巧合，李自成的败退之路好像是他胜利之路的一次回溯，胜利之时，他的线路是武昌—西安—北京，败退之时，他的线路则成了北京—西安—武昌。 没有人知道败退途中这位草莽英雄有过怎样的感慨，他好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在乘坐时光列车，缓慢而又清晰地一一抵达从前的前尘旧事。至于这前尘旧事在他心里激起的是伤感还是追悔，我们永远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李自成的最后归宿和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一群农民纠结在了一起。那是1645年五月，此时，已经从北京一路经河北、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再进入湖北的李自成手下还有数万人马，但这数万人马既缺少粮草之类的后勤保障，更缺少当初挥师北上时人人奋进的军心。 五月的一天，李自成留下侄儿李过守卫大本营，自带二十余名亲兵到九宫山侦察敌情，不想，就是这次以往曾目为寻常的侦察使李自成陷入了绝境——他不幸进入了当地农民武装的包围圈。 当时，多年来遭受战争之苦的农民们聚众筑堡，以图自保，他们看到李自成人马少，于是出堡攻击，李自成所率人马大多陷于泥淖中，李自成脑部被农民们的锄头击中，当即死亡。 农民们剥下李自成的战袍，发现他身上赫然穿着龙袍，还系了一枚金印，再细看尸体，一只眼睛是瞎的——正是传说中的大顺皇帝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军领袖，他的最终结局竟然是被另一群农民糊里糊涂地干掉，这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故事。 但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它既不用来说明人生的偶然，也不用来说明世事的无常，它惟一可以用来说明的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皆有可能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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