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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 ——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 汪篯 在姚崇用事期间，匡赞玄宗的大臣，如刘幽求、张说之流，都相继被贬逐流窜。这主要的原因，较为明显地，是为了要使玄宗的皇位更加安定。但是，在骨子里面，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相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是否已有一种自觉，现在无从知道，可是这种冲突，却一定是存在着的。 我们先看狄仁杰、五王（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袁恕己）、姚崇一班人的出身和行迹。 姚崇本来是奉中宗复辟的五王的与党，五王又多半得过狄仁杰的推荐。若我们对这班人的出身和行迹加以分析，便可以知道他们都不以文学知名，反过来，却全都长于吏务，而把文士看作是龌龊不足道的。 狄仁杰狄仁杰出身于明经擢第，在高宗仪凤年间做到大理丞。在他任这职务的一年中间，一共断了一万七千人的滞狱，而结果没有一个人称冤上诉。后来，他曾做过宁州刺史。宁州属关内道，是戎夏杂处的地方，可是狄仁杰抚慰得很完善，他能使戎夏和平地相处，而对他都很满意，为了感戴他的德政，郡人特地为他勒碑歌颂。奉命巡察陇右的郭翰，是一个严峻的御史，所到之处都要有所按劾，可是他到宁州境内的时候，听到耆老赞美的声音，于是便宣布不在此地多留，而把狄仁杰的善政报告给政府。这样，狄仁杰就被征到京师，升了官，做到冬官侍郎。他在做豫州刺史的时候，也同样得到民众的拥戴，种种善政，居然在过了好多年以后，还能留在武则天的记忆里[1]。这些事实在在都足以证明他特别长于吏治，相反地，我们却从没有见过称赞他擅长文词的记载。 张柬之 张柬之是从进士擢第出身的，在永昌元年，他又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得登甲科，为天下第一，大概颇能文词。可是，他并不以此著名，在狄仁杰把他推荐给武则天的时候，其中有数语颇耐寻味： 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略）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 遂迁秋官侍郎。可见他和专以文学词章见用的苏、李一流，确实不属于一类。但秋官侍郎虽是朝廷要职，仍然不是宰相，他做宰相，是直接得到姚崇的协助，姚崇所言亦与狄仁杰语相似： 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2] 可见他之进用，乃是由于吏道，而不是由于文才。 桓彦范 桓彦范的出身不由科第，而由门荫。他也是受知于狄仁杰的一个，仁杰很称赞他的“才识”[3]。这所谓“才识”，显明地是指识见，而决不是指文才。 敬 晖 敬晖是由明经出身的，在他做东都副留守时，“以清干著闻”[4]。可见他也是讲求吏干的人。 崔玄暐 崔玄暐也是以明经擢第的。他在少时颇留心于诗赋，可是到了晚年，以为文词非己所长，就不复在这上面用功夫，而专心致力于经籍训注。那么，词采文藻也和他没有多大缘分，是可以想见的了[5]。 姚 崇 姚崇虽然也应过词科，但他最初却以门荫做过挽郎。他之特别为武则天所赏识超擢，即由于吏道敏捷。在开元初年用事之际，亦特以明于吏道见称[6]。可见，他虽然也以文华著名[7]，但却不以此见重。 而在另一方面，拥戴玄宗的，也就是在开元初年被斥逐的一班大臣，却多数特别以文学见长。例如： 刘幽求 刘幽求出身于久视元年的经邦科。在平韦后之乱的一夜当中，他草了一百多道制敕，可见他的文学素养之深。所以在太平公主被诛以后，玄宗召用他做宰相的制诏里，就特别称扬他的文才学问： 刘幽求风云玄感，川岳粹灵，学综九流，文穷三变。[8] 郭元振 郭元振是由进士出身的。在他任通泉尉的时期，行为颇不检点，武后便召他来诘问。在谈话当中，武后发现了他的奇特，于是就要他的文章看。其中有《古剑歌》一篇，大得武后的称赞[9]。
张 说 张说是唐代有数的文豪，是玄宗时文人的领袖。武后垂拱四年，他应词标文苑科的考试。这次武则天破天荒亲自临试，投考的人来得特别多，在将近万人的竞赛之下，他被取录为第一名。武后非常高兴，除任命他做太子校书郎外，还命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10]。 魏知古 魏知古也是以进士擢第出身的。很早就以“有雅才”著闻[11]。 赵彦昭 赵彦昭少时即以文辞知名，也是由进士出身的[12]。张说在岳州所著的《五君咏》中，也有赞咏他词采的诗句[13]。 姚崇的政见既是用吏治的一派，在他用事的时候，相应地，我们在开元初年不见有什么特别提倡文词的措施。在家庭里，他希望他儿子能知吏务，因此对于姚奕，“欲使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14]。在朝廷用人方面，也特别看重识见，而不注意文词。例如萧嵩寡于学术，同僚都不很看得起他，而姚崇对他却特别垂青，“许其致远，眷之特深”。又萧嵩在做洺州参军时，他的上司洺州刺史是桓彦范，也曾“见之推重，待以殊礼”[15]。此亦可证姚崇与五王等人在用人藻鉴方面有同好之雅。又如严挺之本是文士，后来以此为李林甫所忌，但姚崇对他的器异，却是由于“体质昂藏，雅有吏干”[16]。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姚崇罢相不久以后，玄宗便开始注意秘书典籍的整理。开元五年，秘书监马怀素上奏，谓秘书省图书多有散乱讹缺，请求加以整比校补，于是玄宗就任命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修书使，在东都乾元殿前编校群书[17]。开元六年，驾还长安，仍敕无量在丽正殿前修书，改乾元院为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18]。八年春正月无量卒，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继任[19]。九年十一月，四部目录成，合二百卷，行冲上之[20]。 可是，在这时修书的人，大体上都是儒生。修书的总使系马怀素、褚无量、元行冲，其他参与的人，据《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马怀素传》所载，有尹知章、王直、赵玄默、吴绰、韦述、马利征、刘彦直、宋辞玉、陆绍伯、李子钊、殷践猷、解崇质、余钦、王惬、刘仲丘、侯行果、袁晖、晁良、毋煚、王湾、郑良金、殷承业、徐楚璧、卢俌、崔沔、田可封、康子元、冯朝隐、权寅献、孟晓、韩覃、王嗣琳、张悱、崔藏之等人，据同书卷二○○《儒学传下·褚无量传》所载，又有卢僎、陆去泰、王择从等人。在这中间，总其事的马怀素、褚无量、元行冲都是以儒学知名的，马怀素是“博览经史”，褚无量是“尤精三礼及史记”，元行冲是“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21]，都不是特以文学见长的。其他参与的人，事迹多不可考。其可考者，如：韦述虽亦长于词学，然特以史才谱学知名[22]，崔沔虽有文词，但《礼经》是其所最善[23]；殷践猷则博学，尤通氏族、历数、医方[24]；尹知章则遍明六经而多注解《易经》《老》《庄》之书[25];康子元、侯行果精于《易经》《庄》《老》[26]；马利征则由儒缓而免官[27]。至如王直任四门助教，赵玄默直国子监，余钦为四门直讲，郑良金为太常寺太祝[28]，似乎都是明经的一流。其中专以文词擅名的，亦只有王湾和徐楚璧而已。
不过玄宗对于这班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并不见十分重视，比如在开元九年元行冲献上目录的时候，诸修书官都没有得到赏擢[29]。所以史臣说，此诸儒者，皆不甚得志，以“此道非趋时之具”之故[30]。 玄宗的重视文治，以张说的用事为真正的转捩点。 张说在开元九年任相，十一年兼任修书使，丽正院置修书学士[31]。十三年，改丽正殿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徐坚以左散骑常侍为副知院事。玄宗本来要以张说为大学士，但张说谦不肯受[32]。后来在集贤学士会宴的时候，张说又以为学士应以道义相高，不当以官班尊卑为前后，而命数杯一时同饮[33]。这样一来，修书官的地位便大为提高。 张说在当时本是文士的领袖，这时凑巧碰到长久升平的时期。在太平盛世，好大喜功的君主，往往要粉饰文治。张说以其人适当其会，对于这方面特别注重，自在情理之中。在他任集贤学士知院事期间，所引用的人物，大都是有文采之士。例如徐坚便是参与过《三教珠英》的修纂的，韦述是兼综文史二者之长的。贺知章则“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晚年“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34]。徐安贞则“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其后掌知制诰，尤负盛名[35]。其他为张说所赏识提拔的人，也全是以文词知名的，张说对人士的批评，也常常用文章来做标准。例如： 孙逖，曾擢进士第，又登哲人奇士隐沦屠钓、手笔俊拔、文藻宏丽、贤良方正等科，以文思敏速善思精练知名[36]，所以就得到张说的引重。 王翰，也负有才名，曾经擢进士第，张说在做并州长史的时候，对他是礼遇备至。后来，他又连登直言极谏、手笔俊拔及超拔群类等科。到张说辅政为相时，便召他到中央来做官，后来张说失势了，他也出为汝州长史[37]。 张九龄，是最知名的文学家之一。当他十三岁时，就以文词得到广州刺史王方庆的赞赏。据说在张说贬流岭南时，九龄和说已有来往。武后长安二年，他及进士第，中宗景龙元年，登材堪经邦科，先天元年，登道侔伊吕科。他和张说既同是文人，气类本近，于是因为同姓的关系，就叙为昭穆。他们之间的交谊实在是十分深厚。张说特别重视他，说他是“后来词人之首”，九龄也把张说看作知己，因此就依附于说[38]。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他们结交的原委了。 张说当权用事的时候，既极度推引词学之士，所以当时的文士，也都趋附于他。除掉上面列举的诸人以外，还有袁晖、许景先，及韦述的弟兄六人与赵冬曦的弟兄六人等，都是常游张说之门的。其中，赵、韦昆季都以词学登科，所以张说称扬他们是“今之杞梓”[39]。袁晖事迹不可考，唯知其曾于景云二年登文以经国科[40]，大概也是能文的。许景先则是文章名手，他的制诰和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同样有名，其特点是雅厚丰美。他中过进士，登过手笔俊拔、茂才异等诸科。在中宗时，曾经献过《大像阁赋》，因为文词美丽，使李迥秀大为惊叹[41]。
张说不但以文章来提拔人士，同样，他也以“无文”来排斥人，例如崔隐甫和张说的仇隙就是由此而起的。原来，在玄宗把崔隐甫从河南尹征召欲加重用的时候，张说却因其无文而上奏拟用为武职金吾大将军，另外推荐崔日知为御史大夫，玄宗不从，而以崔隐甫为御史大夫，而用崔日知做左羽林大将军，这样，隐甫便怀恨在心[42]。崔隐甫不由科第进身，而吏治优长，有威名，又有惠政[43]。 同时还有宇文融，大概是由门荫出身的。他的特长是吏治，当然和张说不是一路的人。这时，他正做着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兼劝农使，以进献理财之策，大得玄宗的宠信。张说一方面厌恶他不是同道，另一方面又不乐意着他握有风宪财政两种大权，因此处处和他为难。这样，宇文融和张说之间也生了嫌隙[44]。 由是，宇文融便勾结了李林甫。李林甫也是由门荫出身的。开元十四年，宇文融便引用他做御史中丞，来共同图谋推翻张说[45]。 开元十四年四月，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便找到机会联合起来弹劾张说，罪状是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玄宗虽然怜惜张说，但毕竟罢免了他的相职[46]。 这次预谋倾覆张说的崔隐甫、定文融、李林甫三人都不由进士词科进用，而皆以吏干知名，可见朝臣结党，已经明显地分为吏治和文学两派了。 在张说死后，玄宗便已渐次起用张九龄。最先，召用他做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不久，又迁擢为工部侍郎，知制诰；更后，又用为中书侍郎，甚得玄宗亲信[47]。到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便正式用了张九龄做宰相[48]。二十二年正月，九龄自韶州入见玄宗于东都，正式视事[49]。张九龄特以文学得宠信，这时虽然已经致位宰相，但还常常被召至翰林视草[50]。 以后只隔了数月的功夫，在二十二年的五月，玄宗又用李林甫为相[51]。 张九龄和李林甫既是臭味不投，冲突在所不免，于是这二人的争执，便成为历史上一段公案了。 张九龄以进士词科进用，以制诰诗词知名，其事迹略见前述，今不重叙。关于李林甫的出身行迹，在这里便略提一下。 李林甫以门荫调补入仕，早年便有了官位。他不但不能文词，而且素无学术，仅能秉笔。在显达以后，还曾闹过几次笑话，把“杕杜”念作“杖杜”，把“弄璋”写作“弄獐”[52]。他所引用的人，也常常就和他同类。例如萧炅，也是没有什么学术的，被林甫引荐做户部侍郎。有一次和严挺之在一块儿，错把“伏腊”读作“伏猎”，挺之认为非常奇怪，于是开玩笑地又问了他一遍，但是他委实不认识，所以仍旧读作“伏猎”。严挺之本由进士词科出身，又是张九龄的党徒，就把此事告诉了九龄，并且还说尚书省怎么能够有伏猎侍郎，于是萧炅便被排挤出去做岐州刺史。这样，就更加深了九龄、挺之和林甫之间的仇恨[53]。 在九龄为相以前，选举制度上已经发生了流外和杂途出身的人太多的问题，这些人迁升入仕当然妨碍了科第登用的人士的途辙。在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瑒便已论述这种不平和弊端，他说：诸色出身比明经进士多过十倍，胥吏入流数目超过学子甚巨，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不应独独压抑明经进士[54]。而在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又改革了选举制度，照他的改革，是选人不论能否，唯以年资为标准，按照任官的年限一级一级上升，只要是没有犯了什么罪谴，做官都是有升无降[55]。这样一来，自然在实际上给予流外杂色出身的人许多方便。所以到九龄为相的时期，这恐怕已经成了大的问题。 以此，九龄对于胥吏及杂途出身的人尤加排斥。低级的官，也许他不一定怎样去过问，可是对于清显的官职，他决不放松。例如开元二十二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建了大破契丹的殊勋，连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也因为内部纷乱被杀，玄宗大喜之余，想给他宰相的地位来做酬劳。可是张九龄坚执不肯，他说：“宰相代天理物，必须得其人而后授，如果拿它来优赏军功，便是开下了一条恶例，此例一开，谁不妄想，以后闹到官滥爵轻，国家就不好治理。”玄宗也只好作罢，在次年二月守珪到东都献捷时，另外拜他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56]。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又要拜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做尚书，作为他在边疆积财贮谷的酬报，张九龄依旧不肯答应，弄得玄宗变色发怒，对九龄说：“事情总要由你决定吗？”九龄对答说：“陛下既用了臣做宰相，有不合的地方，是不敢不尽言的。”玄宗又说：“你是不是因为牛仙客是寒士，就嫌弃他呢？照这样说，你又有什么门阀？”九龄答道：“以门阀论，诚然，臣是岭表海隅的微贱，还比不上生长于中华的牛仙客，可是以出身途径仕宦经历论，则陛下以文学用臣，多年以来，曾经做过台省的清职，并且还曾经典知制诰，而牛仙客则起自边隅小吏，毫无学术，所以牛仙客决没有资格居中央政府的华显职位。”这时李林甫正和九龄作对，所以就暗地对玄宗说：“牛仙客根本有宰相的才能，何况于做尚书。择官的标准只要看一个人是否有才识，何必一定要凭词章。天子用人，还有什么可以与不可以的说法。”于是，玄宗便拿定了主意，在十一月壬寅，罢免了张九龄的相职，而用了牛仙客做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57]。 从这些对话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几种不同的观点。玄宗的看法是属于旧传统的，他的意思以为出身的正途，应该由门阀，若打破此点，则用文学进身与由胥吏出仕并无不同，若按门阀来作标准，则九龄与仙客同样不能致位华要，若舍去门阀不论，则九龄可居宰辅，仙客亦未尝不能为尚书。九龄的看法是属于新体系的，他的意思以为出身的正途，除开门阀以外，还应该有文学，按照这个标准，他自己虽无门阀，但却由进士词科释褐，以后又历践台阁华显之职，所以可以致身宰辅，而牛仙客则既无门阀，又复目不知书，所以不能任居中央清紧官位。李林甫的看法又是一类，他的意思是，择官的标准应凭才识吏干，不应专用词章，仙客既有才能，天子又欲重用，自然不必加以限制。玄宗的看法是承袭两晋、南北朝、杨隋及唐初的观点，张九龄的看法是承袭武则天破格用人崇尚文学的观点，李林甫的看法则是根据五王、姚崇等人的意见。这一事实，很足以昭示高宗以前和武则天以后在用人方面风气的变化。 张九龄罢相以后有十五年的时间，都由李林甫大权独揽。李林甫的出身和行迹前面已经略略论过。因为他气量很小，对于有才名的时人，颇为嫉忌。在他为相的时候，有文名的举子，也常常不受重视。例如盛唐著名的诗人高适于天宝八载登有道科，这时李林甫正做着右相当权用事，李林甫既薄于文雅，便只把高适当作举子看待。因为怀才不遇，高适就舍弃了封丘尉不干，而去客游河右[58]。又如天宝六载，玄宗欲大收遗才，命天下士子有通一艺以上的，都集聚到京师对策，李林甫加以种种阻挠，结果一个人也未曾录取，林甫还要上表称贺“野无遗贤”[59]。这些都是他排斥文词之士的表观。 可是李林甫终究没有回天的力量。事实上，这时民间看重文学，已经成了风气，干进的人，已经习惯地把文学一途看作鹄的。所以在天宝年间，用诗赋作考试进士的标准，反倒成立。同时，玄宗也并不和李林甫一样，在爱好文学的风气之下，他受了很深的影响，例如在翰林院里，他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有名的李白，还有吕向等等，都是在翰林供奉的。 至于张九龄罢相一事以后，李林甫还兴起好几次大狱，那都似乎只属于私人争权的性质，这里姑且不去讨论它。
[1]《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郭翰巡察宁州事，亦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九《从善篇》。 [2]《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篇》。 [3]《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 [4]《旧唐书》卷九一《敬晖传》。 [5]《旧唐书》卷九一《崔玄晖传》。 [6]《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卷九八《卢怀慎传》。 [7]《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篇》。 [8]《旧唐书》卷九七《刘幽求传》。登久视元年经邦科系据徐松《登科记考》。 [9]《文苑英华》卷九七二张说《郭震行状》。《古剑歌》一作《宝剑篇》，见杜甫《过郭代公故宅》。 [10]《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篇》。应垂拱四年词标文苑科系据《登科记考》。 [11]《新唐书》卷一二六《魏知古传》。 [12]《旧唐书》卷九二、《新唐书》卷一二三《赵彦昭传》。 [13]《张说之文集》卷一○《五君咏》五首之五：“耿公山岳秀，才杰心亦妙，鸷鸟峻标立，辰玉扣清调。” [14]《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附子奕传》。 [15]《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 [16]《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 [17]《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中书省集贤殿书院条、卷一○二《马怀素传》，《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褚无量传》。 [18]《旧唐书》卷一○二《褚无量传》、《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中书省集贤殿书院条。 [19]《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纪。 [20]《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21]《旧唐书》卷一○二《马怀素传》《褚无量传》《元行冲传》。 [22]《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23]《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崔沔传》。 [24]《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殷践猷传》。 [25]《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尹知章传》。 [26]《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康子元传》。 [27]《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马怀素传》。 [28]同上。 [29]同上。 [30]《旧唐书》卷一○二《马怀素等传论》。 [31]《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纪开元十一年、《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中书省集贤殿书院条。 [32]《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旧唐书》一○二《徐坚传》，《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中书省集贤殿书院条。 [33]《大唐新语》卷七《识量篇》。 [34]《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传贺知章传》。 [35]《旧唐书》卷一九○中《席豫传附徐安贞传》。 [36]《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传孙逖传》。按，据《登科记考》，孙逖于开元二年及进士第，同年登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及手笔俊拔科，十年登文藻宏丽科，十四年，登贤良方正科。 [37]《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传王翰传》。按，据《登科记考》，王翰于景云二年及进士第，开元二年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及手笔俊拔科。 [38]《新唐书》卷一二六、《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按，进士及第及登制科据《登科记考》。 [39]《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据《登科记考》，赵冬曦于神龙二年及进士第，先天元年登贤良方正、藻思清华二科。 [40]此据《登科记考》。 [41]《新唐书》卷一二八《许景先传》、《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传许景先传》。 [42]《通鉴》卷二一三唐玄宗纪开元十四年二月丙辰条。按，崔日知似亦不以文名，张说特荐之者，因说与日知之从弟日用同为玄宗功臣也，又日知与说尝同为魏元忠朔方判官，故相交善也。 [43]《新唐书》卷一三○《崔隐甫传》、《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传崔隐甫传》。 [44]《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45]《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46]《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罢相年月据《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 [47]《新唐书》卷一二六、《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 [48]《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按，九龄时居母丧。 [49]《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 [50]《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 [51]《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 [52]《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53]《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据《登科记考》，严挺之神龙元年登贤才科。 [54]《通典》卷一七《选举典·杂论议中》。 [55]《通典》卷一五《选举典·历代制下》，《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卷六二《宰相表》。 [56]《大唐新语》卷七《识量篇》、《旧唐书》卷一○三《张守珪传》。 [57]《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纪开元二十四年。 [58]《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 [59]《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纪天宝六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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