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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先说韩信情商较高的两个例子：首先是史书所载的忍受“胯下之辱”。当面对一群恶少当众的羞辱并要求钻胯而过时，韩信选择了忍让与顺从而不是冲动或其他。这一方面与韩信从小失去父母而常遭周围人的歧视、冷遇，因而性格胆小、懦弱和不自信有关，也一定与韩信的自我情绪控制力有关，所谓“忍辱方能负重”，这是韩信高情商的反映，此举千百年来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和效仿。二是韩信的一离（项羽）、一入（刘邦）再离（刘邦）再入（刘邦）的反复举动，都反映了韩信并非一介低情商的角色。他最初投奔项羽时，在自己的作战建议未被重视和接纳时，既不自暴自弃，也不消极等待，而是深得“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要义，毅然转投刘邦。当发现自己也不得刘邦重用而被萧何月下追回时，韩信并没有做出 “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要面子”选择，而是愉快地接受了萧何的劝说和挽留，毅然回到刘邦身边助其成就刘汉大业，此所谓“成也萧何”也。 再举韩信缺情商的两个例子。 一是当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时，韩信说最多十万。而当刘邦反问韩信的时候，韩信却说自己“多多益善”耳。按常理韩信当懂得君臣之伦，你韩信和刘邦的关系已不再是一起闯荡天下时的那种哥们关系或革命同志关系了，而是君臣和上下级关系，但我们的韩同志居功自傲了，关键的时候低情商的荷尔蒙起了不好的作用。更犯忌的是当刘邦接着笑问韩信为何被他收归麾下时，韩信居然解释是刘邦会用将不会带兵。这在刘邦看来，韩信既有对皇帝的嘲讽、对君威的挑衅，也有拥兵自重之嫌。韩同志嘴是痛快了，祸却埋下了，这不是低情商的表现又会是啥呢？ 二是当刘邦撕毁合约，越过鸿沟，领兵追讨项羽时，韩信不仅迟迟不会合作战，相反要求加封“假齐王”，实际是要自立齐王。（注:刘邦的原话是“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好在这时张良的一脚踩，让刘邦忍住不悦，立刻改口说：当什么假王，要当就当真王！（注：刘邦的原话是“大丈夫定诸侯，既为真王耳，何为假王！”），这可是典型的拥兵自重和公然的“要君”啊，这也为韩信日后的个人悲惨结局埋下祸根。这也就有了后来韩信被降为淮阴侯之后，被告与陈豨合谋造反，并被萧何计诱丧命，此谓“败也萧何”也。（注：刘邦听到吕后诛杀韩信的反应是：且喜且怜之）。 作为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岳飞并没有倒在抗击金人的战场上，而是被南宋奸佞之流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死，冤且悲，唏嘘之，痛惜之。但是，倘若仔细分析一下，起码从三点可以看出，岳飞的悲惨命运与他的低情商不无因果。 第一点，岳飞抱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家国情怀，执意中兴，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帝。你说这不是作死的节奏吗？你岳飞不想想，如果真的将那两个皇帝老儿迎回，他宋高宗还能接着当皇帝吗？你岳飞可以无私，但我赵构不能不自私。 第二点，高宗皇帝在让岳飞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很生气，愤然上庐山，在高宗看来，这是“要君”之举，但碍于金人的威胁未除，高宗在好言劝慰、安抚的同时，也留有太祖赵匡胤“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警告，表达不满之余，已然暗藏杀机。这一点，与韩信的拥兵自重和公然“要君”，何其相似乃尔！ 第三点，也是更大更深的原因，则是多次建议高宗对立储之事早作安排。这首先是伤到了高宗皇帝曾因被金兵追赶惊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痛处（注：高宗无后，收有两个养子）；其次是我高宗皇帝还活的好好的，你是担心我早挂了不成（咒我死）；再者历朝历代是忌讳大臣掺和皇家立储大事，即使提建议也是文臣，怎么轮得上你岳飞一介武夫呢？（高宗的原话是：此卿不当闻！）。 至此，有道君想说，韩信和岳飞的悲情命运，与历史上很多悲剧人物和政治角色，特别是有才能，有功勋，有政绩的人物的最终结局很相似，都与情商偏低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情商与命运的关系，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因为在专制社会，在君臣之间，要君，犯上，恃才，傲物的结果只有一个。因为君者，大多独裁，专制，狭隘，妒贤，忌能，在他们的眼里，唯顺唯奴，才是为臣之道为民之要。如果换一个历史情境，不是那种社会制度，也许皇帝也多不会是那样的皇帝，这样的低情商也未见得就是坏事，个人很可能不会死的那么冤、那么惨呢?! 想投稿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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