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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胜学》译文

2016-12-29  图书 馆员
《势胜学》译文

作者薛居正,北宋初期名臣。他行为纯正,生活俭朴,做宰相时简易宽容,不喜欢苛刻地考察,士大夫因此称道他。他从参政到做宰相,共十八年,始终没有失掉皇上的恩遇。
的关注,许多人是缺乏的;对的认识和作用,多数人是模糊的;对的掌握和运用,掌权者需要,普通人同样需要。这是《势胜学》给予世人的最大警示。
    “
与人们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有权力的人要造势”“用势”“驭势,无权力的人要度势借势附势,富贵之人担心失势,平民百姓期盼得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人们把它看得过于抽象和高深,这才会望而却步。
   
 北宋初期的名臣薛居正对有很深的研究和心得,他把看似玄奧难解的作了通俗实用的论述与解析,其抽丝剥茧的功力和化繁为简的智慧,令今人为之赞叹。透过这本《势胜学》,让有权者如何行权、无权者如何取势、富贵者如何守业、贫贱者如何进取这些人生中大的命题都有了明确具体的答案。这些解答虽不是唯一的,但以的角度作解却是独到的,其价值自然是实际的,对人的启发也是不可替代的。
   
 《势胜学》一书给予强者是如虎添翼,给予弱者是雪中送炭,它不仅是制胜的理念,更是如何制胜的行动指南。

原文:
    不知势,无以为人也。势易而未觉,必败焉。
   
 察其智,莫如观其势。信其言,莫如审其心。人无识,难明也。君子之势,滞而不坠。小人之势,强而必衰。心不生恶,道未绝也。
   
 未明之势,不可臆也。彰显之势,不可逆耳。
   
 无势不尊,无智非达。迫人匪力,悦人必曲。
   
 受于天,人难及也。求于贤,人难谤也。修于身,人难惑也。
   
 奉上不以势。驱众莫以慈。正心勿以恕。
   
 亲不言疏,忍焉。疏不言亲,慎焉。
   
 贵贱之别,势也。用势者贵,用奸者贱。
   
 势不凌民,民畏其廉。势不慢士,士畏其诚。势不背友,友畏其情。
   
 下不敬上,上必失焉。上不疑下,下改逊焉。不为势,在势也。
   
 无形无失,势之极也。无德无名,人之初也。
   
 缺者,人难改也。智者,人难弃也。命者,人难背也。
   
 借于强,谀不可厌。借于弱,予不可吝。人足自足焉。
   
 君子怜弱,不减其德。小人倚强,不增其盛。时易情不可改,境换心不可恣矣。
   
 天生势,势生杰。人成事,事成名。
   
 奸不主势,讨其罪也。懦不成势,攻其弱也。恶不长势,避其锋也。
   
 善者不怨势劣,尽心也。不善者无善行,惜力也。察人而明势焉。
   
 不执一端,堪避其险也。不计仇怨,堪谋其事也。
   
 势者,利也。人者,俗也。
   
 世不公,人乃附。上多伪,下乃媚。义不张,情乃贱。
   
 卑者侍尊,莫与其机。怨者行险,仁人远避。不附一人,其祸少焉。
   
 君子自强,惟患不立也。小人自贱,惟患无依也。
   
 无心则无得也。无谋则无成也。
   
 困久生恨,其情乃根。厄多生智,其性乃和。无困无厄,后必困厄也。
   
 贱者无助,必倚贵也。士者无逊,必随俗也。勇者无惧,必抑情也。
   
 守礼莫求势,礼束人也。喜躁勿求功,躁乱心矣。
   
 德有失而后势无存也。心有易而后行无善也。
   
 善人善功,恶人恶绩。善念善存,恶念恶运。以恶敌善,亡焉。
   
 人贱不可轻也。特贵不可重也。神远不可疏也。
   
 势有终,早备也。人有难,不溃也。

译文:
   
 不知道事物发展的趋势,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形式有变,而不能及时察觉,一定会失败。
   
 考察一个人的智慧,不如考察他的发展趋势,相信一个人的言辞,不如审视他的内心。人若没有见识,就不会保持明智。君子的发展趋势,虽有滞碍但不会沉沦,小人的发展趋势,即使强大终究必会失败,心里不生恶念,前途就会充满希望。
   
 不明朗的形势,不可以主观臆断,非常明显的形势,不可以违拗它。没有声势就谈不上尊贵,没有智慧就谈不上通达事理。逼迫人不能依靠蛮力,取悦人一定要委婉表达。
   
 受命于天,他人就难以和自己相比了,向贤人求助,他人就难以毁谤了。加强自身的修养,就难以被他人迷惑了。
   
 侍奉上司不要凭借自己的势力,驱使众人不要一味仁慈。若使内心纯洁,就不要采取宽恕自己的态度。
   
 对亲人不可说疏远的话,要保持忍让,对不亲近的人不可说心里话,要特别谨慎小心。
   
 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权势和地位。使用权利的人尊贵,使用奸计的人卑贱。
   
 有了权势不能欺凌百姓,百姓敬畏的是公正廉洁,有了权势不能怠慢读书人,读书人敬畏的是正直无欺。有了权势不能背弃朋友,朋友敬畏的是情感如一。
   
 下属不敬重上司,上司一定是有过失的,上司不猜疑下属,下属一定要保持恭顺。不轻易使用权势,这才是真正的权势。
    
没有外在的形势,没有失策疏漏,这是权势达到顶峰的标志。
   
 没有仁德之念,没有名望之求,这是人的原始心态。
   
 天生的缺陷,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改变,人生的智慧,任何人都难以舍弃,自然的天命,个人的力量难以违背。
   
 向强者借势,奉承他不可以厌烦,向弱者借势,给予不可以吝啬,使他人满足,自己才会如意。
   
 君子同情弱者,不会减损他的品德,小人依靠弱者,并不会增加他的威风,岁月变化,真情不可以改变,环境变了,心思意念却不可以放纵。
   
 上天造就时势,时势造就豪杰,人成就事业,事业成就人的名望。
   
 奸诈的人不能主导形势,要讨伐他的罪过,怯懦成就不了大势,要攻击他的弱处,凶恶不会增长势力,要躲避他的锋芒。
   
 善良的人不会抱怨形势恶劣,他们只会费劲心思去努力,不善良的人不做善事,他们吝惜自己的力气。观察人的作为就知道他的结果如何了。
   
 不固守一种看法,才可以规避风险,不计较仇怨,才可以谋划大事。
   
 权势,能给人带来利益,人们多是世俗的。
   
 世道不公平,人们才会依附他人,上司多是虚伪的,下属才会献媚。
   
 正义得不到伸张,情谊才会遭人轻视。
   
 地位低的人侍奉地位高的人,不要参与机密大事,心怀怨恨的人做凶险的事,有德行的人应该远远避开。依附之人不要固定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祸患就可以减少了。
   
 君子自己努力向上,他们只担心不能自立,小人自己轻视自己,他们只担心没有依靠。
   
 没有思想就没有获得,没有谋略就不会成功。
   
 穷困久了就会产生恨意。如此感表才能振作,困厄多了就会催生智谋,如此性情才会平和,没有困厄的经历,后来是要补上的。
   
 地位低的人无人扶持,一定要依仗地位高的人,读书人不知谦逊,一定要顺应习俗,勇敢的人无所畏惧,一定要抑制过激的情绪。
   
 严守礼节不能求取权势,礼节使人受到束缚,爱好急躁不能求取功名,急躁使人心绪纷乱。
   
 先有道德的缺失,后有势力的消亡。先有思想的变化,后有不良的行为。
   
 用好人能建立功业,用不好的人能导致恶果,好的想法使人平安,坏的想法使人遭恶,用邪恶来对抗正义一定会灭亡。
   
 地位低的人不可以轻视,珍贵的物品不可以重视,远处的神灵不可以疏远。
   
 势力有终了的时候,要早做准备,人都是经历苦难的,精神不能崩溃。?

文徵明书《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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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日高丈五睡正浓,将军扣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龙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唐代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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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唐代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

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便自北向南广泛蔓延,三国时期流传至古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再向长江下游传播,在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内, 佛教在六朝古都建业就形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局面。而嵩山少林寺,作为我国佛教禅宗的祖庭和武术圣地,历来受到僧俗的崇敬和向往。鄂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义净法师撰文、李邕等人书写的《唐少林寺戒坛铭序》、《跋》的存世,则充分地说明了历史上佛教的繁荣。
    湖北鄂州市博物馆所藏《唐少林寺戒坛铭序》为碑之拓片,保存完整。拓本长80厘米,宽32厘米,25行,行14字,行书,字径1厘米见方。右边起手标题为:“唐少林寺戒坛铭有序”,文首有“三藏法师义净制,括州刺史李邕书”,文末落款为“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沙门如通立石,伏灵芝刻字”。其后附有许灵长题跋及“許靈長”印文。

粤以长安四年,岁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纲维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禅师及徒众,是以少林山寺,重结戒坛,欲令受戒忏仪,共遵其处。乃遂之都下,屈诸大德,殷勤致礼,延就山门。是时我老苾刍义净,及护律师、搓禅师、思禅师、恂禅师、晖律、恪律师、威律师等,既至寺所。解旧结新,佥议此边,名为小戒,摽相永定,冀无疑惑。于是获鹅珍之嘉士,无召自来;得草结之英贤,不期而会,数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系颈珠,俱修趺足。诚五浊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虚往实归,绍隆无替。庶乎桑田屡改,长存立石之基;砂界时迁,无爽布金之地。恐地成碧海,领岌青川,迷此结辰,乃为铭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式传金石,是敬是遵,目观西域,仗锡东埵,睹盛事而隋喜,(?)刊纪乎斯文。
    许灵长跋云:
    余见北海书数十种,用笔各异,唯岳麓、云麾相佀,此帙世不概见,出奇无穷,抑先生晚年之笔与,每作志传皆手自勒石。伏灵芝、黄仙隺皆寓言也。
    《铭》文说的是少林寺举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重结戒坛”活动。《铭》文内容表明:其一,这次是“重结戒坛”,由此说明少林寺过去曾设过戒坛;其二,这次“重结戒坛”邀请了义净法师等八位大德来寺,作为受戒仪式中的“三师七证”;其三,文中也说明了这次设坛“行道三旬”,即一个月时间,且参加的僧众“数逾一百”,已达一百多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人数上讲,这在当时都应当是较大规模的了。
    《铭》文中的长安四年,即公元704年,是唐女皇武则天在位的最后一年,在她实际统治的二十余年中,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她礼崇高僧,施钱设像,建寺度僧。特别是对嵩山和少林寺,更是恩宠有加。她常常游幸嵩山和少林寺,来祭祀封禅,避暑纳凉。她为其母度灵建塔于少林寺,又施钱修建普光堂。她将少林寺高僧慧安(即道安)国师,迎入宫中供养三年等。有此缘故,再加上唐初少林寺十三僧“助唐擒仁则”的特殊功绩等,使少林寺由贞观、长安到开元年间的八十年时间内,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故这时的少林寺“重结戒坛”传戒,是发展的必然需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该《铭》为义净法师撰写,但另据考证,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撰写的《唐少林寺戒坛铭》刻石,已遗失无存,然而有拓本已被清王昶收入《金石萃编》(卷七十)。另清董诰的《全唐文》(卷九一四)也有录文。其他有关少林寺的金石文献等也有题跋介绍。
    关于《铭》文内容,《全唐文》(以下简称《文》)和《金石萃编》(以下简称《萃》)录文,有几处多字少字和更变现象。如《文》,在“上座智宝”前加了一“大”字。《萃》为“乃遂之都下”,而《文》为“遂乃远之都下”;《萃》为“小戒”,而《文》为“小界”;《萃》为“恐地成碧海”,而《文》为“恐田成碧海”;《萃》为“及徒众是以”,而《文》为“及众徒等议以”。这些不同的文字表述,基本上不影响我们对原文的理解,而《文》文里少了一个“思禅师”,则应使我们注意的。
    鄂州市博物馆馆藏《唐少林寺戒坛铭序》(以下简称《鄂铭》)碑拓片,其文字内容与《萃》所录文字几乎一致,仅有几处少字和更变现象。如《鄂铭》“晖律”后少了一个“师”,《萃》中缺一“搓”字,《鄂铭》补之为“搓禅师”;《萃》中另缺一“睹”字,鄂《铭》补为“睹盛事而隋喜”;《萃》为“比丘”,而《鄂铭》为“苾刍”;《萃》为“项珠”,而《鄂铭》为“颈珠”;《萃》为“东陲”,而《鄂铭》为“东埵”。
    因《全唐文》只录有正文,没有撰写者和立碑时间,故根据王昶《金石萃编》录文,《铭》文有唐“三藏义净法师制(注:即撰文)”,有“括州刺史李邕书(注:即书写)”。对于三藏义净法师撰文,历来没有异议。但对李邕的书法,历来有争议颇多。李邕(公元678—747年),字泰和,扬州人,因官至汲郡、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工文,善书,取法“二王”而有所创新,以行楷写碑见长,颇受世人推崇,其书法成为后学者纷纷效仿的对象,故其留下名言:“学我者死,似我者俗”,也成为今天书法家们遵守的一个理论依据。虽然王昶在其《金石萃编》录中指为李邕书,但在跋中云:“按碑题括州刺史李邕书……,颇疑所谓邕者竟是托名……,寺僧立碑假邕书以取重……”。有学者分析研究后认为,“其为二刻无疑也”。具体为:长安四年,设坛时已将李邕书的《铭》石嵌于戒坛上,在十一年后,因铭石丢失、戒坛倒塌等原因,到开元三年,又有其学生张杰临其师书法而又刻一块,并有张杰的落款记述。也有人认为,即使“碑为伪托,但就艺论艺,其艺术价值还是大有可观的。”的确如此,通过该拓片,我们仍可看出该碑刻不失为一幅优秀之作。
    无论如何鄂州市博物馆馆藏唐《少林寺戒坛铭序》碑拓片的存在,毫无疑问地传承了中国书法文化,反映了佛教在我国历史上广泛传播的情况,以及对于人们思想文化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李北海,即李邕(678-747),扬州江都人,唐玄宗时封为北海太守,故世称李北海。  
    李北海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擅长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其中尤以行草书造诣最深,别具一格。  
    李北海的字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变用行书,名重一时。后人也多采用行书写碑。李邕书法的个性特点比较明显,字体左高右低,笔力遒劲舒展,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他反对机械地摹仿,提倡创新,曾说:“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叶有道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为其代表作。他的笔力遒劲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钜布ψ非笏谋室猓又醒У搅恕胺缍认醒拧钡氖榉ň辰纭K院笫啦私洗笥跋臁  
    李北海能诗文,尤善行楷书。当时的中朝衣冠以及很多寺观常以金银财帛作酬谢,请他撰文书写碑颂。他前前后后共为人写了数百篇,得到的润笔竟达数万之多。但他却好尚义气,爱惜人才,常常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周济穷人,以致家里很少积蓄。  
    有一次,李邕重返故乡,见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远房族弟,由于屡屡落第而穷得不堪。李邕对这位族弟的境遇十分同情,除了每月供给他生活费用外,还随时邮去他所需要的典籍和文房四宝。后来,这位族弟登上仕途,对李邕感激不尽,差人给他送银子去,但李邕却婉言谢绝。  
    李邕撰文书写的碑文,常请伏灵芝,黄仙鹤和元省己鑴刻。据明代杨慎的《丹铅录》考证,这三人很可能也是李邕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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