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发展不能单走科学研究一条道-----聆听樊代明院士《医学与科学》讲座有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科不科学成为了人们判断事物对错的标准。科学，甚至被人们当成了真理一样的存在。这样的价值观，反映了现代人在思维上懒惰型的泛滥和思辨性的缺乏。也许对于别的行业，这样的价值观尚可不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对于医学这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言，这样的价值观是断断不可有的。 2016年12月4日下午，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整合医学院的全体同学，在丰盛楼学术报告厅，一起有幸聆听了樊代明院士讲授的《医学与科学》的精彩讲座。在听这场讲座以前，我对医学和科学的概念区分并不很明确，也会经常用科不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医学。 古人云，条条大道通罗马，当我们聆听完樊院士好语如珠的讲座后，顿如醍醐灌顶，明白了医学的发展不能单走科学研究一条道的道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加强整合医学这一创新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决心。 一、医学研究的是个体，科学研究的是群体。 讲座伊始，樊院士便提出了医学绝不等于科学的观点，并比较了医学和科学的起源、历史，以及两者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以进行总的论证。随后，他又从个体与群体、体外与体内、外环境与内环境、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等共十七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樊院士认为：科学研究的是一个群体，而医学研究的是单个的个体。群体，绝对不单单等于单个个体的累加。在医学领域内，一加一永远大于二。每一个个体在疾病面前，有异体性、异质性和异现性，而这些不同在群体中是无法表现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疗疾病时需要有灵活性，不可犯教条主义。如果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只会对症下药而非对人下药，不能还症状为疾病、还器官为病人，那也只能医好一小部分的患者。 樊院士提出的个体与群体的观点，恰恰反映的是一个我们都熟知的方法论，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科学研究的是必然性的事件。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会刻意排除一切的偶然因素。而在医学上，偶然性往往比必然性要复杂和重要得多。一个好的医生，是能够妥善处理一切例外和意外的医生，是能够处理好偶然性的医生。面对千奇百怪的病因和千变万化的病征，如果只研究科学的手段对待病人，忽视偶然性，必然会耽误病情的治疗。在理论和实践的板块中也能体现类似的道理：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实践都是由理论指导的。但医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科，在临床上，我们面对的很多疑难病症是规划性的理论、指南无法解决的。此时，实践就没有现成的理论进行指导了，这就需要我们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探索出新的理论来补充和发展原有的理论。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医学指南也就层出不穷、推陈出新了。如果我们用孤立的、精致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医学理论，不会从病人的实际角度出发，则是逆水行舟、不进而退。 二、三分之一的疾病可不药而愈。樊院士在讲座中还说道，当今我们医治的疾病中，有三分之一有自愈性，有三分之一是无药可治的，只有最后这三分之一是我们用医学手段，可以真正展开治疗的。面对千千万万的病症，如果为医者只是“千人一方”、甚至“万人一方”，他们一定可以碰巧治好一些病人，但那绝非全是医生的功劳。他们用的不是医术，而是骗术。中医一直讲究辨证论治，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与当今医学强调的“个体化”治疗不谋而合，令人拍案叫绝。 《大医精诚》中有言：“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说的不正是这样的道理吗？愚者之所以在读方三年后觉得天下的病都可根治，正是因为他们临床经验缺乏，尚看不出病人与病人、病征与病征之间的不同。等到见得的偶然性多了，才发现天下没有固定的方子可以用。一切还需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对于在学医路上刚刚起步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观点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三、医学研究莫要被大数据迷惑了眼睛在樊院士的讲座中，我感受到了他对当今时代的担忧感。在数据与事实的比较中他提到，现在全球盛行的大数据，确实可以反映部分事物的发展趋势，但它却会把医生引入歧途。科学追求的是普遍的数据，医学讲究的是具体的事实。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一串串客观、但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数据。为此，樊院士还特地拿自己一直微微偏高的血糖数值举例，生动地向我们阐明了一个道理，即有违标准的检验数据，不一定就能如实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大数据给医学带来的帮助，只是我们在应用数据时要有所取、有所不取。我们要学会科学地利用数据，但绝不能被数据束缚住了手脚，迷惑了双眼，被所谓的大数据引入歧途。 四、治疗疾病是要改变身体的一个状态，而并非针对一个分子。本次讲座中最另我印象深刻的，是体外与体内这一版块。樊院士首先列出数据，当今成千上万篇论文，落在临床治疗上有参考价值的只有其中的百分之三。这是因为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大都是在体外、动物的体内获得的。但是动物和人类的体征在各个方面都很不同，因此动物身上的成功未必都能给人类带来温暖。不仅如此，人们在研制药品的过程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拿砒霜为例，它既有治疗白血病的正作用，也有很大的毒副作用。面对这些毒副作用，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人受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有一段话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歧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殒，是损伤的意思，这段话是说妇女妊娠时如确有病邪存在，虽使用峻烈药物，也不会伤害母体，亦不会损伤胎儿。 那么怎样才能研制出更加有效且毒作用小的药物呢？樊院士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从没有药效中找疗效，从没有道理中找道理，从老药中找新药……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一个观点：治疗疾病是要改变人身体的一个状态，而并非针对一个分子。好的药品应是像一个团队一样起作用，它是针对全身的，而并非针对特定的靶点。就比如大量的饮用热水和发汗可以治疗感冒，它就没有针对人身上特定的靶点，可不就是从没有疗效中找到了疗效吗？中医有一首方剂，嘱白虎汤，主要由石膏、知母、粳米、甘草四味药组成，按照现代药理研究，没有一味可以“消炎杀菌”的，但却被经常用来治疗各种性疾病，曾经为我国防治儿童乙型病毒性脑炎立下“汗马功劳”。 樊院士的观点，还让我想到了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2400多年前，希腊雅典发生了一场特大瘟疫，疾病像恶魔一样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热，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息，患者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雅典市民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不安和绝望中。就在人们对这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之时，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王国，有一位御医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参加对患者的救治。他一连深入调查疫情，一边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就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他马上联想道，或许火可以防治瘟疫，于是令人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这位御医就是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即使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认为，希波克拉底的方法不科学，但希波克拉底用智慧的火苗点燃的熊熊火堆，挽救了雅典，为人类战胜瘟疫写下了光辉的诗篇。 五、新药研究瓶颈期暗含诸多机遇当前，新药的研制也迎来了一个瓶颈期。自然界中的分子是有限的，药物也是有限的。要研制出一个可以应用在人身上的药物需要从一万个化合物中进行初步的筛选。在新药研制举步维艰的同时，许多旧有的药物却焕发新机：阿司匹林常被用来解热镇痛，却可用来治疗心脏病；云南白药常被用来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却可用来治疗肿瘤和不孕症上；黄连素常被用来治疗细菌性痢疾和胃肠炎，却可用来治疗糖尿病、痛风和高血脂上……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给屠呦呦以启发，促使她提取出了青蒿素来治疗疟疾，体现的不正是这种推陈出新的精神吗？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中都有很多未发现的疗效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医学生所需要做的，就是带着批判性和发散性的思维来研读医学书籍，以书本为基础但是要高于书本。唯有此，才能让医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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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讲座虽只有短短两个小时，却让我获益匪浅。樊院士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乏生动与幽默，使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更在思维上也对我们进行了指引。正如他在末尾所言，医学绝不能等同于科学。因此我们绝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研究、要求和传承医学。我们需要用人文引领科学，然后再让科学来辅佐医学的发展。当代医学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唯有形成一个新的医学体系——整合医学体系，才能改变这一境况。整合医学，也不是单单的将中西医的整合，它是将一切与“人”有关的学科的整合。以人为本、从人出发，这是医学与科学不同的根本所在，也是本次讲座的重中之重。身为整合医学院一员的我，在听完讲座之后，既感责任重大，又对整合医学的未来充满了期望。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在樊院士的带领下，在整合医学的道路上开创新的辉煌。
（本文 作者：南京中医药大学整合医学院16中医学本博连读专业 陈雨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