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真相调查报告（十八）——欲盖弥彰-伪造飞机上的乘客通话（上）

我是eagle 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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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刘铁侠（Dennis)，美籍华人。长期从事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的研究，曾经在旧金山成立金融投资公司（源丰泰投资），并荣获1989年全美比賽第一名；后担任美國运通（American Express）资深投资顾问，华尔街大鳄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资深副总裁，美联投資集团（Vachovia）资深副总裁。

邮箱： dennisliu81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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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时事公众号（ID：dfss111）

欲盖弥彰-伪造飞机上的乘客通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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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dennisliu818@yahoo.com

好了，发生在9/11那天的血腥过程，读者应该基本上全部了解，在如山的铁证、和逻辑面前，让我们确信这样精心策划的大屠杀、这样有预谋的计划、这样周密的安排、这样兴师动众、涉及“发配”总统去外州、举行多个不同的“演习”来瘫痪最有权势的军方机构（美国空军和国防部）等一系列的“巧合”，并不是所谓的躲在山洞里的恐怖分子本?拉登和他的手下力所能及的。

在这里我们不难明白，这是华盛顿的“苦肉计”、或者说，是美国政府机构、尤其是军、情、特等部门的极端分子，绑架、操纵了美国政府，蒙骗了小布希总统、误导了广大“善良又天真”美国民众、以及蒙在鼓里的全世界人民。

有人曾经提出说，像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靠选举产生总统和领导人的政府和国家，怎么可能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暴行？

那么，这里的解释是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是由各个不同的部门所组成，而9/11这样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未必会得到大部分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支持和参与；策划和执行9/11血腥大屠杀的阴谋分子是美国一小撮为了达到政治、军事、国防经济等目的，而使出的卑鄙、肮脏、血腥的技俩。

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了美国总统是美国三军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是，美国总统却没有发动战争、对外国宣战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是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投票所决定。

而美国参众两院的大部分议员，对所有法案的投票意向，又要看在民意的“脸色”上，因为每一个议员的投票都会有记录（Voting Record），以表达这位议员的“政治立场”。而议员的政治立场，又会影响到这位议员未来的选举，从而，又决定了议员的“政治生命”。

所以，小布希政府里的鹰派：在政治、情治、军方的极端分子，有必要策划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恐怖事件-“苦肉计”，来操纵美国的民意、左右美国国会两院的投票方向和结果。

要知道，当年的纳粹法西斯希特勒，也是靠“民主”选举、在1933年登上总理的宝座的。然而，希特勒为了独揽大权，为他将来发动战争作准备，而策划了当时震惊欧洲的德国国会“纵火案”，并利用这个机会解散了德国国会和废除了德国的宪法。难怪9/11发生后，很多欧洲的舆论和和平示威者，都把小布希总统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谴责小布希是当代的希特勒。

而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了发动战争、乘机掠夺和侵略当时支离破碎、百病待治的中国，也悍然发动了所谓的东京“二月政变”，刺杀了当时反对战争、立场较为温和的日本近卫首相，从而走上了军人专政、犯下了对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和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好了，再言归正传。

9/11的“设计师”们为了欲盖弥彰、掩耳盗铃，让人相信9/11那天果真有“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又编造了所谓在4架所谓被“劫持”的民航飞机上，旅客们和飞机上的乘务人员用手机和飞机电话，向外界打电话的荒谬“故事”。

这有点像小孩撒了谎，为了让谎言不被戳穿，就的继续编造故事来撒谎，结果当然会弄得“越描越黑”，漏洞百出，啼笑皆非。

大量的事实分析和证据表明：手机电话的“通话”在飞行高度在3万5千英尺、速度高达8百多公里的飞机上，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而通常来说，手机的通话在8千英尺以上的高度，就已经是不可能了。

那么，既然这样，怎么又弄出来这样自作聪明、又是“画蛇添足”的“馊主意”呢？

无疑，9/11的“设计师”们是这样来假设当时的“劫机”背景和条件的：因为如果4架民航飞机如果真正地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话，那么也就是说，飞机会被恐怖分子“控制”、飞机上的飞机电话（Air Phone）系统也会被关闭，乘客是无法利用座位上的电话机，成功打出电话与外界联系的。

但是，如果无法造成有飞机上的乘客，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打出电话，给亲友朋友通报飞机被“劫持”的“故事”，那么，所谓9/11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民航飞机、血腥攻击美国的“宣传”就会大打折扣、大失“说服力”。

于是，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9/11“设计师”们，又杜撰了被“劫持”的飞机上乘客用手机电话、或者是飞机电话来与外界通话的荒谬故事和情节。

当然，这样的说法肯定会“冒犯”到一些9/11遇难者的家属和朋友们，因为明显地，他们的感情会受到伤害。

通过事实和分析后，否认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有这些“电话”通话、以及在被“劫持”的飞机上乘客与劫机恐怖分子“英勇搏斗”曾经发生，无疑会有“亵渎”这些无辜蒙难的英灵嫌疑和罪过。

在这里，笔者再一次深表歉意，这里绝对不是要“再一次”伤害他们，而是，为这些受难的英灵伸冤。

人生总是要面对选择，哪怕是艰难、痛苦的选择。

在谎言和真相面前，有时候选择真相要比选择虚假的谎言来得痛苦和艰难得多。

但是对于发生在9/11那天的血腥大屠杀，全世界的公众需要知道真相，人类的文明进程需要知道真相，世界和平更需要知道真相。

9/11“设计师”们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和条件下编造了这些“飞机通话”，但是在科学和逻辑面前，无法使人相信这些“通话”曾经在飞机上发生。

01.手机电话技术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手机电话的功能。

在人类的科技进化中，手机电话似乎是近代的科技革命中，对人类生活带来最为显著的贡献。

但是，任何一样伟大的发明所给人类所带来的方便都不是万能的，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局限。而手机电话最大的局限，就是在传送通话讯号的高度、和速度上。

一般的手机（Cell Phone），不同于无线电频率或是人造卫星电话，是通过立体的电波来传送讯号，或者卫星与卫星之间的连接，可以覆盖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手机电话的通讯方式，是以“蜂窝”（Cell）状的结构来进行平面的讯号传送。而“蜂窝”的传讯需要“蜂窝”与“蜂窝”的连接，才能传送讯号，犹如电子通信的接力赛跑。而这样形成的“蜂窝”与“蜂窝”的连接平面，就组成了一个讯号输送的区域、或者说是“覆盖层”（Coverage）。

而手机传讯的距离，前面讲到是靠“蜂窝”与“蜂窝”的连接；而这些“蜂窝”的连接是靠连接“蜂窝”和转送讯号的“蜂窝站”（Cell Tower）来实施。而“蜂窝站”的功能同样犹如接力赛跑：一个“蜂窝站”连接另一个“蜂窝站”。

所以，有时在荒辟的地区，手机会没有讯号；或者，开车翻山或下坡的时候，有时会断失手机讯号而使通话中断。这是因为“蜂窝站”或许还没有设立的缘故，刚好在两个“蜂窝站”之间出现“盲区”，超出了“蜂窝站”的功力或者“覆盖层”。

毫无疑问，采用平面传播讯号的技术，会使手机通讯出现这样的局限性，那就是如果手机的使用者在通讯的“覆盖层”外，通话将无法进行。

通常来说，那个“覆盖层”可达2千至8千英尺之间，看“蜂窝站”的输送功力、及特定区域的条件来决定。只要手机电话的持有人在这个“覆盖层”的“势力范围”内不受到其他类似金属物和电波干扰的话，那么，这个手机的通话可以得到畅通。在2千英尺的高度内，手机通话的成功率是在百分之90，在4千英尺的高度内，手机通话的成功率是百分之45，在6千英尺的高度，手机通话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28，而当手机在接近8千英尺的高度试图通话时，成功率几乎骤降到只有百分之10左右；也就是说，8千尺以上更高的地方，就几乎超出了“蜂窝站”传递讯号了“功力”了。

手机电话的通讯除了以上在高度上的局限性，还有速度的局限性。

在美国，一般大众的手机发射功率只有3-5瓦左右，因为美国通讯委员会（简称FCC-Federal Comunication Commitee）把民用手机的发射功力限制在6瓦。

如果这样小的发射功率手机，在快速移动的类似飞行中的飞机之类的物体内进行通话的话，手机讯号与讯号之间的传送和连接，毫无疑问，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和困难。也就是说，当手机本身的移动速度在250英里（400公里）时速以上的时侯，手机电话的通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飞机的正常飞行速度，在5百英里（8百公里）的时速左右。

如果要证明这点的话非常简单，任何一个乘飞机的旅客，只需要在飞机的飞行中拿出自己的手机电话，看看有没有讯号就知道。

在理论上，飞机上的乘客要在飞行中的飞机上打电话时（即使这样的可能不存在，至少在9/11发生的时候），必须要使用的就是“漫游”（Roaming）的功能。手机上的发射装置首先会将讯号传送至最近的“蜂窝站”，而“蜂窝站”的识别仪（Transponder）会将通话者的号码、身份、及方向和位置确定后，来决定将讯号转送给哪一个姐妹“蜂窝站”来转接。

当一个“蜂窝站”将讯号和指令传给另外一个姐妹“蜂窝站”、两个“蜂窝站”相连接的时候，美国的手机工程技术用语叫“握手”（Hand Shake）。而这个通过在“蜂窝站”的识别仪进行整个从相互连接、辨别、发送讯号的“握手”过程，需要至少20秒钟以上的时间。

而当飞机的飞行速度以5百英里（8百公里）的时速飞翔在天际时，飞机的飞行速度远远超出了手机电话的“蜂窝站”所需要的“握手”的时间。所以，当手机电话所发出的讯号还在第一个“蜂窝站”的识别仪进行辨别、处理时，飞机已经飞离第一个“蜂窝站”的“势力范围”、进入了下一个“蜂窝站”的管辖区域和“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当飞机在这样飞快的速度飞行中时，乘客要使用手机来进行通话的话，手机电话根本来不及将手机的讯号传达至“蜂窝站”上的识辨仪、根本来不及给识辨仪足够的时间，来知道使用手机电话者的身份、属于那一个手机电话公司、以及再将手机通话所给予的指令及时转送出去。

再有，巨型的波音飞机在飞行时引擎的隆隆大声、飞机上精密复杂的电磁、电子、和微波等无线电仪器通讯的干扰，加上飞机外壳坚固的金属“障碍”和“阻挡”，区区3到5瓦的手机发射功率，早已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根本“无能为力”，来满足飞机上的乘客使用手机来通话的最基本要求。

9/11血腥大屠杀后，美国的媒体－报纸和电视台多次报导了在被“劫持”的飞机上的旅客，通过随身携带的手机，将飞机上“恐怖分子”劫机的“暴行”，转达给外界地面的亲朋好友。

尽管，当时美国许多电讯公司的工程师们、及无线通讯技术领域里的专家们，都以为美国的媒体搞错了，把飞机上的空中电话（Air Phone）误解成手机电话。

但是，美国“9/11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第12页，白纸黑字、一口咬定飞机上的有些通话，是通过手机打的。

9/11报告的第12页：

“在飞机上“恐怖劫机”发生不久之后，乘客和机组人员通过“通用电话公司”（GTE）的飞机电话和手机电话，开始了一系列的电话通话。”

“Shortly thereafter，the passengers and flight crew began a series of calls from GTE airphones and cellular phones.”

那么，手机能通话吗？

在9/11血腥大屠杀过去几乎要3年后的2004年的7月，专门研究发展无线遥控通讯器材和技术的美国手机通讯巨擘“高通”通讯公司（Qualcomm）、和美国航空公司（9/11那天有11次航班和77次航班飞机被“劫持”）举行了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类似广告似的声明，那就是“高通”通讯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开发、研制新的通讯技术与器材，将来可以方便飞机上的旅客，在飞行途中“享受”使用手机电话的“方便”。

“高通”通讯公司所发布的新闻消息中，是这样来描述他们的远景的：

“最早在2006年，（飞行中的）旅客们就可以使用手机通话交谈。在本月初，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在经过选择的飞机机型上，为手机的使用而进行了正式的试研。”

“Travellers could be talking on their personal cellphones as early as 2006. Earlier this month ( July 2004 ), American Airlines conducted a trial run on a modified aircraft that permitted cell phone calls.”

在2004年7月20日期的《飞行周刊》（Aviation Week）杂志中，有一篇专题文章，是这样报导这两家大公司的合作前景的：

“‘高通’通讯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努力尝试各种途径，为了使飞行中的旅客能用手机与地面通话。在最近的一次2小时的试验中，这样的构想得到了证实；美国政府与新闻界的代表们在飞机上使用了第3‘多入数码’（CDMA）技术，与在地面上的朋友通话并接收文字短讯。”

“Qualcomm and American Airlines are exploring ways for passengers to use commercial cell phones in flight for air-to-ground comunication. In a recent 2-hr proof of concept flight, representatives from government and media used commercial CDMA third generation cell phones to place and receive calls and text messages from friends on the ground.”

不难看出，从以上的两篇发布的消息中，在2004年的7月、9/11血腥大屠杀的整整34个月后，飞机上用手机通话的“技术”还是在尝试阶段；而最早要到2006年，飞机上的手机通话技术才能全面开拓，并可能可能被广泛地实施使用。

那么，毫无疑问地是：在2001年9月11日，在那个“恐怖分子”猖獗屠杀美国百姓的一天，在飞行中的民航飞机上使用手机通话的通讯技术和器材，还根本不存在。

或者，至少在美国。

02.数码音像变换技术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爱洛莫斯（Los Alamos National Lab）国家实验室，是个使每个美国的敌人闻风丧胆的“罪恶摇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台湾间谍”案李文和的工作单位，那里不僅成功地研制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也是美国国防部大部分先进（残酷和灭绝人性）武器的诞生地。

然而，洛斯爱洛莫斯国家实验室却还有更让人为止惊叹的发明而震惊世界。实验室里有位名叫乔治· 柏康（George Papcun）的科学家，他研制的新型高科技武器，却是与众不同；而且，可以说更是出类拔萃，是属于那种更具文明、不必在战场上杀戮生灵、残害生命的特殊武器，那就是“数码声音图像变换技术”（Digital Morphing Technology）。

这种技术不仅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大受欢迎，帮助制成了许多风靡全球的电影不朽之作，而且，它也正悄悄地“扰乱”和“欺骗”人类的正常生活，因为传统的“眼见为实”或者“耳听为实”的信念，会随着这种新型奇特的技术的诞生，而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这种技术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把原有的声音、图像等采集到的样本，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处理后进行分解，然后再输入电脑换变成数码系列。相关的电脑程式会把输入的数码和数据进行重新处理、来分类、编种、排序后，再制成包含有“原汁原味”的软件成品。

经过特殊处理的声音和图象，只要通过装置有这种“原汁原味”软件的电脑、电视屏幕或者传播声音的话筒，就可以使声音和图象“改头换面”，达到以假乱真，使“目击者”和“耳听者”看到、听话的都是电脑软件所希望“观众、听众”看到和听到的。

这种数码变换技术创造出来的奇特效果，天衣无缝，犹如神话故事。并且，广泛地受到美国五角大楼“军阀”们的“青睐”，已经成为美国军方“心理战”（简称Psy Op-Psycological Warfare，Psycological Operation）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五角大楼的“军师”们，更是利用这种技术，把传统的例如空投传单、散步谣言、宣传广播等“心理战”手段，提升至一个全新的、科幻小说般的离奇境界。

而这种技术在扰乱、动摇、瓦解民心、和策反敌国政要和军队将领等许多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比如，美国军方早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就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殊技术，来“创造”制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哭泣、绝望、企图自杀、甚至下流猥琐的动作录像，来瓦解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士气和斗志，指望伊拉克军队内部发生投降、倒戈、反叛起义，以期达到美国盟军的地面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奇迹。

可以想象，这是一种神奇的、崭新的武器，与战场上雷霆万钧的“子母炸弹”（ Cluster Bomb）、钻地的地堡克星(Bunker Buster)贫铀弹等武器一样具有威力。甚至，这种新型的技术比这些涂炭生灵的杀人武器更加难以防备、更具有杀伤力，因为敌人根本无从适可，也没有任何有效的科学技术和相应的措施来识别真伪和自我防卫。

01.飞机上的通话被“伪造”

9/11惨案发生后，美国各大媒体、报纸纷纷报导了所谓的被“劫持”的4个民航飞机航班上的乘客，利用随身携带的手机电话与亲友通话。

这些英勇的壮举被广泛传诵，勇敢的美国人民在被“劫持”的飞机上，终于临危不惧，置个人的生死于身外，纷纷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报告恐怖分子的劫机暴行；并且，在所谓的联合航空93此航班飞机上，有英勇的乘客们在通完电话后，在最后的时刻奋起反抗，与劫机“恐怖分子”展开了殊死搏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绚丽、悲壮的诗歌。

整个世界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留话给这些亲属的飞机上的“乘客”们，果真是他们朝思暮想、所爱的亲人吗？在9/11灭绝人性的残酷事实面前，没有证据、也没有科学的依据、和逻辑的推理可以让人相信，这些通话曾经发生在飞机上；而所谓的飞机上乘客们的通话、和留在电话录音里面的“留言”，毫无疑问，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数码音像变换技术”的杰作。

因为前面提到的是：当飞机被遥控电子“劫持”的情况下，飞机上的电子通讯和电话是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所以，乘客必须使用“手机”电话，向外界打电话，来报告飞机上有发生“劫机”之类的“恐怖行径”。

波士顿的罗根国际机场、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和新泽西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在9/11那天都同时发生机场监控录像系统出现“故障”的“奇特”现象，所以无法录得有任何“恐怖分子”登上飞机的证据的录像，于是，利用飞机上所谓的乘客，来“报告”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就无疑变得非常重要。

在“9/11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里的第4页，大言不愧地“承认”，9/11那天的飞机场内“缺少”监控摄象设备。

参见下面的中英原文：

“同波士顿（罗根国际机场）一样，这个飞机场（指起飞联合航空公司93次航班的新泽西纽瓦克机场）‘ 缺少’监控录象设备，所以没有可记录的证据来显示（劫机）恐怖分子在什么时候通过安全检查门、什么样的警报系统被触发、及何种安全措施被采用。”

“Like the check points in Boston，it lacked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surveillance so there’s no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indicate when the hijackers passed through the checkpoint，what alarms may have triggered，or what security processures were administered.”

至于，为什么真正的策划9/11大屠杀的刽子手和阴谋分子要“破坏”全部3个飞机场内的监控录像系统，道理也非常简单，前面也提到：因为9/11那天根本没有恐怖分子登上飞机。

而编造4架被“劫持”的民航飞机上，分别有乘客报告飞机上有所谓的恐怖分子“劫机”的故事，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们相信，飞机上有恐怖分子、9/11那天是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飞机的假象，来“弥补”9/11那天、在3个有总共4架民航飞机被“劫持”的飞机场内、无法出示有“恐怖分子”登上飞机证据的“过失”。

前面有提到，9/11恐怖攻击的第一波、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摩天北楼的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飞机上有两位空姐，一位叫贝蒂?奥妮格（Betty Ong），根据“9/11委员会”的报告，在“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不久后，就打电话给地面的美国航空公司的定票服务中心；另一位是曼特琳?斯威妮（Medeline Amy Sweeney）小姐，同样打电话给波士顿的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服务中心，报告飞机上发生的劫机“暴行”。

好，让我们首先来看声称是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飞机（第一架被劫持）上的空姐斯威尼小姐的电话，在波士顿罗根国际机场的美国航空公司机场服务处的经理麦克·伍德沃特（Michael Woodward）接到了这通“神秘”的电话。

在2001年9月20日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就详细刊登了这通电话的内容，因为这通电话没有录音，所以内容是根据伍德沃特德的回忆而记录下来。

斯威妮小姐在电话上宣称她借了飞机上另一位空姐莎拉?罗伊（Sara Low）的信用卡，用了飞机坐位后背上的乘客电话打给他，她这样说：

“听着，小心地听着，我在美国航空（12次）11次航班飞机上，飞机被“劫持”了，他们是4个中东人，英文讲得非常流利…….他们坐9D、9G、10A和10B”。

“Listen, and listen to me very carfully, I’m on American Flight（12）11, it’s been hijacked. They are four Mid Easterns with fluent English, on 9D、9G、10A、and 10B ”.

她首先弄错了飞机的航班号码，把美国航空11次航班飞机说成是12次航班飞机，然后她说飞机上头等舱的另外2位空姐被“恐怖分子”刺杀，并刺死了一位商务舱的旅客（旅客被割破喉咙）。根据“9/11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被刺杀的2位空姐是芭芭拉·阿里斯蒂格（Barbara Arestegui）和凯伦·马丁（Karen Martin）；而那位商务舱的旅客叫丹尼尔·拉温（Danial Lavine），是个高科技公司的大股东，身价亿万，但又是个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特工。他曾是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军官，受过严格的军事和反恐训练，并且格斗技术精良，体格强壮。但是，在这里无法明白为什么他在飞机上会被手持“塑胶刀子”、或者是刻纸花的小刀子的劫机恐怖分子“任意宰割”？令人费解。

根据美国官方的正式报道，劫机的恐怖分子用的是那种塑料刀子、或者是区区一寸宽的割纸箱上塑胶带的小刀，那么容易就割破一个受过严格训练、身经百战的特种部队军官的喉咙吗？

更令人蹊跷的是，这位斯威妮小姐并没有在电话上提及这位遇难的商务舱乘客的姓名，而且，商务舱不是只有他一个男性的乘客。如果飞机（根据美国官方的报道）在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北楼后，巨型的波音767飞机连同所有的乘客都在烈焰和爆炸中，消逝得无踪无影，2幢110层楼高的摩天大楼都变成灰烬和粉末；事后，在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摩天双塔的“废墟”中，救灾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可能、可以找到可以辨认这位乘客、或者有“喉咙”被割的乘客尸体的，这位以色列军官的身分当时是如何被“确定”的？除非，这位以色列军官乘客的身份、归宿和结局也一样，早已内定？

在谈话中，斯威妮小姐又向伍德伍特表示，飞机上的劫机“恐怖分子”持有炸弹，并将炸弹带进了驾驶舱。

“你怎么知道那是炸弹？”伍德伍特是这样问她。

“How do you know it’s a bomb？”

自称是斯威妮小姐的女士说：

“他们（恐怖分子）给我看了炸弹，上面有红色、蓝色的电线。”

“They showed it to me，it has red, blue wires on it”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斯威尼小姐说的英文词句，是恐怖分子“让我”看炸弹，而不是让“我们”看见炸弹。

英文的原句是“给她看炸弹”（show me the bomb）, 不是“给我们看炸弹”（show us the bomb），可以理解为“恐怖分子”特地给她一个人看了炸弹，而不是在飞机上向大家展示了“炸弹”，同样，表示也不是她在偶然的情况下看见了炸弹，用英文I saw the bomb 或者I’ve seen the bomb之类的字语。

既然，斯威妮并没有说明她是坐在哪个位子上，但是，假设她可以能够有机会让恐怖分子“给她看”炸弹，又可以看见恐怖分子将“炸弹”带进驾驶舱，那表明她离飞机的驾驶舱不远。

而众所周知，每架飞机的座位，离驾驶舱最近就是头等舱，也就是恐怖劫机暴徒的“劫机重地”。那么，既然正如这位女士所说的“恐怖分子”用小刀刺死了两位头等舱的空姐，又“割杀”了商务舱的乘客-以色列特种部队军官丹尼尔的“喉管”，表示劫机“恐怖分子”残暴无比，为什么如此“友善”地对她特别照顾，给她看炸弹？（炸弹又不是什么玩具，有什么好看的）

而且，根据“9/11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的第5页，清楚地表明这位斯威妮空姐是在经济舱（Economy Cabin）服务的，她是如何那么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头等舱的劫机“细节”的？

要知道在飞机上，每个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是区分得非常清楚的。头等舱的乘客会有头等舱的空姐来服务，经济舱的旅客，有经济舱的空姐来服务。

在这里，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经济舱的空姐会有机会在飞机起飞升空的15分钟的时候，跑去头等舱的；而根据前面第一章节的波士顿航管中心的记录和“时刻表”，

当航管中心命令这架美国航空11次航班飞机可以爬升至3万至3万5千英尺的安全飞行高空时，所谓的“劫机”暴行已经发生了；而且，根据飞行安全条例，飞机在爬升的时候，飞机上的服务人员必须坐在服务人员位子（Jump Seat）上；在经济舱服务的空姐，是不应该有机会去“偏僻”的头等舱区域，有机会目睹恐怖分子的“劫机暴行”的。

好，到了最后，当伍德沃特问她是否可以看见窗外，飞机在什么地方时，自称是斯威妮小姐的女士是这样告诉伍德伍特地：

“飞机飞得很低，周围都是大楼。我看见水，大楼，周围都是大楼。啊，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语气似乎是要人相信飞机撞入了大楼）。”

“We fly low, very very low. I see water, buildings，I see buildings. Oh, my God，oh my God.”

奇怪的是，根据伍德沃特的回忆记录，电话中只有她一个人的尖叫声，然后，是“咔嚓”电话挂断的声音，接着是一片沉寂，然后又是沉默和寂静，根本没有飞机撞击大楼的声音。

假设，如果这时候是飞机、美国航空11次航班飞机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北楼（第一幢摩天大楼），而使电话中断的话，那么电话中应该有飞机撞击大楼的巨响呀。

但是，根据伍德沃特的回忆，电话中没有这样的飞机撞击巨响，也没有其他乘务人员在飞机撞击大楼前惊恐的叫喊声，同样，也没有其他81位飞机上的乘客惊恐的叫喊声…

电话通话一直在宁静的气氛下进行的。

好了，真正的斯威妮小姐，是美国航空公司具有12年飞行经验的的空姐，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更不用说是常常飞越纽约上空的飞机上的乘务人员，谁会分辨不出纽约毗茨鳞栉的摩天大楼、特别是两幢高矗入云霄的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双塔？

自称是斯威妮小姐的女士告诉伍德沃特，她向另一位空姐莎拉借了信用卡，来报告飞机被“劫持”,那么在被“劫持” 的飞机上信用卡借来借去，表示乘客和机组人员行动蛮“自由”的嘛，这哪像劫机？

而且，前面提到，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飞机的驾驶员奥格诺夫斯基，是位身强力壮的机师，曾是越战时期优秀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成为美国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飞行员已经有23年的丰富经验；而他的副驾驶麦克·吉尼斯

（Michael McGniness），也是一位经验丰富、体魄魁梧的飞行员，他们却在驾驶舱束手待毙、没有把在飞机操纵杆上的无线电频率自动调拨到7500兆、来发出飞机被“劫持”的警报；但是，飞机上的空姐可以自由地信用卡借来借去，与地面交谈二十多分钟，这样的“故事”显然漏洞百出，无法使人信服。

自称是斯威妮小姐的女士所报告的在飞机上的“劫机”恐怖分子是4位，不同于后来美国政府“9/11委员会”的报告中，那架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上飞机上，是有“5位”劫机暴徒。

更重要的是，假设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通从飞机上打出来的电话的可能性，那么，根据那位自称是斯威妮女士的说辞，她是借用别人的信用卡来打的，电话公司和信用卡公司都应该有通话的记录和消费记录的，可是，记录呢？根本没有。

你相信这样的电话，真的是美国航空11次航班飞机上打下来的吗？

我们来看美国航空11次航班飞机上的另外一通电话吧。有位女士自称是飞机上的空姐贝蒂?奥妮格（Betty Ong），根据“9/11委员会”的报告，她同样是个在经济舱服务的空姐，应该在飞机的尾部服务旅客，但是却对似乎发生在飞机的机首部分-头等舱及驾驶舱的“劫机”暴行了如指掌，描述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她多次重复飞机的驾驶舱无法打开，强调飞机没有由驾驶员在控制。

根据“9/11委员会”的报告，“声称”是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飞机上的空姐贝蒂，是在8点19分，打了电话给美国航空公司在北卡罗拉纳州（North Carolina）拉雷（Raleigh）的订位票务中心（Reservation Center）。

当时接听电话的男子是订位票务中心的接线员温斯顿·塞德勒（Winston Sadler），女子是凡妮莎·明特（Vennesa Minter），后来美国航空公司的调度专家娜迪娅·根塞勒丝（Nydia Gonzales），也加入了电话交谈。从谈话中，她似乎也对这位叫贝蒂的空姐的身份产生怀疑，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空姐同样“弄错”飞机的航班号码，把美国航空11次航班（她服务的班次）说成是12次航班飞机，与前面的自称是斯威尼小姐的空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