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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欣赏，主要的原因在于字形上难以辨认，不同于实用性的书法。其实草书本身就是一种“反叛”，我们常说“狂草”，一个“狂”字就可以说明字中的精神。 说到“狂草”，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唐代的张旭、怀素这两个“草圣”。在唐代有“狂草”之实，却还没有真正出现“狂草”这个名称。直到明代，“狂草”二字才被大家真正熟知。 （明）祝允明草书《赤壁赋》 （明）祝允明草书《赤壁赋》 明代书法以草书为最盛，在数量上明代草书家在中国书法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在草书本身来说，就充满了争议。有人说“怪”，有人言“丑”。 当时正统理性派代表项穆、丰坊以卫道的姿态大肆斥责:“如槛褛乞儿，麻疯遮体，久堕溷厕，薄伏通衢，臃肿蹒跚 ,无复人状。”(丰坊)“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侄词，游行村市也。”(项穆) 王宠《致石壁尊兄书札》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狂草”创作的路上簇拥着大批心醉的行者，对其中的多数人而言，奇异的景致掩盖了学理的路标，他们在欢快中迷失了方向。有人直言明代的草书称不上“狂”，甚至可以说是“狂”的丧失。明代狂草是一场对理性的反叛，它像是一个叛逆的少年，力求在传统书法中寻求突破。 （明）徐渭《墓表赋》 纸本 163.7×4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草书张扬书者坦荡的本质，他们将扭结的心态融于书中，没有实现与博大精深、生机无限的书法艺术传统的平滑衔接。 张弼《草书评书帖》册 草书 29.92×16cm 苏州博物馆藏 简而论之，明代的草书没有继承元代的复古书风，在一味地关注个性的表现，和力求创新的探索时显得怪诞不经，难以被认可。加上明代馆阁体的盛行，少有人写大楷，限制了草书笔力和气势的舒放。 有的人说明代草书是一场注定的迷途，而笔者更愿意将它看做是中国书法自我突破的一场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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