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十四行集》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学网

索米大米 201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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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作家不可能长期一直都处在创作兴奋状态中;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一生至少有一个创作高潮。冯至先生一生，出现过两个创作高峰:一是20年代创作《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时，有一些杰出的抒情诗和叙事诗面世;二是40年代写《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杜甫传》，诗、散文、历史小说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作者成就的最高标志，几乎都产生于这时。

冯至40年代诗创作这一高峰的出现，经过了十年左右的准备和探索，才完成了从早期的近似浪漫主义的抒情到兼取存在主义和浪漫主义而统一于沉思型的转变，才找到了最便于他表现的诗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

1930年，在5月至11月出版的《骆驼草》上，冯至发表了《送》、《发》、《晚餐》等八首诗。在表现方式上，与前期那种直抒热恋之情有所不同，更多的是间接表现。1934年，冯至在《沉钟》半月刊第34期上发表了《诗四首》，其中《海歌》和《雪后》是对宇宙意识的探寻;后者哲理更强。诗人欣赏和追求的是和蓝天、绿松、白云一样的坦白的世界。“我们的根源”，“共同的祖母”，人与人的关连，都是这一境界。诗的支撑架是隐蔽的哲理。1935年12月发表的《威尼斯》和1937年7月发表于《文学杂志》1卷3期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四首），标志着冯至诗风转变的趋向成熟。《威尼斯》无论就哪一视角观察，都是一首美妙的诗。它不追求表层的热情，不追求短暂的社会效应，而是让人沉思。冯至可能意识到诗创作已面临转型，走向内心，走进寂寞，“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完成”①。冯至这时候，怀着执着的爱，追求自然中的单纯，寻觅几乎没有人注意的渺小中的伟大，去发现诗。他自信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继续尝试着前行。

冯至在1941年一年内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体新诗，似有些偶然，又有些必然。他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一文中有颇详细的叙说。他第一次译作十四行诗，是1928年他不懂法语时经友人范希衡讲解，略加整理而成的法国阿维尔斯（F·Arvers，1806—1850）的一首《十四行诗》。冯至在写《十四行集》之前，除读了中译的莎士比亚、布郎宁夫人等的十四行诗外，进北京大学德语系学习后，吕菲乌斯（Gryphivs）的沉痛的《祖国的泪》，普拉滕（platen）的明净的追求美和形式的《威尼斯十四行》，给了冯至以难忘的印象。他说:

沉痛也好，明净也好，我渐渐感觉到十四行与一般的抒情诗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题有后果，有穿梭般的韵脚，有一定数目的音步，它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经受严峻的考验，光荣与屈辱、崇高与卑污、英勇牺牲与荒淫无耻……等等对立的事迹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感到兴奋而又沮丧，欢欣鼓舞而又前途渺茫。我那时进入中年，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神旺盛，缅怀我崇敬的人物，观察草木的成长，鸟兽的活动，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自己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这种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后来通过适当的语言安排，渐渐呈现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形体。把这些形体略加修整，就成为一首又一首的十四行诗，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我并不曾精雕细刻，去遵守十四行严紧的格律，可以说，我主要是运用了十四行的结构。

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发自内心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受到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的启迪。②

“启迪”主要是生死观、“宇宙万物都互相关联而又不断变化”、以及“最自由、最变格，甚至可以说是超出十四行范畴”的创造性。我以为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积极面的影响。在这前后，正是冯至对杜甫及其诗作最感兴趣的时候③。

《十四行集》的创作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941年，冯至为避日寇空袭而住在离昆明十五里的杨家山林场中的茅屋里。“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特别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一次，在一个冬天④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⑤又一天，冯至在从昆明城内走回林场的途路上，进入山谷以后，“我们走的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但是我们从城内向这里来的中途，忽然觉得踏上了一条旧路，那条路是用石块砌成，从距谷口还有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山谷这边引来，先是断断续续，随后就隐隐约约地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无日不在继续着埋没下去。我在那条路上走时，好像是走着两条道路:一条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条路是引我走到过去。因为我想，这条石路一定有一个时期宛宛转转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内溪水的两旁，现在只有树木的地带，曾经有过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经有过田园”⑥。冯至情不自禁想起，他目为导师的鲁迅在他的名篇《故乡》的末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冯至想到了屈原、李白、杜甫的人生道路，歌德、里尔克的人生道路，和自己的友人的人生道路，写下了《原野的小路》、《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

他不知多少次看到:“高高耸立起来那植物界里最高的树木，有加利树。有时在月夜里，月光把被微风摇摆的叶子镀成银色，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⑦这树给诗人的启示，渐渐地在诗人灵魂中生长，成熟，成熟为《有加利树》。

至于这杨家山上很多很普通而在欧洲很高贵的鼠曲草，更给了诗人以无尽的遐想和情思: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有谁要认识这小草的意义吗?我愿意指给他看……⑧

关于这些诗的创作契机和具体情形，姚可教授曾作了介绍:“里边有几首关于道路的诗，是他一人或我们二人在松林里散步的收获;第十九首的《别离》是我去狗街后他写给我互相勉励的;关于茅屋内听着外边的狂风暴雨，则是我们共同的体会;第十八首《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是回忆过去在旅途中有过的经历;第二十三首《几只初生的小狗》，不少读者很喜爱，觉得内容新奇，却是我们的奶妈亲眼看见那个场面，她认为有趣，跑来告诉冯至的。”⑨

有些诗篇的诗之思，冯至在日记中也留下了雪泥鸿爪。1942年5月24日、25日，他曾到林场茅屋小住，日记写道:

战争把世界分割成这么多块彼此不通闻问的地方。两三年来，到过这山上来的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一些不能通音讯，而且有的已经死亡。对着和风丽日，尤其是对着风中日光中闪烁着的树叶，使人感到——一个人对着一个宇宙。

月夜里，我们望着有加利树，越望越高，看着它在生长，不由得内心里惊惧起来。⑩

冯至在写这些诗的过程中，都在沉思，沉思，沉思;他力求有新的发现;力求把握住别人不曾把握住的事体;他像里尔克那样穷究有形的无形的关联;他像歌德那样苦苦思索生与死，在蜕变和永恒的缕缕诗思之中盘旋;他像东西方文化伟人一样倾情于平凡、渺小，尤其倾情于平凡、和渺小中被遮蔽的伟大;他像痴情的恋人，追求“向上”、“发展”和“生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他时时关注民众，民族精神的健壮……。

在创作十四行诗的过程中，冯至的心有过温馨、欢腾，也有过剧痛、流血，但都不外露;他要不一个人漫步在山林里，或者把自己关在书房默想，或者……;每完成一首诗的草稿，就如同“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如同在绝望中获得新生，从虚无走向实在，如同生命承担了“一个大的宇宙”。

冯至在新诗创作史上，勇敢地迈出了新的步伐。他如同一个苦行僧，在千姿百态的诗的峰峦中寻找别人未走过的路;他成功地实践了杜甫说的“转益多师是汝师”;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从中外一些大哲学家、大诗人那里获得启示，终于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期，突破、超越了自己的和别人的中国新诗早期的辉煌，以新的诗的思维方式，建筑了新的诗的架构，创造了新的诗的格律和语言。

《十四行集》中的作品，有些是无论整个新诗或者此前作者诗中所少有的诗的思维原则或者说思维方式。发掘平凡的人和事中的不平凡，赞颂平凡中的不平凡，是这一诗集作者的思维方式之一。如鼠曲草，从它德语名“贵白草”，从其实质对照中着笔，强调它“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默默地成就死生，它的“伟大的骄傲”在拒绝一切赞颂、美誉和夸饰中完成。这小草是渺小的，平凡的，但诗人发现了它渺小中的伟大，平凡外表下的不平凡。蔡元培、杜甫、歌德、梵高，这几个人都很伟大至少有伟大的一面，但冯至对他们的抒写，都写他们平凡中的伟大，平常人中的不平常。如写蔡元培，是在平常中表现他的“一种异样的光彩”，在他死后深感缺少了主持人类正义的泰斗。对杜甫，冯至写他和老百姓一样的贫穷，一样受饥饿，并面临着“死填沟壑”的威胁。但他是伟大的，他同情穷苦人，同情战死者，“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一丝一缕在人间，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这就很不平常，很伟大了。第十首写歌德，与写蔡元培、杜甫的诗，内容不同，但思维方式相似。原诗只有第一行说:“你生长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意图可领悟但不十分明显。50年代及以后的版本将第一节的二、三行分别改为“平凡的事物”，“写出许多不平凡的诗篇”。就将被遮蔽的诗人思维方式挑明了。写画家梵高画的都是平凡的向日葵、扁柏、在烈日下行走的人们、在阴暗房间里剥土豆的人、吊桥和船，表现了画家对平凡的不幸者的关爱。打破隔离，突破难以消除和难以逾越的界线，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还有人和其它动物之间、有生物与无生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植物与植物之间、无生物与无生物之间的隔离、界线，在诗的意义上发现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相互关联、呼应、汇合、交流，这成了冯至《十四行集》诗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它是新的发现，给读者以深深的启示;而读者也为这发现欣喜、惊叹，乐意跟随着诗人的思维方式前行。将“奇迹”与慧星、狂风联系起来，与蜜蜂等小昆虫或在交媾后死去，或者在将射向“敌人”的刺螫出以后结束生命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了人一生都在承受意外事件的袭击，完成自己美妙生命的结语。有的诗歌颂自然界的“蜕化”现象，使“死亡”成为“永生”的起点。赞美有加利树成了“我”的“引导”，精神的导师;“我”愿化为树下的泥土。将人和树的距离缩小到无境界，变得可以交融、互利。有的诗将小草及其“品格”与人、“人格”之间的界限消除，将二者融合为一体。有的诗力主人与人之间应多交往、联系，不应自我封闭。有的诗写得表面上几乎都是矛盾、对立的事件，可实际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关连:

从沉重的病里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发展，你懂得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重病与健康、“绝望的爱”与“新的发展”，火中再生、蛇的蜕变，总之，生和死和变，似是两极，实在紧密关联。这里，很像冯至谈诺瓦利斯时所说:“生命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生命的开始，因此二者是同一的，没有光明也就无法想像黑暗;这样，对于神秘主义来说光明与黑暗是同一的。”11 我不是说冯至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而是认为，他们都有些“浪漫哲学”的特征。诺瓦利斯说:

在我看来，把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给平凡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对有限的东西给予无限的外观，这就是浪漫化。12

在《十四行集》中，一般人认为没有多少联系的自然物与人的忧愁、生长、生命之间，冯至却发现了、指示了其间的关联和呼应: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

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路、水、风、云、城市、山、松树、浓雾、我们的生命、蹊径上行人的生命，在这里全都成了关联、呼应的自然物。这对普通读者一时难以理解，但在熟读诺瓦利斯作品的冯至看来，这是非常容易领会的。他说:

打开诺瓦利斯的作品，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把万事万物都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歌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限都消失了，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融合。“同在性”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和最常用的表述，它也为诺瓦利斯所信奉。13

我们如果不是把这一切作为科学来理性地认识，而是用中外古今诗学所特有的“移情说”等进行分析，则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一千多年前从神思移情角度作了精妙的论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神与物游”，“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4 。何况文学创作，作家可以将抒写对象拟人化，赋予抒写对象以感觉、性情、顿悟、理性，使无生物如山、水等也有了生命。就客体而论，自然物也如人性各有个性特色。且不论山之外形千姿百态，无完全相同者，仅就其神而言，北宋画家郭熙说:“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嵩山多好，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而且，“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薄，冬黯淡”。“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冬山惨淡而如睡。”15 由此可见，赋予无生命的自然物以生命，在文艺作品中是正常现象，并非存在主义哲学所独有。

冯至的《十四行集》还有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以“蜕变”来认识、感受、解释事物。冯至希望人们准备迎接偶然的危险，因为这是迈向新生的必然途路;人们应该欢欣地让一些该脱落的化为尘埃，就如同秋天树上的枯叶，应该让一阵大风把它们统统吹落16 ;有加利树之所以值得赞美，也是因为:

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

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

这和诗人的“关联”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冯至《十四行诗》的思维方式，有些和中国传统的思路相近似，最主要的是以博大的胸怀，同情穷苦人和普通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黑暗的日子里，在险恶的危机前，仍向往光明，期望奋力前行，不消极悲观，不颓唐退缩，不怨天尤人。这一方面，使人隐约感到，冯至在深受欧洲哲学影响的同时，也继承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吴敬梓等的中国文化传统。后面这一点正是冯至有别于里尔克、诺瓦利斯之处。在冯至的诗中，把赞歌献给“躲避着一切名称的小草”;神往作树根下的泥土;把颂辞呈给对“路旁的小草”，怀着希望的导师;对为贫穷者、为“人间壮美的沦亡”唱着哀歌的杜甫，冯至最钦佩的是其仁爱在人间;他的心目中，梵高的伟大处是他对不幸者的关爱;他铭记着那些在原野里和在他心灵原野上踏出道路者;他期望小狗将来“在深夜吠出光明”;他的理想是，人们小小的心田能装下“一个大的宇宙”。这一切，使得《十四行集》产生了神奇的作用:读者不知不觉地处在积极的、健美的、向上的氛围中，并且无形中积蓄了沉甸甸的精神资源。它不像战鼓那样催人冲锋陷阵，也不似催眠曲那样令人昏昏入睡，它难以起“立竿见影”的影响，但它的影响的深度是非同寻常的。

这并不奇怪，冯至的创作意图，就没有想使自己的诗，成为刺刀、手榴弹，成为战歌。好的诗，大而言之，有两类:—类如志士的就义诗、爱国诗以及一些为时事而作的篇章;另一类是与政治无直接关联而有间接的潜在的联系的和与政治无关的爱情诗。《十四行集》对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抗日战争，应该说也具有间接的潜在的助益。

《十四行集》中的二十七首诗，既采用了十四行诗的基本形式，又突破了它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变体。关于十四行诗（中译名又称“商籁体”），闻一多先生有过研究，他说:

大略的讲，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非遵守不可，那是在第八行的末尾，定规要一个停顿。最严格的商籁体，应以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或以每三行为一小段，或以前四行为一小段，末二行为一小段。总计全篇的四小段，（我讲的依然是商籁体，不是八股!）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讲到这里，你自然明白为什么第八行尾上的标点应是“。”或与它相类的标点。“承”是连着“起”来的，但“转”却不能连着“承”走，否则转不过来了。大概“起”“承”容易办，“转”“合”最难，一篇精神往往得靠一转一合。总之，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是一条直线。17

冯至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中说;“我渐渐感觉到十四行与一般的抒情诗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提有后果，有穿梭般的韵脚，有一定数目的音步，它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18 他还说，由于受里尔克1922年2月23日致友人信下面一段话的影响，才敢大胆地写变体十四行。里尔克指出:

我总称为十四行。虽然是最自由，所谓最变格的形式，而一般都理解十四行是如此静止、固定的诗体。但正是:给十四行以变化、提高、几乎任意处理，在这情形下是我的一项特殊的实验和任务。19

在里尔克的启示下，冯至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尽量不让十四行传统的格律约束我的思想，而让我的思想能在十四行的结构里运转自如”20 。是的，文学艺术最不能容忍封闭创造性的铁门。冯至的十四行诗，结构也不是机械的划一，而是多样的。如果按闻一多的《谈商籁体》中的“起”、“承”“转”、“合”来考察，只有第一、四、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六、十八、二二、二四、二五首这十二首合乎规范，其余十五首则突破了这种规范。

就十四行并无规定的每首诗结尾的三行或二行与第一节的关系进行考察，第九、十、十九、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无明显的呼应关系，其他诗则隐约地或明显与“起”相呼应。不管是合乎规范或不合规范，首尾是否呼应，都不能决定整首诗艺术水平的高低优劣。又如第二七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这也是《十四行集》中最佳作之一。一至九行为“起”、“承”，十至十二为“转”，最后二行“合”，且与第一节相呼应。这首诗，突破了十四行诗的规范，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美妙惊人。

《十四行集》多用比喻和隐喻，其中有些很传神很巧妙，具有多义的丰富性，有柔韧的弹性和伸缩性，如第四首，用鼠曲草隐喻人生，躲避一切名称，默默地成就此生;似乎渺小，实则伟大;似是平凡，实则纯洁高尚。第五首一百多个岛形成的威尼斯，隐喻人类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贴切、形象。第十二首写杜甫，其中有如下诗句:

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

象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西藏佛教有种传说，谁如果得到宗教的最高领袖衣裳的一丝一缕，神会降福于他。诗中的意思是:杜甫的贫穷，让同情和仁爱之光普照人间，神会赐福于人。隐喻杜甫对穷苦人的深深同情，泽及广大百姓，非常生动。第十七首以原野里的路，隐喻人生之路、人的思想认识发展之路，构成了诗的意境的轮廓，很巧妙。第二一首，以狂风里的暴雨隐喻社会灾难，如轰炸、战争等，颇传神。二三首希望小狗将来“在深夜吠出光明”，隐喻未来是美好的，有希望的光。第二六首，以“我”天天走着一条熟路，偶尔走一条生路，疑虑重重，又发现同熟路一样可达到住所，隐喻一个哲理:最熟悉的也有未认识明白之处，认识之路没有尽头。第二七首以风旗隐喻“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的困难、忧虑和成功的喜悦。冯至诗中的比喻和隐喻，喻体本身并不奇特，但使人感到新颖，威尼斯水城、圣者的烂衣裳、原野的小路、在深夜吠出光明，都用前人之所未用，是新的艺术创造，新的贡献。

《十四行集》的语言，语法的句子结构引进了一些能发挥汉语优势的新的结构形式，如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慧星的出现

——《一》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

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

——《三》

不辜负高贵和洁白，

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这是你伟大的骄傲

却在你的否认里完成。

——《四》

这些诗句在语法结构上突破了汉语语法的规范，词意的表达上有别于汉语的习惯，但作为诗，是优美的，或有便于诗意的关联，或有利于表现诗意的转折，或增加诗意的丰富多义。

冯至的《十四行集》，为了充分表现诗意情绪的开阖、升降、运转自如，非常注意内在旋律的安排，如第二首: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这时代象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象蜕化的蝉娥把残壳都丢在泥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歌曲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了一脉的青山默默。

一二行音速和音调是中度的。三四行的音调是明朗、抒情的色彩。五至九行是一个音乐段，有相对完整的旋律。十至十一行是一个音乐段，仿佛带有过渡性质，十二至十四行是一个音乐段，也相对完整，而与一二行的旋律有照应。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这首诗中，一连三次写下了这样格调的诗句:“我们安排我们这时代”，“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这似乎成了诗的旋律的主体之一，增加了音乐旋律的柔和性，突出了音乐旋律的基调。这首诗的脚韵也很有特色，一、四、五、八、十、十二、十四行同押一个韵，二三行押一个韵，六七行押一个韵。四五行都押韵，增加了旋律的联接性。再加上“脱落”、“棵棵”、“默默”这些双声叠韵，音乐旋律更显得明显、优美。这也许并不是《十四行集》音乐美最佳之作，但由此可见一斑。

《十四行集》出版后，李广田、朱自清、唐40年代后期就发表了精彩的评论。李广田指出，冯至“在那最日常的道路与林子中发现他的诗，……他却是像里尔克所说的是那‘第一个’发现的人”。“他是个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因为作者认识到万物一体的大化之流行，一切都在关联变化中进行，所以一方面是积极的肯定，而另一方面就是那否定的精神，然而这种否定也正是那积极的精神之另一表现，因为自己与一切共存，故不想占有任何一部分，因为自己的灵魂与天地万物同其伟大而光灿，故毫无执着而固执的念头，自己有其实，正如一切有其实，故不沾沾于名相。”“十四行体，也就是诗人给自己的‘思，想’所设的水瓶与风旗，何况，十四行体，这一外来的形式，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本来是最宜于表现沉思的诗的，而我们的诗人却又能运用得这么妥贴，这么自然，这么委婉而尽致，叫我们不能不相信在他一篇文章里引用过的，歌德在一首十四行里所写的，如下的句子:

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

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21

李广田的文章肯定了冯至《十四行集》该肯定的地方。朱自清在谈了诗向抒情发展以后说:

另一方面，也有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哲理，比从大自然体味哲理更进一步。因为日常的境界太为人们所熟悉了，也太琐屑了，它们的意义容易被忽略过去;只有具有敏锐的手眼的诗人才能把捉住这些。这种体味和大自然的体味并无优劣之分，但确乎是进了一步。我心里想着的是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全用十四行体，就是商籁体。十四行是外国诗体，从前总觉得这诗体太严密，恐怕不适于中国语言。但近年读了些十四行，觉得似乎已经渐渐圆熟;这诗体是值得尝试的。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22

又说:冯至的“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无韵体和十四行（或商籁）值得继续发展;别种外国诗体也将融化在中国诗里。这是模仿，同时是创造，到了头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23

《十四行集》受到精通诗美的李广田、朱自清等的赞美，但当时文坛的反应并不热烈。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人（包括诗人、作家、学者）最关注最喜爱的是和抗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有立竿见影般直接助益的作品，不会对沉思的诗特别喜爱，即使有人喜爱也大都不会见诸文字。但最耐读具有顽强的潜在艺术生命力的沉思的诗，突破了超越了时空，在世界不少地方，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闪耀出鲜丽的光彩。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 11 12 13 18 19 20《冯至全集》11卷295页;5卷94页;1卷213页;3卷47页;3卷49 页;3卷48页;7卷8页;（转引自）7卷11页;7卷5页;5卷94页;（转引自）5卷96页;5卷9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