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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大历史》系列丛书汇集了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所涉及史料进行考证和补充，其写作阵容令人叹为观止。同时，负责统筹整套丛书的主编也是历史和编辑方面的专家。 《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美】兰克·萨克雷 约翰·芬德林 著，王林 译，新世界出版社 本文摘自《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美】兰克·萨克雷 约翰·芬德林 著，王林 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8月。 死亡人口统计 尽管到底死亡多少人永远也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现在的人如果罹患腺鼠疫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之间（但是如果病人得到抗生素治疗的话，死亡率会大幅下降）。如果病人得的是肺鼠疫，同样没有及时进行药物干预的话，病死率将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如果病人患上的是败血性鼠疫，又没有积极治疗的话，那么病死率将高达百分之百。我们虽然理论上可以从这些数字中推断得出中世纪黑死病的死亡人数，但实际上我们却难以知道黑死病爆发时哪些人患的是腺鼠疫，哪些人患的是肺鼠疫，以及中世纪耶尔森（氏）鼠疫菌株是否与现代耶尔森（氏）鼠疫菌株具有相同特征。 黑死病爆发时期的报道对后人得知当时黑死病的死亡率并无帮助。中世纪观察家缺乏大规模统计人口数量的方法，中世纪编年史家（与他们的希腊、罗马前辈一样）为了达到强调突出的效果，易于夸大死亡人口的数量。与此相对，一些出于不同目的由个人撰写的历史记录倒显得更为可信。例如，一位名叫亨利· 耐顿（Henry Knighton）的英国牧师对莱斯特（Leicester）所辖各区染疫死亡人数进行了详细记录：圣伦纳德区（St。Leonard）380 人，圣十字区（Holy Cross）400 人以上，圣玛格丽特区（St。Margaret）约700 人。由于耐顿与阿维尼翁（14 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教廷的所在地）联系频繁，因此亨利· 耐顿还精确、详实地记录下法国南部地区教士阶层的患病死亡情况。耐顿不仅统计出莱斯特教区的死亡人数，而且对于法国南部地区牧师的死亡率也提供了精确、可信的数据：阿维尼翁有6位红衣主教和160 名加尔默罗（Carmelite）修士（包括所有英国籍加尔默罗修会成员）染疫而亡，普罗旺斯地区有347 名多明我会教士（包括147 名蒙彼利埃人中的140 人）染疫而亡，马赛的150 名方济会修士中除1 人外全部疫亡。耐顿统计的数据仅限于英国中部及周边地区以及法国部分地区的牧师群体罹患黑死病死亡的情况。耐顿从未试图统计被黑死病疫情侵扰的其他地区人口的死亡情况。面对黑死病造成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恐怖景象，许多编年史家已无力准确描述他们所目睹的惨状，他们更愿意赞同意大利作家乔瓦尼· 薄伽丘《十日谈》（1350 年）第一部中对黑死病造成的惨状进行的细致、生动的描写。然而，《十日谈》毕竟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文献。因此，编年史家的文献中便不厌其烦地重复“每四人中就会死掉三个”或“每十人中就会死掉九个”这样的语句。 然而，佛罗伦萨的一位名叫乔瓦尼· 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的编年史家却是个例外。维拉尼是一个做生意的买卖人，他想用不同于当时通用统计学的方法求得黑死病死亡人口的精确数据。维拉尼引证的数据包罗万象，从当时开业商店的数量及从业者人数，到每年食品的消费量，各种类型的数据应有尽有。在强大数据的支持下，维拉尼在其著作《新编年史》（Nuova Cronica ；New Chronicle）中信心满满（也言之成理）地指出，疫情爆发前佛罗伦萨总人口为九万四千人。虽然维拉尼死于他一心想从人口学角度评估疫情影响的黑死病，但是维拉尼的研究数据（与医学和考古学证据相印证）却帮助现代学者推断出黑死病致使占当时佛罗伦萨总人口百分之五十的人丢掉了性命。 虽然佛罗伦萨黑死病死亡率高得吓人，但事实上可能除了市中心之外，并非所有地区都是高死亡率。乡村的死亡率可能会低一些，尽管最近研究表明乡村地区黑死病的死亡率可能并不像学者们之前估计得那样低。比如，在对英国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许多农村地区都遭到黑死病的严重打击，人口损失惨重——有的地区甚至达到整个村子人口灭绝的程度。当然，各地病死率也不相同。那些大的商贸中心和政治中心以及有大量外国旅行者途经的人口稠密地区受黑死病的影响最大。维拉尼所述的佛罗伦萨便是最好的例子，尽管绝大多数意大利城市都被疫病感染，像佛罗伦萨一样重要的中心城市如伦敦、巴黎、阿维尼翁、亚眠（Amiens）以及北海贸易中心城市不来梅（Bremen）和吕贝克（Lübeck）也受到疫情波及，但却都不像佛罗伦萨一样死了那么多人。然而，其他地区——包括诸如米兰（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连接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地区贸易的重要枢纽）、罗马、列日（Liège）、纽伦堡（Nuremberg）以及波希米亚全部地区——都奇迹般躲过了瘟疫劫难，这些地区无一人感染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地区（例如，对英国一些疫区所做的非常详尽的研究）的流行病数据也必然适用于其他地区。总而言之，相关证据表明欧洲是迄今为止黑死病感染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例如，这场流行性鼠疫在亚洲夺走了2500 万人的生命，虽然这是极大的数字，但是与亚洲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这个比例要明显低于欧洲。整个欧洲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保守估计也得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欧洲爆发黑死病疫情前，西方基督教世界总人口约为5000 万至6000 万之间。因此，欧洲黑死病死亡人口总数应该介于1500 万至3000 万之间，虽然这些数字有可能被不断修正，但就这些数字来说，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惊人的。 医疗应对举措 1670 年前后，一名叫安东尼· 范· 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的荷兰布匹商人、非专业科学家用自己制造的显微镜在观察一滴水的时候，发现了水滴中布满生命体的微生物世界。雷文霍克的发现无论就其影响范围还是推动基础技术发展方面，均具有划时代意义。16 世纪末，第一批简易显微镜被制造出来。雷文霍克发明出第一台能够看见最大微生物——被其称为“微动物”的单细胞生物的显微镜，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进行了大约三代试验型及改进型显微镜的制造工作，但均以失败告终。此次重大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微生物科学的创建，同时也为医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显微镜的发现使无数人从中获益，而最先受益的两位是爱德华· 詹纳（Edward Jenner） 和路易· 巴斯德（Louis Pasteur）。借助于显微镜，二人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雷文霍克之前，没有人会想到疾病有可能是由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引起的。尽管中世纪医生知道疾病可以传染，但是他们对传染病的机理一窍不通。中世纪医学认同古人的观点，即人体健康由四种体液（血液、脾液、胆液和脑液）所决定。整个中世纪医学建立在体液理论的基础之上，并据此进行疾病预测和诊断。中世纪医生力图对这种传播速度极快、令人闻风丧胆疾病的病因做出合理解释，并找出应对之道。一些人认为这是对灵魂邪恶的人进行的惩罚，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占星问卦以明就理。1348年10 月，巴黎大学医学系发布的研究结论称黑死病的起因源于行星间的恶性结合，从而从地球中吸出了“邪恶的水汽”。虽然空气中存在腐败气味的最终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腐败味道的空气”是中世纪医生对病因最常见的解释。最后，多数医生与许多当时的人一样把黑死病的出现归因于上帝对罪孽深重的社会的审判。 相反，对这种疾病的医学描述总是复杂多样。在极为详尽地描述黑死病发病症状的众多医生中最值得一提的两位医生一位是意大利人金泰尔· 达· 福利尼奥（Gentile da Foligno）， 另一位是伊比利亚阿拉伯人阿布· 贾法尔· 艾哈迈德· 伊本· 克蒂马（Abū Ja’ far Ahmad ibn Khātima）。盖伊· 德· 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是阿维尼翁的一名教皇医生，他曾与这种极其恐怖疾病有过亲密接触， 1348 年当黑死病第一次侵袭阿维尼翁的时候，他曾经感染过这种疾病，但侥幸活了下来。自身患病的经历和患病期间的细心观察使盖伊不但能够区分黑死病和肺炎发病形式的不同，而且还使他能够在黑死病1361 年再度来袭时通过临床症状上的细微差别分辨出哪些病人罹患黑死病，哪些病人得的是肺炎。
[摘 要]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类传染病频发，对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大。通过研究中世纪英国对黑死病的反应与应对措施，主要目的在于让人们可以真正地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总结人类应对灾难的成果经验，探索应对突发性、灾难性疾病的有效措施，降低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促进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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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死病；应对措施；借鉴意义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一词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毫不陌生；但它实际是一个直到公元1832年才被使用的现代→专用术语。中世纪的人们把以之为命名的那场浩劫称作“大瘟疫”、“大死难”或者“大灾难”。以往人们认为黑死病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患者出现黑斑，全身变黑，实际上这是误解，“黑”在这里并不主要是指颜色，而是指这场瘟疫的“恐怖”、“可怕”，这是人类对黑色所赋予的普遍意义。国外学术界认为该词出现是斯堪得那维亚语或英语中对瘟疫的拉丁语称呼，是对“pestisatra”或者“atra mors”的误解。因为在14世纪，“atra mors”有骇人（terrible）和黑色（black）的双重含义，这与任何临床症状无关。后人以black译之实为terrible之意。[1]
一、黑死病对中世纪英国的冲击与破坏
1348年6月，黑死病在英国的梅尔科姆港登陆。这种产生在中亚沙漠和戈壁里的瘟疫通过中亚向西传播到地中海，并通过商船传播到意大利地区，继而传播到大西洋沿岸和整个欧洲。1348年10月英国西部的各个郡都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至1349年的春天，在天气转暖的情况，黑死病沿着英国的河流和海岸线传遍了英国的各个角落。
（一）黑死病对英国人口的冲击
黑死病在英国的传播速度极为迅猛，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传遍了整个英格兰，黑死病对英国社会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体现在它对欧洲人生命的严重威胁。黑死病在欧洲是以腺鼠疫、肺炎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三种鼠疫混合的形式传播的，特点是死亡率高、反复性强、传染性强，加之中世纪医疗水平的落后，此病基本是无药可医的。患者在发病后，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便命归黄泉。黑死病前夕英国总人口在400～500万之间，1377年下降到250万[2]，其中伦敦在这场灾难中有10万人丧生，总体上英国黑死病的死亡率在45%以上，远远高于它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3]在英国的稳彻斯特主教辖区的范海姆，这个由10个独立村庄组成的英格兰中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区，在1348年有3500人，而到了1349年夏天，740个家庭有185个家庭灭绝了，1349年余下的年份中又有101人死亡，整个地区的死亡率在40%以上；而在剑桥郡的三个村子，人口死亡率分别是53%、57%和70%。[4]黑死病在1361年到1391年间曾经5次光临英格兰，1382年有1/5的人口被毁灭，并在约克郡使1万1千人死亡[5]。
另外，黑死病期间，很多大城市的公共卫生十分的恶劣。当时的伦敦由于“腐臭的污物沿街道四处蔓延，流入泰晤士河的心脏地区，这座城市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令人恶心的污秽的恶臭出现了”[6]，人畜共处一室的情况司空见惯，五、六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穷人没有床，只是在地面上铺些稻草应付了事……城市里和房间内到处都是粪便和泥浆，污浊不堪的景象到处都是”[7]。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个人卫生状况也惨不忍睹，高死亡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黑死病对英国经济的破坏
在黑死病的袭击下欧洲百业凋敝。朱孝远先生认为要抵御黑死病这样自然灾害的侵袭，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健全的行政体制、足够的经济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化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三个条件在黑死病前后的欧洲都不具备，所以在自然面前，人类就显得既畏缩又萎缩[8]，教俗两界无可奈何的听凭人们持续死亡，不久欧洲出现经济大萧条的局面。黑死病所到之处，家园被舍弃，城市荒芜，工厂矿井被废弃，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也被迫停止，正常的经济生活停顿，人类衣食住行所需物质的生产受到破坏，从而使欧洲的封建社会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紊乱状态。这段时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最黑暗时期”。
黑死病对欧洲经济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的锐减，增长乏力，长期停滞不前，具体的死亡人数在前文已叙。单就英国的人口变动而言，“1348年黑死病前夕，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在四、五百万之间，1377年下降到250万，1525年时英格兰总人口仍然不足226万，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口史上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增长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9]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减与高下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的波动。劳动力的短缺造成城市败落、大片农田荒芜，整个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在城市中，14世纪晚期英格兰拥有人口在4千人以上的12个较大城镇，黑死病后只有伦敦、考斯特、萨利斯伯雷和纽卡斯尔成功制止了大规模衰退，得以保持原有规模，其他城镇则全都衰落下去[10]，不列颠西南部和威尔士的广大地区变成一片荒原。由于人口减少，劳动力缺乏情况非常严峻。在英国，黑死病过后，女人和小孩被迫参加农耕。[11]英国的编年史说：“劳工们得意洋洋傲慢固执，以致对国王的法令置之不理，如果有人想要雇佣他们，那么就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是损失自己的果实和庄稼，或者满足他们的极其傲慢贪婪的愿望……”。
（三）黑死病对英国政治的冲击
黑死病的蔓延不仅造成人口锐减和经济崩溃，也使社会政治秩序陷于动荡和混乱。其中英国政府于1349年颁布《劳工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按黑死病以前的工资工作，否则入狱。如果一个劳工在合同未到期前离开，应予以监禁[12]。而且为了应付百年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困难，1377～1381年间人头税上涨了3倍。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农民和市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开始反抗，终于于1381年爆发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13]虽然这些下层群众的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却使整个欧洲社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促使政治、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和城镇秩序的失控，反映出黑死病后尖锐的阶级冲突，普遍的社会不满在升腾，这在摧毁中世纪封建制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成为欧洲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大变动的前奏。 由此可见黑死病所经之处哀鸿遍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瘫痪，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黑死病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连锁反应，对中世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14]
二、中世纪英国各阶层对黑死病的应对措施
（一）教会
对于教会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天谴说”下对黑死病加以防治。在教会看来，瘟疫是人类自身罪孽招致的惩罚，社会道德的堕落则是上帝发怒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教会的主导地位，对黑死病的“天谴说”解释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在这种解释的指导下，教会主导展开了一系列以忏悔、祷告等宗教仪式为主的防治活动，这些措施对于控制瘟疫来说毫无成效，并且还因人群的集中游行以及类似的活动而使瘟疫更加肆虐。
（二）政府
政府在黑死病期间的救助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加强福利，减税应灾；其次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作为应急性的社会对策，必须要遵守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由此这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民间群体
民间救治。施救者有三类：一类是具有外科特性的理发师、铁匠和少数专门的外科医生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游医。另一类包括被认为带有魔力的国王、星相家和巫医。还有就是行会组织的内部自救。其防治举措与他人的防治措施并无本质区别，不外乎熏香驱毒，少吃肉食，多吃水果，谨慎沐浴，严谨性事等。
三、中世纪英国各阶层对黑死病应对措施的借鉴意义
基于二十一世纪应吸取的教训与采取的对策对当今我国乃至世界在应对疫病时的借鉴意义，其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提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防疫过程中，伴随着防疫工作的展开，政府的行政职能有了相应的扩展，各级政府在防疫中的积极作为，体现了英国政府一种新的职能取向——瘟疫的防控，这表明政府已经“将对公共卫生的管理视为政府的职责与权力，使之专门化并带有强制性。”政府职能的这种扩大本身是社会变迁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进程。
（二）宗教与封建迷信的渗透与反渗透。在黑死病的打击下，疫区居民难免心生恐惧，同时教会在黑死病期间对黑死病的解释“天谴说”，基于“天谴说”教会主张人们以向上帝忏悔来作为应对灾难的主要措施，这样就给宗教进行渗透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是封建迷信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对疫病的正确认识，可以有效抵制和杜绝宗教和封建迷信的渗透，对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提高个体和社会的抗疫能力，促进人们生活习惯的改进和认知水平的提升。灾难是残酷的，但是扑灭黑死病的斗争锻炼了人们，正如生物体内侵入病菌会产生抗体一样，黑死病对于社会及其个体也具有同样的刺激作用。黑死病灾害袭来后，求生的本能趋使社会和个人采取各种方法控制疫情，救治感染者，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高了社会和个体的抗灾能力。同时因为在黑死病的打击下，人对于黑死病的认知状况直接制约着人在黑死病中的心理状况，在黑死病问题上，人的理性、理智集中地表现在对于黑死病的认知，这为此后的防疫工作多少奠定了一些基础。
（4）公共卫生体系的强化及应急机制的建设。在同黑死病的斗争中，中西医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英国政府和人们认识到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以及黑死病爆发初期政府的措手不及，暴露了英国政府在灾害预警机制方面的巨大漏洞，无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由此公共卫生体系的强化及应急机制的建设是防疫工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1]Ole J Benedictow，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M].New York：The Boydell Press，2004，p.1.，p.45.
[2]刘景华、张道全.14～15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初步探索[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9）：69.
[3]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4]Robert S.Gottfried，The Black Death-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New York：Free Publishers，1983，p.51.
[5]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90.
[6]Ole J Benedictow，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New York：The Boydell Press，2004，p.1.
[7]Samuel K Cohn Jr，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Disease and cultural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30.
[8]朱孝远.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51.
[9]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国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40.
[10]谷延方.黑死病与英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北方论丛2005（3）.
[11]《历史颂》（案卷集），转引自（美）念姆斯、W·汤普进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521.
[12]张绪山.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2）.
[13]李晓光.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25.
[14]李晓光.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13.
基金项目：曲靖师范学院校级课题“中世纪英国各阶层对黑死病的反应和应对措施”（2010QN013）。
作者简介：刘黎（1981-），女，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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