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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39年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Gustave Levi- Strauss)从在巴西中部内陆进行科学考察开始,逐渐建立和发展了结构人类学的理论体系。随后结构主义遂为理论家和其它学科采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简单说来,强调认知结构在处理经验上的首要地位，企图显示社会文化系统是为一套构成人类思维的简单的逻辑思维规律所控制。列维- 施特劳斯把文化现象看成是语言一样,想找出它相应的语法规律。 结构主义在人类学中的发展,剑桥大学学院院长李奇爵士( Edmund Ronald Leach)所做的贡献最大。李氏基本上是赞成列维-施特劳斯的主张的,虽然,他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也做了批评,但更多的是他对该理论也有自己的发展。我今天所要谈的内容主要是对李奇有关红绿交通信号灯结构解释的质疑。他认为这个色觉例子是大脑的结构规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而且是列维-施特劳斯所未注意到的。我在这里提出我不同的看法。 结构主义是在人类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学成为一个具有科学体系的学科以来,出现过很多解释各种原始文化差别的说法。首先认为是种族的差异,随后是地理环境不同以及气候优劣等等。美国鲍亚士( Franz Boas)学派则认为,是人的语言形态影响了文化,而在英国功能学派的解释中,完全摒开演化、进化的概念,也不讲文化分歧的原因,注意的是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直到最近这30年,随着遗传基因研究的发展,慢慢又带出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向,即所谓生物决定论。把决定我们人类行为的是文化还是自然列为首要的研究重点。所谓自然,说得更确切一些,照列维-施特劳斯的说法即人的下意识,杜尔干( Emile Durkheim)说是人的集体意识，乔姆斯基说是人脑的深层结构。前几年乔姆斯基在一次大规模的演讲会上,宣称决定我们语言、文化实质性质的应归结到我们大脑中深层结构。但是与会参加评论的神经生理学专家就无法接受这样大胆的假设。深层结构是否存在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自然,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还不懂的事物便可以采用完全否认的态度来加以对待。理由是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化。爱因斯坦说过,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太肤浅。每一个科学的发明、发现,虽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又可以提出另外100个问题,找不到答案。科学技术的发明在某些方面很容易做到,在某些方面就很困难。现在我们的科学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命的起源,另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大脑的功能。这两个问题现在还确实搞不太清楚。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时发下三大誓愿,要在他总统任期内,做到三件事: 一是送人到月球上去；二是修一条环绕美国、到处都通达的高速公路；三是克服癌症。可是,人类上天已经30多年,美国的高速公路现在已经加倍,但是克服癌症呢? 还是没有办法。有人说这是路子不对头,因为许多细胞和生物化学方面的问题至今还在摸索中。因此,我也不敢说我听不懂乔姆斯基、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就说明我完全懂得大脑的神经生理方面的问题。因为也许过几年,我们科学家会发现大脑中深层结构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的想法便不是很幼稚,因为在许多我们不懂的地方实际存在着“奇迹”的源泉。100年前,医生治疗高烧的时候常把血管割开,放点血,认为这样可以退烧。这在那个时候是很流行的。在现在的医生看来这是笑话。所以我不能完全否认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免得后人说我无知。 可是,不论怎么说,在目前条件下,谈到是自然或是文化强力推动着人类,特别知觉过程产生的问题,我是站在文化决定论一边。为了避免有人批评我是个因果循环论者,我准备找一个与人体感觉器官密切联系的知觉问题入手,以此说明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完全由感觉器官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到人自己行为经验的制约。这就是人类对于颜色的认知问题。大家知道,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是眼球视网膜的感光物质。依靠这两种细胞,我们能够分辨380到780纳米之间不同波长的光线,产生紫、靛、蓝、绿、黄、橙、红颜色的感觉。我们正常人的眼睛应该看到150种颜色,但实际我们看到的大致只是11种。有意思的是,假设把这些光波按不同比例调和起来,照数学上的组合原则,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到2048种颜色。目前,据科学家研究,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22种。 当我们要对不同光波刺激加以区分辨别时,一般得给它们取个名字,诸如红的、黄的等等，术语叫做颜色的编码。这里就涉及到结构主义的问题。假设我们人体有深层结构,这就应该事先编好,我们一看就晓得这个是什么颜色。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那盆绣球花,叫什么颜色? 在座的人就会有不同解释。又例如这块浅色黑板叫什么颜色? 恐怕也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名字。 对色彩辨别但却不能加以命名的情况很普遍,并已早为学者们所注意。1858年,英国首相格莱斯登(William Gladstone)首先发现,古代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色觉细胞并不像今天的欧洲人那样发达,颜色的词汇也很少,这是他把《荷马史诗》里面描写颜色的词语都记录下来,加以统计,得出的结果。10年后,德国的Lararus Geiger更进一步,他所研究的不只是《荷马史诗》,同时还有吠陀梵语,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文献,拜火教经典,闪语族文献。他也发现,古代人缺乏颜色的词汇, 没有现代人发达,认为从希腊到亚力山大为止,只有黑、白、红、黄四种颜色,此外连掺杂的颜色都没有。Lararus Geiger应该说是近代人类色觉研究的奠基者。 希腊人色觉为什么没有近代人发达? 解释很多,但都不能令人信服。十多年前普遍的说法认为,在赤道附近的原始民族,特别是黑眼珠的,认识颜色的数目就比较少。离赤道远一点的,特别眼珠是淡色的,认识颜色的数目就多一些。但是最近又有报告说,不管离赤道近或是远,还要再看文化发展的程度,有的离赤道远但文化简单的,认识颜色数目一样不多。 文化程度的高低是不是认识颜色多少的决定因素呢? 自然,例如新几内亚地区的原始民族,就只能说出黑、白这两种颜色的名字,实际上就等于“黑暗和光明”的区别。另外一个最近的研究报告讲,菲律宾群岛为数只有6000人的哈奴诺人只认识黑、白、红、绿四种颜色。是不是文化高低真正是一个决定因素。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日文里的あお( AWO)代表绿、蓝、苍白三种颜色的形容词。近代威尔斯语的glas也同样跨越着色谱上绿、蓝、苍白三种色彩范围。这种情况与文化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颜色的编码命名涉及到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在座的一位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就一直认为，佤语里面掺杂了好多傣语,因此很难讲一个佤语颜色的名字到底是原来佤语的还是引用傣语来的。特别是要追溯它最原始的情况就更不容易。拉丁文里面就没有“棕色的”和“灰色的”这 两个词。直到现在,在座诸位恐怕也没有常用“棕色”这个词。棕色是什么颜色呢? 连《辞海》这类权威性工具书都解释说是牛皮纸的颜色。牛皮纸是什么颜色呢? 牛皮纸颜色就是牛皮纸颜 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文化发达国家的人民如此,文化落后的民族更是如此。当人类学家拿光谱给他们看,他们常回答说:“我看过这个颜色,但我叫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名字。”颜色词汇的缺乏也添加了我们研究的困难。 词语的缺乏和借用并不是造成了解颜色编码命名的最大障碍。因为词语作为代表的符号是可以任意变动的。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了解词语如何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从感官所获得的外界刺激是如何形成知觉概念的。这个形成过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 (1)外界刺激投射到大脑时,立刻便在深层结构中的一定范畴或是构架中得到如何进行处理的必要反应- - 结构主义。 (2)外界刺激得经过接受刺激者反复验证才能在大脑中建立起发出反应的联系。这种反应是比较固定的,并经社会加以认可的- - 实证主义。 为具体说明上述两种解释的区别,公孙龙子在《离坚白》中所举的例子是容易为我们所体会的。他说一个人看一块石头,他的感觉和知觉是两回事情。看到这块石头是白的,你得用眼睛去看；要觉得这块石头是坚硬的,你得用手去摸。只是摸,你摸不出白颜色；只是看,你看不出它的硬度。知觉和感觉是两个东西,摸到的同看到的是两回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我要是说“一块坚硬的白石头” ,我是用了两种感官。我用眼睛看过它,它是白的；我用手摸过它,它是坚硬的,这两种物质属性是分离的。我们要鉴别它们,我们就用了两种器官,要描写它们,我们一样要用两个形容词。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为什么看见它是白颜色呢? 那是靠光线。没有光线,我们的眼睛就看不见。再进一步,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瞎子,你同他解释说这块石头是白的、是坚硬的,一切就很困难,他始终难以完全了解。所以从感觉变成知觉还要靠我们的经验。绝不能说,那一种东西是我们天生一睁眼就知道是什么。公孙龙子这么一个简单的形而上学的诡辩论说明了一些问题: 人没有经验,不重复从实践里面得出经验的话,是不能形成知觉概念的。我们并不是出娘肚皮就知道颜色、轻重、冷热等物质的属性而加以分辨的。 人对于物质属性的感受能力一般都很差,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动物。另外再加上经验的限制和词汇的贫乏,我们对物质属性的识别和命名能力在某些地方显得很蹩脚。在颜色编码命名问题上就有这样的情况。从女同志穿的丝袜来说,要是你到一个大商店去买丝袜,你能叫得出它们全部颜色的名字吗? 我看不容易。十多年前我特别陪太太去逛百货商店,我就问过她:“这么些袜子的颜色叫什么?”她的答案是: 什么豆蔻、松鼠、肉桂、巧克力、驼色、橄榄,没有一个颜色的名字,一切都是借喻的,好象我们根本没有颜色的知觉,只好拿生活经验中其它东西来加以比拟。这种描绘颜色的方式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例如海军蓝,到底海军与蓝颜色有什么关系? 是先有海军然后有蓝色的海军服,或是先有蓝色然后被海军用来做制服。其它所谓天蓝色也如此。又如“斜纹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因为我们叫不出来,就叫“斜纹布”。近年又有叫“牛仔裤颜色”。“牛仔裤颜色”是什么颜色,大家也叫不出来。我曾跑到一个大服装店里去,要了一份宣传品,上面有很多很鲜艳的服装图案和照片。经过统计,一共有53种颜色的。分析一下,用植物作为名字的颜色有23种,矿物的有8种,动物皮毛的有7种,用酒名来代表颜色的有2种，用一般物质来代表的6种,真正用颜色来命名的只有9种。这些描绘服装颜色的物质有: 石竹的颜色、象牙色、松鼠色、石桃色、长春花色、珊瑚色、短锦小野鸭色、土黄色、金属色、勃朗第酒色、向日葵、杜鹃红、香料、茄子色、浆果色、辣椒色、祖母蓝、海面泡沫色等等。海面泡沫色是什么真难说。后来,在威尼斯听那儿的意大利人对我讲: 他们亚德里亚海的蓝颜色真是举世无双,色谱上找不到,字典上也查不到。这种淡蓝色确实异样,那只好承认亚德里亚海蓝色的 存在。但在西西里岛又听那儿的意大利人夸耀地中海的蓝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蓝色。一看呢，蓝色似乎又比较深一点,确实也叫不出来。好吧,就叫“地中海蓝”吧。 从本世纪初,里维尔斯(W. H. R. Rivers)旅行全世界做人类学考察时,就发现世界各主要原始民族辨别颜色的能力基本上差不多,只有蓝色是例外。中国最早也没有对蓝色的编码和命名。万里碧空在人们的头顶上经常看到,也有人对江洋大海朝夕目睹,为什么不给这些颜色取个名字呢? 人类学家伊萨克( G. H. Ishak )、鲍恩斯坦( H. Mark Bornstern)和皮克福特(R. W. Pickfo rd)先后都有过相同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色素沉着不同导致对太阳光适应能力的差别,结果造成视网膜对蓝光感觉敏感度的迟钝。这类看法似乎为结构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论证。 人类知觉形成的概念和人类社会如何获得相同一致认可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李奇举“交通红绿灯”作为神秘的大脑思维结构如何制造“拼装品”( Bricolage)的例子。绿灯走动,黄灯暗示进行准备,红灯停止。这是全世界普遍认可的规范。照李奇的说法,红黄绿三色的配合作为交通信号(而不是其它颜色的随意组合),是人类大脑依照自然规律如何摹塑人类文化的最好说明,其论据是: 繁多的文化现象(时、空、事物)无论怎样也不能全部装入大脑,为了帮助有次序和有选择地进行生活,思维结构得把这些纷繁的文化现象加以切断,进行分类整理,在不同时间和情况下加以应用。这种功能并不是任意的,也不是象有些人类学家说的那样是非逻辑的,而是具有自然现象中的那种相对复合的逻辑规律的特征(意指文化现象没有孤立存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光谱虽然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思维结构的切割,人眼的光觉就不是浑然一团,而是清晰的不同颜色的感觉。大脑先选择红与绿作为一个对立的复合体,“但大脑对这样的分割感到不满足,另由从当中找寻个不偏不倚的中间部分”,“于是返回到原来固有的连接体中挑选了黄色”。“这个最终的文化产物- - 三色的交通信号- - 是自然现象- - 是人类大脑对光谱所作出的简化模拟。” 红、黄、绿三个颜色在人类生活中之所以成为一种特定现象,是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根源的。 这三种颜色用哪一种作为“危险”停止的信号共有六种可能方式,即: “停”为什么选用红色而不是黄色或是绿色的理由,据结构主义者的说法,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初期起就把红色和流血死亡联系在一起。 结构主义者利用自然现象作为分析目标,以求在经验现象中产生应有的连接关系,是很任意性的。经验现象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与自然现象连接起来。举例说,人脑既然切断光谱的连接,按理也应该切断运动中物质存在的基本规律- - 时间。可是人类文化普遍依循的时间概念,是植根于人类经验的累积,在这方面差不多全世界都是一样。最原始的年(岁)的概念是以农业的收获来规定的。古代佛罗伦萨的农民以收获季节来作为计算年岁的标准,古罗马人所谓的年指的也是玉米结穗收获一次的时间。中国古代的情况也是一样,年指的是“谷熟”的时间,如《中山王鼎》所记载的古文字“ 以上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的大脑从生活经验累积中,促进了应付外来刺激的反应能力,确定了外界事物的特征和属性,进而形成观念加以编码和命名,以方便在生活中的应用。是否人的大脑真具有神秘的机制或是范畴能对外界事物进行先验的、特定的处理工作的问题,一时还看不到什么实际的例证。 中国古文字象形部分对了解颜色观念的产生和与生活经验如何密切相关有很大帮助。在距今4000多年前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仅看到少数几个极朴素的原色的命名,人类视网膜细胞感觉最灵敏的黄、绿、蓝、红这类鲜艳的颜色并不在内,而且这几个朴素的原色的象形构造都与火的运用相关连。人类学家认为白与黑这两个作为对立复合体的颜色是白昼和夜晚的同意语的说法并不存在。甲骨文、金文中白字的字形和《说文》中对白字都没有是颜色的解释。甲骨文黑字的构形很清楚,看到的是线(丝)状物和木柴被火焚烧的样子,《说文》更直书黑为“火所熏之色也”。把“光”和白颜色联系在一起是很多中外学者的看法。可是甲骨文的光字取形为人持火以取光的图象( 根据初步统计,在先后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片中,已发现的甲骨单字大约4500个字左右，可认识的字有1700多,其中40多个有火旁。不少已经能识别是什么字。另有26个在《说文》里却找不到。有个字,一个“火”在烧一个“乌龟” ,这是什么字。有个字“山”里有个“火” ,什么意思猜不出来。有个字“眼睛”下面有“火” ,也搞不清楚。远古时代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随着事过境迁,现在当然不清楚。到了两周时候,中国的冶炼已经很发达,有些字就在那个时候出现。开始有“ ” (青)字,《说文》说为“木生火,从生丹”。有“ ” (丹)字,被说为“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一象丹形” ,特别是古文的丹字的形状,充分说明对矿石属性的形容词。这同样说明新事物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多了,我们才开始重视它们颜色的属性并加以编码。直到“江陵楚简”发现,这是楚平王时代(公元前528- 公元前516年) ,甲骨文时代后1000多年,红、紫、绿颜色才开始出现。《说文》却指为帛的颜色。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作为“ 染料”的蓝色才出现在古器物上。事实再一次说明,人类事物概念的形成并不是先验存在的,红、绿等色的编码产生于纺织品出现之后,一切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完全抵触。 1969年,人类学家伯林和凯( B. Berlin P. Kay )发表了《基本颜色》的研究报告,所根据的是对98个民族进行调查的结果,内容显示了在多种基本颜色间的相互牵连关系。尽管全世界对颜色命名有着各种各样的种类,但其中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两位人类学家认为有11种颜色组合而成的22种排列方式中包含着7种体系,也可称之为阶段。所有阶段由低级循序进入复杂,不过无论如何,除去些很小的变动外,各民族在颜色编码的顺序上是不变的。此后,不少人类学家重复验证了伯林和凯的研究结果,总的说来,都或多或少地采取赞成的态度。不少人甚至还认为红、黄、绿、蓝4种色彩,再加上附加的黑与白是“捆绑”或“编制”在人类神经生理上的。照我们的看法,这些理论在我们对中国古文字的初步剖析中并没有得到证明。我们认为: (1)中国有关颜色编码出现的次序并不曾形成什么有规律的阶段性。 (2)出现的多种色彩编码也不曾以成双组成的复合体出现。 (3)一个特定色彩编码的出现,决定于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中国古文字中还看不到什么抽象的、先验的色彩编码。 以上的探讨有很大的缺点和局限性,因为它涉及的仅几千年前而且为数不多的古老文字。云南拥有26个少数民族,若能在他们中间作些比较研究,肯定会为人类学的颜色编码问题提供很有价值的比较材料。
本期编辑: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2015级硕士生 肖慧 编辑说明：（1）本文注释省略。（2）本文初发表于《思想战线》1997年第4期，文章版权归《思想战线》。（3）本文图片来自百度搜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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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颜色完全没有关系。中国古代泛指红色是赤,它可以是赤褐色,也可以是赤红色,《说文》认为是“从火”而产生的,而甲骨文则把赤刻绘为大火的形状,可见中国古代的红色来源于火焰的颜色。火的应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意义是人所共知的,而文字的产生与火的应用密切相关的事实却为人所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