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纵认天下形势，论及荆州时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诸葛亮这里虽指的是荆州当时所处的军事战略地位，但从其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也反映出自古以来，荆州也应是商贸繁盛之地。据古书记载：“荆郡业商贾者，上而滇、黔，下而吴、越，靡远不到”，就说明荆州水陆交通方便，带来了与全国各地频频的贸易往来。现就史料志书所载，对荆州这一千年商埠作一综述。 汉代：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 早在战国时期，荆州境内楚人在列国中最早使用金币郢爰进行贸易，楚都纪南城已发展成规模宏大的商业都会。“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这是对当时纪南城繁荣的描绘。楚怀王时，允许宗室贵族拥有150艘运输船和运输车分别在今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或沿长江、汉水、洞庭、湘江流域进行贩运贸易。江津（沙市之古称）为其始发港和回归之港口。 从秦汉开始，沙市一直是荆州府或江陵郡的外港、商品和军事物资的集散地。汉代，开通了沙市至沙洋的大漕河，江津成为江南向洛阳进贡财物和运送漕粮的枢纽。当时作为长江船运港口的江陵，已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并名列于南方各大商业都会之首（范文澜《中国通史》）。当时，南方所产皮革、象牙、翡翠、楠梓木、黄金等名贵物品，通过江陵运往京都，外地物产也由水陆干线运来。现今从汉墓中发掘出土的一些精美漆器上面，刻着“成市草”（即成都造）的文字，说明它们是自成都运来的。（见张雪年《三国与荆州》） 魏晋南北朝时，荆州（江陵）是长江流域仅次于建康（今南京）和“三吴”（今苏州扬州一带）的第三大经济文化中心，与扬州并列为“左江大镇”，有“左江大镇，莫过荆扬”之誉。不仅四川、.江浙，远自天竺（印度）、广州的商船都要来荆沙买卖商品，蜀商亦贩来蜀锦和盐，吴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蜀舟吴船，衔相排列，数以千计”，可见当时荆沙商贸往来之繁盛。 宋元：驰名全国的“米市” 唐代，尤其是至德以后，荆沙商业更加繁盛。“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既有南北客商往来，也有中亚的外国“蕃客”来此经商。史书记载：“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如日白昼。” 贸易市场既有晋代保存下来的墟市，还有草市、亥（猪）市、水市、沙市和专供军队参与交易的军市等。晚唐会昌年间，江陵有妇女为人缝制雨衣，数年积工钱十三万之多，已“出现了类似商业资本家以原料配给家庭小手工业者制造而给以工值的社会关系。” 宋代荆沙百货充盈、万舫鳞集，“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朝廷在荆州设槯货务，为全国六大摧货务之首，管理茶叶贸易，受纳本府及潭、鼎、漕、岳、归、峡等州茶叶，岁课247万余两。因得水路交通之便，沙市每年转运漕布百万匹。咸平中为六十六万匹。天圣五年（1027年）在沙市堤内建布库，布纲直接交与上京省员。南宋时，两广、两湖纲米下运江宁（南京），刺激了沙市米市的繁荣。沙市，成为驰名全国的“米市”。元代，沙市仍为“米市”，亦是官仓重地。 明清：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 明代，沙市城市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被列居全国12大商业都会之一（见《中国城市建设史》）。“沙市士有社，商有廛、工有肆，止有居，客有邮”（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沙市市场上货行栉比“嚣尘如沸”，“金钱加丘，绨绵如苇”（袁宏道《致沈佝函书》），“列巷九十九，每行占一巷”，夜市也十分兴旺，有“舟船夜贳千门酒”之说。 清代经过“康乾盛世”，沙市已恢复明末战乱的破坏，商贸发展较快。呈现出“百舫栉比，百货灯聚，实九省冲要区也”的盛况。全国十余省市商人桉籍贯在沙市组织行帮，如汉阳帮、武昌帮、四川帮、江西帮、淅江帮、福建帮等共十三个之多。俗称“十三帮”。太平天国时期，湖南诸多富商大贾流入沙市定居，增强了沙市商贸实力。光绪22年（1896年）沙市有银号130家，粮行220余家，花行130家，布铺114家，盐号21家，药材业160家，丝铺16家，糖铺7家，洋货馆10家。沙市江面从二郎矶至玉和坪常年停靠木船1500余艘。其中川帮盐贩返回时，采购大量棉花，荆庄大布、桶（腌）鱼以及各色广货回川。时人有“满市鱼盐藏大贾，一城歌咏度长堤”之语，同治11年（1872年）至宣统间，沙市每年销川盐80万担左右。光绪22年（1896年）后，每年销荆庄大布15万匹以上，粮食40万吨左右，棉花约七八万担。 清末：被辟为“通商口岸”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开辟沙市为“通商口岸”，既反映了列强对我欺侮的一面，又客观上使沙市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从此，外轮停靠沙市，外国商品直接抵运荆沙倾销，日、美、法、俄商人来沙竞争。列强陆续在沙市开设洋行或支行30余家，各种“洋货”倾销荆沙市场。其中日商倾销的百货类商品即占市场流通额的三成以上。日本、印度棉纱冲击本地城乡市场，“其贸易之大，市价几听其操纵”，造成荆沙及周围县镇花贵纱贱，农户掺用日纱织布或卖棉买纱织布出售日渐普遍。 由于外商拥进荆沙，沙市因之成为江汉平原、鄂西北、湘西进出口贸易的中心。荆州的荆庄大布及棉花，流通到山西，陕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诸省，并远及缅甸。光绪22年（1896）至宣统3年（1911），沙市进出口总额为22999493两（关平银），平均每年1533299.5两。荆沙商贸的发展，也刺激了周边经济，相继形成江口、藕池口、斗湖堤、岳口、峰口、沙道观、郝穴、草市、弥陀寺、岑河口、后港、拾回桥、万城、董市、河溶、朱河、新堤等30多个农副产品市场。清末，每年仅经沙市港口出境的米粮就达20—30万石，棉花30—40万包，布匹300—400万匹。入境川、淮盐30—40万包，外国棉14000—15000担，药材数千担，烟土（鸦片）数千担。 民国：有“小汉口”之称 民国时期，沙市仍为川、湘、鄂主要商贸市场之一。沙市市场除去水灾，兵燹年份和每年的5、6、7三个月略淡外，“无时不极其繁盛，商贾辏集，犹如群蚁之赴膻”（《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云、贵、川、湘的土杂货，申、汉、津、宁之工业品在沙市交汇，英、美、日、法、瑞典、丹麦、挪威、意大利、荷兰、智利的的商船在沙市停靠，外人在沙市设立的洋行、支行、公司仍有20多家，并伸入附近县镇，仅天门就有洋行代销点17个。全年出口净值高达2700万两关平银。 民国时期，商业经济一直在沙市占主导地位，有“小汉口”之称。民国8年（1919），商业资本占全市资本总额的72.18%，民国18年占72.52%，民国28年占50.77%，民国37年为59.19%，其主要行业绸布业：民国25年销售布匹34.8匹，民国37年为20.6万匹；棉花业：民国17年出口棉花70.4万担，出口量居全国第三位。百货业：民国25年贸易额为53.4万银元，民国37年为29.2万银元；粮食业：民国25年销售48.9万担，民国37年销售44.3万担。民国37年（1948）沙市有牌名的商业及饮食服务行业计1635家，中山路、九十铺、大同一、二、三街（堤街）、丝线街成为沙市当时的主要街道和商业区，并有老天宝金店、公平布店、兴盛隆纸号、天福海味号、同兴裕百货店、好公道餐馆、老同兴酱园等一批著名商号。 民国38年（1949年）沙市解放时，江汉行署同昌和商店随人民解放军进城，建立了沙市贸易公司，接管国民政府设立在沙市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湖北盐务办事处。当年11月，分别建立百货、粮食、花纱布、盐业等公司。年末，沙市有国营公司7家，私营商业5732户，其中私营批发坐商713户，批发行商850户，零售坐商1463户，摊贩2706户。总共从业人员7050人，商业资本约占全市资本总额的58%。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沙市仍然是一个以转手和批发为主的交易市场，批零比例为4.25:1。到1952年，沙市商业共5031户，其中国营35户，私营4996户，商业资本占全市资本总额的54.7%。 在这以后，沙市商户实行公私合营，其中较大的商家由商业转工业，办起了染整厂、大中织物厂、棉织厂、亚光内衣厂等。商业实行计划经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开放集贸市场，疏通流通渠道，实行城乡开通，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的流通网络。出现了市场空前繁荣的可喜景象。 （2000年9月1日至10月1日《江汉商报》分5次连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