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日常生活经验而言，江浙地区应以米为主食，毕竟这一地区以鱼米之乡而闻名，也是我国主要的水稻产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苏州、杭州面食仍然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去过苏州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老城区分布着很多面馆，许多本地人的早餐甚至就是一碗面，爆鳝面、大肉面、卤鸭面、葱油香菇面……杭州的情形也大体类似，杭州的小笼包、片儿川都是面食的典型代表。杭州的面食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南宋，在《梦梁录》中，仅面点就有五十多种，其中大包子、荷叶饼、烧饼、春饼、千层饼、羊肉馒头等都是典型的北方面食。
如果更进一步观察江浙地区的面食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分布仅在一个区域内集中，以至于形成了“飞地”现象。例如面食在无锡、苏州、昆山、绍兴、宁波等地区均有分布，而在这一区域以南的浙江南部及福建地区就很少有喜食面食的传统，甚至距离无锡非常近的南京都没有明显的面食偏好，所以这一区域是何时、因何产生了面食传统，又为什么在地域分布上如此集中？
一个地区是否喜食面食，关键取决于这一地区是否出产小麦，并且要形成相当的种植规模，这样才具有改变一地区饮食风俗的可能性。事实上，小麦种植范围南移至江浙地区的局面在两宋之际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南方水乡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水稻成为主要农作物，小麦若要在南方实现广泛种植则必须考虑冬小麦，并且实现与水稻进行轮作，这样才能实现作物种类与产量的最大化。实现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稻麦复种制。所谓稻麦复种制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5—8月种植水稻，水稻成熟后立刻种植冬小麦，直到第二年4月冬小麦收获后，再次种植水稻，这样就实现了完整的作物循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稻麦复种制在文献中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唐朝的《蛮书》：
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
虽然这时云南一带已经实行了稻麦复种制，但并不能由此而推断江南也存在同样的种植制度。毕竟这两个地区在气候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农业熟制也不可一概而论。宋代成为稻麦复种制在江南推广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太宗诏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
也许正是太宗皇帝这道诏令的作用，此后不仅江南种麦反复见于记载，而且稻麦两熟制也出现在北宋文献中。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有“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这是有关稻麦两熟制的明确记载。
尽管朝野共同推广小麦在江浙地区的种植规模，但江南水乡的气候特点又决定了小麦不可能超越水稻成为该地区的主产作物，冬小麦的推广只能在稻麦复种制的前提下与水稻轮作，所以冬小麦的推广与稻麦复种制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气候条件和作物的熟制形成了江浙地区小麦种植的基本条件。
农作物是否能够推广，还要考虑该地区的地形是否适合，对于稻麦复种制而言，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稻麦复种制要中和两种作物共同特点而决定种植区域的地形，所以山地丘陵与平原就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稻麦复种制要实现田地排水与灌水的转换，种植水稻时需要水田，而水稻收获后种植小麦又需要旱地，而平原恰恰为水田与旱地的转换提供了便利，对于山地丘陵而言，排水虽然更加便利，但引水灌溉的难度较平原更大，无疑平原地区更加适合稻麦复种制。
此外，平原地区圩田的修建为稻麦两熟提供了防御水灾的基础。太湖平原属于典型的碟型洼地,不断酿成洪水泛滥。为了抵挡洪水,人们发明了围田。虽然围田的历史并非始于宋代,但兴建的高峰却在宋代，就围田的功能而论，在防洪的前提下，近湖地带不必为七八月间水稻成熟期的洪水侵袭而担忧，原本不便种植水稻，需要通过种植冬小麦而躲避洪水的地带,也自然成为水稻种植区，同时为稻麦复种制提供了基础。政和六年(1116)提举常平赵霖的一份奏文证实了这一点:“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陶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
这就不难解释如今有食面传统的地区，大都分布在沿湖平原地区的现象。
江浙地区小麦种植推广的另一因素就是人，一方面，北方人口的南迁会增加小麦的食用需求，进而推广了小麦种植范围，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稻麦复种制成为可能。
靖康之难后，由于金军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了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这次移民潮堪比永嘉之乱时的人口迁徙，大量的北人南迁后旧有的饮食习俗一时难以改变，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都城纪胜·食店》中载“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梦梁录》卷16《面食店》也有相似的记载“向者汴京门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需求,南宋朝廷多次下诏劝民种麦,乾道七年(1171),孝宗皇帝诏令“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劝民种麦,“官为借种”。淳熙七年(1180)孝宗皇帝再次下诏,“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且“自是每岁如之”,年年都发布劝民种麦的诏令。这样就使得小麦种植在江南地区大大推广。
同时，大量的人口迁徙也为江浙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稻麦复种制虽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但同时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大大增加，收稻种麦与收麦种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否则会影响下一轮作物的种植，这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在当下，这样的抢收抢种仍是农民极为头疼的事，更何况在一千多年前。
在《中国移民史》中，对靖康之乱前后北人南迁的数量进行了估算，这一数量基本在500万人左右，这500万人虽不完全集中于江浙地区，但仍然为这区域进行了大量的劳动力补充，使得稻麦轮作制由技术上的可行变为现实中的可行。
吴自牧：《梦梁录》，符均、张社国校注,陕西：三秦出版社，2004年。
葛昕：《从<梦梁录>看南宋临安市民阶层的都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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