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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稳定在江南的统治，一方面采取哭庙案等一系列措施整治士心；另一方面持续施行钱粮奏销、清查积欠等举措，与江南地方和广大业户展开博弈，严惩偷漏拖欠赋税行为，争夺税粮收入，从而实现对江南的有效控制。
顺治末年兴起钱粮奏销 顺治十七年（1660），江宁巡抚朱国治鉴于明末江南地区严重拖欠钱粮赋税，同时为落实朝廷足额征收田粮的要求，遂借郑成功进军江南之机，以“拖欠钱粮致误军需”为由，奏请严惩江南士绅的拖欠行为。于是江南“凡绅衿欠粮者，无论多寡，一概奏请褫革，名曰‘奏销’”。江南赋税定额、拖欠数目、绅衿人数均居于全国前列，而且朱国治执令甚严，又大事株连，遂导致苏、松、常、镇四府及江宁府溧阳一县被褫革功名者达13500人之多。其中，昆山士绅叶方霭，仅因被举报拖欠钱粮一厘（合钱一文）而遭褫革探花功名，是所谓“探花不值一文钱”。江南奏销案之严酷，由此可见一斑。从顺治到康熙中后期，朝廷在江南地区屡掀奏销，其中声势较为浩大的是：顺治十八年，韩世琦继任江宁巡抚，责令各道、府确查辖地绅衿衙役之户的积欠情况，并“造册遵例奏销”；康熙二十五年（1686），赵士麟任江苏巡抚，“用法严峻，意在锄强去暴。一时势恶土豪，剪除殆尽”。 事实上，顺治、康熙时期的钱粮“奏销”不仅是算“经济账”，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打击江南士绅矜傲之气，进一步收拾江南士心的政治考虑。才子吴伟业的心声堪称典型，“奏销案”发时，吴大概只欠8厘银子的钱粮，却为此心惊肉跳，寝食不安，并一再致信相关人士，声称“奏销一事，细思之，种种怕人”，为此“昼不食，夜不寝”，并关照道：“此系身家性命事，尔等须实实留心，十六年分尤宜急急清完，不可借‘赦’之一字，少有拖欠也”，“纳白折，完练饷，查册子，此第一要事”。以叶方霭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奏销案，对江南士林严厉的心理震慑可见一斑。 雍正朝清查钱粮积欠 康熙后期，钱粮征收较前稍为宽松，钱粮拖欠也就日益严重。自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1723），江苏一省历年积欠已高达881万余两，加上雍正二年应征额银，总数达1234万两，成为全国赋税拖欠数量最多的省份。同属江南地区的安徽省，积欠不及江苏十分之一二，而浙江仅是江苏的三分之一。 雍正三年起，朝廷下令江苏地方自查自厘积欠钱粮。因成效不大，雍正七年，朝廷特派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前往江苏，会同署理巡抚尹继善、巡察御史伊拉齐、布政使赵向奎总理清查事务。到雍正九年底，前后数年的全面清查基本结束，查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共积欠1000万余两，其中“侵蚀包揽”470万余两，“实在民欠”530万余两。从中可以看出，“官欠”约占总数的47%，“民欠”约占53%。事实上，民欠中又以绅欠居多，并且混杂了官员胥吏侵蚀者。因此，如果加上官役自首侵蚀钱粮189万余两，官吏侵蚀的实际数目达661万余两，接近积欠总额的六成以上。但是，与顺治、康熙时期不同，雍正帝采取的对策更为“就事论事”——没有大规模使用政治手段处罚拖欠者，只是责令补齐亏欠数额。而且，催征方式也较为和缓。在查清欠款总额之后，雍正十年，朝廷下旨“官侵”、“吏蚀”、“包揽钱粮”的亏空分为十年带征，“实在民欠”更加宽缓，分作二十年带征。手段虽然缓和，但是雍正朝对江南地区积欠的严厉清查，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巡抚陈大受奏报：“江苏钱粮，从前旧欠最多，自雍正年间清查之后，积弊已除。”乾隆十三年，署理两江总督策楞上奏说：“江苏各属，财赋甲于天下，而钱粮积欠亦甚于他省。自雍正年间奉旨清查之后，奸胥玩户，始知儆惕，侵欠之风，得以少息。” 双重手段确保江南统治稳固 奏销和清查对巩固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顺治、康熙的奏销和雍正年间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之后，江南士绅强化了纳税意识，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朝廷的强力手段，使得江南士人内敛自检，以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更使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发生转向。据地方文献记载，“中更世变，士大夫胁息避祸，一二廉谨之士，或隐居乡曲，不入城市，有幸而得全其志者。顺治辛丑有奏销一案，半归废斥，大都以名义自处，虽登两榜官禁林者，卒安贫处困，或出入徒步，不自矜炫”。乾隆后期的苏州生员顾公燮也认为，江南绅衿势焰嚣张，至康熙时仍沿此陋习，“迨我世宗宪皇帝整纲饬纪，一洗从前积习，绅衿皆知敛迹”。 这种情形，与明后期江南士林景象形成鲜明反差。 在使用惩治手段的同时，朝廷对江南地区赋税定额也有所减免。朝廷在奏销和清查积欠过程中发现，额定赋税过重也是导致江南积欠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催征如何严厉，民间总难足额交纳，这也会影响官员钱粮考成。因此，为减轻苏松等地的赋税负担，也为减少官员赋税征收的考成压力，在江苏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的反复吁请下，雍正二年，朝廷准予苏松常各府州，升州析县，析出13个县，升太仓为直隶州；雍正三年三月，又宣布减免苏松二府征收定额银45万两；乾隆二年，朝廷再次对苏松重赋区减额20万两。前后两次减额总数达到65万两，而且均集中在赋税征收最重的苏松二府，江南地方的赋税负担大为减轻，积欠钱粮的程度也大为好转。 通过以上手段，朝廷、江南地方与广大业户的利益得到较好平衡，清朝对江南的控制得以稳固，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以平稳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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