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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但语言如何演化、儿童如何习得语言、语言在大脑中如何进行神经表达，我们却知之甚少。2016年12月27—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2016当代语言学前沿论坛——大数据及语言的获得与发展”上，与会学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次论坛显示，现代语言学探索已具有日趋广泛的实际运用。例如，以汉语研究为主的脑科学探索，关系到我国脑疾病患者大脑语言功能区的保护，为开颅手术操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以大数据挖掘为基础，结合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而建立的智能计算模型，可以为分析社会、了解社会乃至管理社会服务；儿童语言发展与高龄老人语言衰退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应用于儿童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培养上，也可以为应对老龄社会提供语言学理论和技术的支持。 “文化特异性理论”挑战“统一论” 语言在大脑中的神经表达问题一直是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百多年来，国际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普遍主张大脑语言功能区“统一论”，认为世界上各类语言均由相同的大脑区域处理。 深圳大学医学部特聘教授、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院长谭力海在论坛上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表示，其所在的语言与大脑实验室过去十几年应用功能磁共振技术对中文脑机制的研究发现，中文作为一种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在语言特征和神经表达方面有显著区别。谭力海及其团队发现，除国际公认的语言加工脑区外，中文还涉及左脑额中回、左脑顶上回、右脑视觉皮层三个西方语言加工通常不涉及的关键脑区。 在大量实验事实的基础上，谭力海及其团队提出了大脑语言功能区“文化特异性理论”，其研究结果为脑疾病患者手术前的语言脑功能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科学根据。在医学治疗中，医生会根据测试结果有意识地保护脑疾病患者的语言脑功能区，从而使脑疾病患者术后的语言功能障碍大幅度下降。 谭力海认为，对基因异常与大脑活动和大脑结构的关系的探讨将是未来神经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由于汉语语法与英语语法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因此要测量汉语高龄者的语言能力需要大幅度修正以往通用的计算方式。台湾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暨高龄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戴浩一，试图建构一个汉语词汇与句法复杂程度的计算基准，以便观察汉语高龄者在记忆力及注意力衰退时，语言能力保存的质与量。 为了更加精准地测量汉语高龄者的语言能力，戴浩一介绍并分析了用来测量高龄者语言能力以及其语言流失的两种重要基准：概念稠密度和语法复杂度。这两种基准同时也是神经老化与“认知储存”互动的关键。这一系列研究的目的是初步建立计算汉语概念稠密度以及语法复杂度的方式，并测试其对汉语高龄者（正常与失智）语言能力及流失测量的有效度。 语言是大脑副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胡建华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汉语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情况作了长期跟踪调查并建立了多模态数据库。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胡建华提出了儿童语言双向生长模式，认为儿童出生后即以双向生长的模式构建句法结构。在会说话之前，儿童就通过以（表达情感、态度的）发声为特点的互动和指向来构建传递信息的结构，从而以言行事。互动和指向是儿童早期建构句子的基础：指向用来建构事件结构层，发声则建构语力层。儿童的发声体现命题态度，而指向体现命题内容。 患智退症视觉失识的老人，其行为无目的吗？新生儿睁开眼睛时，有意向吗？如果有，如何界定与描述？新生儿的肢体动作有意图吗？这些问题哲学家都有过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顾曰国把纯哲学思辨性上的研究跟实证型研究结合起来。他将这个问题首先放在儿童、老人跟周边环境进行多模态互动的场景里，通过录像捕捉行为动作，进而从实践中对意向、意图、目的、目标与言语行为这五个概念做出区别于西方的深入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行德认为，儿童语言获得研究一直处于两种张力之中：一种张力来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另一种张力源于语言共性和个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李行德讨论了以上两种张力是如何影响汉语儿童语言获得研究的，指出这些张力在儿童语言获得的科学研究中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 胡建华谈到，人类从互动、指向到发展出语言的合并、递归技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切都是演化选择的结果。语言是在演化中被自然不断选择的大脑的副产品，而不是大脑基因突变的产物。在演化的长河中，先是具有互动能力的大脑胜出，然后在这一基础上，经过长期演化，具有指向能力的大脑进一步胜出。指向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指称，而指称的复杂化和精细化则会导致合并。合并的动因在于区分不同的指向，在于指称表达的精确化。 据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杂志主办的这次论坛，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特殊学科”之“心理语言学——语言的获得与发展”建设项目的开题报告及学科建设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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