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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清华【三国研究】张鲁在汉中

 liuhuirong 2017-01-07

 

     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的刘焉,为了占领汉中,牢牢地控制益州北大门,以便达到自己割据独立的目的,命当时在汉中以“五斗米”道发展宗教势力的张修为“别部司马”(大将军属官,别领营署而管理军队的官员),又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刘焉因临时需要而即兴所封的官员,不属于汉制官吏。主要职责是协助和监督张修“五斗米”道活动,同时管理军队),让他与在汉中活动的张修,两人共同配合,伺机带兵去攻打东汉朝廷任命的汉中太守苏固,以夺取和占据汉中。

 

1、刘焉为什么派张鲁、张修取汉中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郡竞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第五个儿子鲁恭王刘馀的后裔,所以,他以汉朝宗室身份,先后在东汉中期被拜为中郎(执戟管理宫中各殿门宿卫的官员),历任洛阳(今天洛阳市)令﹑冀州(辖郡、国9,县100,州治在今天河北省临漳县)刺史(东汉朝廷派遣在各州的监察官)﹑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太守﹑宗正(管理皇帝宗族和外戚有关事务的三品官员)﹑太常(主管朝廷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丧葬的三品官员)等官。汉灵帝刘宏时期,黄巾军起义,天下大乱,刘焉为了取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割据一方,他向朝廷求为益州(辖郡、国12,县118,治所成都)牧(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当时,益州牧郗俭刚好被黄巾军所杀,汉灵帝刘宏不但满足了刘焉作益州牧的要求,而且还封他为“监军使者、阳城(今天山西省阳城县)侯”,刘焉前往益州后,不断整饬吏治,扩充势力,百姓安居,他自己也觉得春风得意。随着益州的不断富庶和强大,他的割据一方称霸之意渐盛,竟然私自造作乘舆车具千乘,幻想有朝一日独自称王。

    汉中是益州的北大门,但是当时的汉中郡一直在朝廷的控制下,对益州有一定的限制。加之张修的“五斗米”道在汉中十分活跃,既有悠久历史,也有很大的实力,直接威胁着刘焉割据称王的目的。因此他十分不安,一直想争取张修的势力,借机把汉中控制在自己手中,但是苦于无从下手。无巧不成书,刘焉思前想后,恰好利用了他和张鲁母亲的关系。

     据《三国志·蜀书·刘焉》传记载:原来,张鲁的母亲好养生,“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督义司马住汉中。”这就是说,张鲁的母亲好养生之道,所以看起来年轻漂亮,十分有姿色,同时,她也是个精通“五斗米”道的骨干教徒,张鲁的父亲张衡死后,他的母亲就经常以占卜、算卦、看病等借口出入益州牧刘焉的家,由此看来,关系非同一般。

    笔者认为,张鲁的母亲有少女一般的美貌姿色,又经常出入益州牧府,和刘焉十分熟悉,很受刘焉看重,这应该是张鲁的后母。理由是:张鲁216年死去,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从时间上推算,张鲁此时应该是30岁左右,他的生母很可能是卢氏,而卢氏和张鲁的父亲在179年一起羽化(死去)。因此,这位看起来年轻漂亮的母亲应该是张鲁的后母。这位后母一来二去,可能与刘焉有染。这样一来,闲言碎语就可能使张鲁和益州牧刘焉的儿子刘璋也十分难堪和反感,尽管封建礼教有严格的约束,但是,刘焉对张鲁的漂亮后母有了一定的感情,很难就此罢休。加之张鲁接替了其父张衡的“五斗米”教后,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刘焉只好借机委任汉中的张修为“别部司马”,又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前往汉中,协助张修,在适当时候夺取汉中。刘焉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排除障碍”,免得张鲁在他和其后母来往的问题上多有不便;二是“借力成事”,借助于张鲁的“五斗米”道影响为他谋取汉中。这样以来,既满足了自己占领汉中准备割据一方的欲望,同时也排除了他和张鲁母亲往来的后顾之忧。刘璋当时对其父的做法,虽然有意见,但他无可奈何,也只能是视而不见,忍气吞声,顺其自然。

    那么,张修其人怎样?张鲁又是怎样杀张修,独占汉中的呢?

 

2、张修其人

   张修(?—200年),巴郡人,其生年不详。根据三国时期魏国人郎中鱼豢的《典略》记载说,张修当时是巴郡、汉中一带“五斗米”道的早期领袖,很有势力。

   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秋七月,巴郡(今四川东南部和重庆市南部)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又说:“时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也说:“熹平中(172-177年),妖贼大起,三辅(关中)有骆曜;光和中(178—184年),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 这说明,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张角在冀州(辖郡、国9,县100,治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起义,七月,张修的“五斗米”道在巴郡起义,攻打郡、县,北入汉中。由此看来,张修的“五斗米”道活动比较早,他主要是为民消灾除病,深受民众欢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早在张鲁之前他就在巴郡(今重庆地区)和汉中一带广泛活动,传教治病。在当时国乱民贫,没有生存保障和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宗教信仰就是最好的精神寄托,巫师就是治病救命的医生,所以,张修的“五斗米”道在汉中郡和巴郡一带活动,在当时比较有威信和实力,他来到汉中后,经常出入汉中郡府,给大家占卜、算卦、治病,和当时的汉中知府扶风县人苏固有一定的交往,算是好朋友。

    张修在接受了刘焉任命后的第二年(191年),就找机会和汉中太守苏固翻脸,借此机会带领“五斗米”教徒攻打汉中府,城破之后,张修杀了汉中太守苏固,并且迅速夺取和占据了汉中,可见当时张修 “五斗米”道的势力不小。张修破城后,郡吏赵嵩(今南郑县人)和陈调(今城固县人)两人商议要为太守苏固报仇,他们是苏固生前的左膀右臂,深得信任,苏固被杀后,他们对张修恨之入骨,因此决意报仇。一天晚上,月黑风高,他们聚集了百余人,突然偷袭了张修的兵营,连杀数十人,张修差一点也被杀。没想到张修势力强大,迅速反击,转败为胜。后来,由于寡不敌众,结果,赵嵩、陈调兵败被张修所杀。从此以后,张鲁和张修共同管理汉中郡,继续传播“五斗米”道,他们依据汉中的天然屏障,据险固守,改汉中郡为“汉宁郡”,开始不服从益州牧刘焉的管理,因此,刘焉曾无可奈何的向朝廷上书说“米贼断道”(见《华阳国志·汉中志》),希望朝廷出面干预。

    几年后,张鲁逐渐掌握控制了张修在汉中的“五斗米”道组织,并且在教徒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于是他在建安五年(200年),又耍阴谋手段,设陷阱杀了张修,夺其教徒与兵众,利用汉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占据了汉中,自号“师君”,闭关自守,断绝外界联系,继承传播“五斗米”道。由于当时的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任其自然发展(见《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因此,曹魏郎中鱼豢曾经在《典略》说,汉中的“五斗米”道,实际是张修在汉中所创,是张鲁杀了张修之后袭取其教,在张修的基础上,张鲁对五斗米教教义“增饰之”,这段历史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3、五斗米道首张陵

    说起张鲁的“五斗米”道,还需要从他的爷爷张陵说起。

    张陵(34—156年),字辅汉,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生于东汉早期光武帝刘秀的建武九年,卒于桓帝刘志的永寿二年,终年123岁。他当初叫“张陵”,后改名“张道陵”,教徒敬称他为“张天师”。据说,张道陵是西汉功臣张良的八世玄孙,其父亲亦好神仙方术,自称 “桐柏真人”。受父亲的影响,张道陵在少年时就喜读河洛图讳、天文地理之书,曾入太学,通达五经,又好黄、老之学。七岁时,读老子《道德经》两遍,就能够明白其意义。汉明帝(58—75年)时,二十六岁的张陵曾任巴郡江州(今四川重庆)令,他人虽然在仕途,但其志依然在修炼之中,因此,不久就退隐在北邙山(今河南省洛阳市北),修炼长生之道,从学者千余人。三年后,他被朝廷征为博士(亦称太学博士,专门在朝廷传授经学和议定典礼的儒学领导人),他称疾不起。汉和帝刘肇即位(89—105年)期间,闻其有道,以三品印绶驷马车等征为“太傅(辅导天子的老师),封冀县(今天河北省冀县)侯”,张道陵三诏而不就。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时,他修道于鹄鸣山(今四川的大邑县境内),创立了“五斗米”道。

    何为“五斗米”道?原来,在“五斗米”道所占据的地盘里和周边地区,凡是自愿来入教学道或者前来治病消灾者,每人必须缴纳“五斗米”,作为基本的费用和凭证,所以称“五斗米”道。按照汉代的度量衡换算而知,当时的一升合今天的200毫升,一斗合今天的2000毫升,折合今天四斤,“五斗米”,就是今天的二十斤大米,这就是当时老百姓在基本生活条件下,一次性能够承受的费用。

“五斗米”道后来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是中国道教的最早的一个派别,他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教门中要尊老子为教主,张道陵自称是“太上老君”。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年),玄宗李隆基册封张道陵为“太师”,僖宗李懁的中和四年(884年),又封为“三天扶教太法师”。南宋理宗赵昀时期(1225—1264年),加封张道陵为“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后世授他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祖天师”、“泰玄上相”(见《后汉书·刘焉传》、《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和天师道六十五代后裔张继禹所著《天师道史略》)。由此而知,张道陵和他创建的“五斗米”道是中国道教组织的开山鼻祖。

    “五斗米”道尊崇“黄帝为宗,老子为教”,崇尚鬼神,认为“神”代表上天,代表帝王,鬼神就是本宗族祖先中有功勋的仙人之灵魂,他们都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可以“还寿延命”,所以,必须尊奉鬼神,不可抗拒,这就是五斗米教的思想理论基础(见天师道六十五代张继禹所著《天师道史略》)。

笔者认为,从原始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界的很多自然现象不了解,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崇拜“鬼神文化”的意识形态。比如,不了解人的这边死亡,那边出生的科学道理,就有了“投胎转世”之说;人死以后,人的灵魂依然存在,所以就产生了“鬼魂”之说;人们不了解风、雨、雷、电和山洪、火灾、地震、海啸等自然现象与自然灾害的科学道理,就认为是人得罪了天神、地神、水神、火神而这些鬼神在发怒所致,为了消灾避祸,祭拜鬼神,因此就产生了“天宫、玉皇大帝”和各种鬼神寺庙。为了鼓励人们信仰鬼神,宣扬死后可以“升天成仙”,慑服那些不相信鬼神的人,同时就产生了“阴曹地府”和因果报应的“下十八层地狱”之说。回头看看,历朝历代所修的这些鬼神寺庙,不但被遵从敬仰,代代修葺,而且至今还有不少被公布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游览,供人们拜祭、观瞻。在今天看来,这些简单朴素的原始意识形态有些愚昧可笑,可是在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期,人们认识大自然的境界仅限于如此,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最原始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种代代传承的“鬼神”意识形态造就了我们后来博大精深的优秀历史文化。实践证明,所有宗教都是信仰神祗为精神寄托,作为中国早期道教重要组织的“五斗米”道就更是这样,因此,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见《鲁迅书信集》,上卷,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这就是说,以黄帝、老子指导思想为核心的鬼神道教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产生的根基,这种数千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尊重它,保护它,不要一谈到“鬼神”就变色而畏惧,视其为封建迷信被一概否定或者排斥,这是不科学和不理智的,了解过去的“鬼神文化”,就是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排斥或者否认鬼神文化的历史存在和意义,就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大不敬,不尊重。

当时,张陵根据他对鬼神概念的认识和对老子《道德经》的理解,以及他的实际经验,编写了道书二十四篇,在民间传播,因此发展教徒众多,成为后来道教理论的发展基础。同时,他们在创建时期,还到处寻访仙迹名山,树立崇教徒聚集活动据点和拜祭的偶像。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五斗米”道在张道陵的管理和影响下,以西蜀地区为核心,建立了二十四个活动据点,即“二十四治”。

    顺帝刘保汉安二年(142年)正月七日,“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正式宣布设立了“天师道”的“二十四治”。其中,有二十个分布于益州,即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辖区内,有两“治”的管辖范围已延伸到了今云南省的地域内。有三个“治“在今天汉中市的勉县和南郑县,还有一个“北邙治”远及关中腹地,即今天陕西省的兴平市。

    由于“二十四治”大都建立在崇山峻岭之中,不少都有修道成仙的洞穴与相关故事,因此,到了道教繁荣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不少有关道教活动场所“洞天福地”的概念和相关内容,使其更加神秘莫测。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以及“三十六靖庐”,构成道教在地面上仙境的主体部分。而这些内容正是受到张道陵的“二十四治”影响而传承至今的(见唐代司马承祯《上清天地宫府图经》和唐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以及“天师道”六十五代后裔张继禹所著的《天师道史略》)。

 

注:本文已经在2003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郭清华著《三国风云定军山》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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