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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检论》的撰作起源于对其《訄书》的增删修订，但就内容与性质而论，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訄书》的目的在颠覆传统的思想模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而《检论》则意在为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提供一个标准。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文化创造、历史发展等视域，《检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总检核，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推动中国得以前进的动力资源。 作者简介：姜义华，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文章原刊于《思想与文化》2003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 说明：由于部分文字微信上无法显示，故以□代替。本次转载，姜义华教授对此文略有改动。  本期值班编辑：崔庆贺《检论》系由《訄书》修订增补而成。 《訄书》修订本出版后，在学人中产生很大影响。经过三年禁狱生活，两年多主编《民报》的实践，章炳麟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民报》停刊以后，他就开始着手再一次修订《訄书》。他在《自定年谱》宣统二年即1910年条下即记，在先后撰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并撰写《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时，“《訄书》亦多所修治矣”[1]。 现存这一手改本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974年12月在该馆大力支持下，我将这一手改本与《訄书》原刊本及其后出版的《检论》逐篇逐字作了核对、校勘。稍后，将相关笔记及《訄书》校改本借予汤志钧，蒙他摘引入《章太炎年谱长编》，见该书上卷第339页至第343页。由于笔记上有些字句比较潦草，或用速写方式，该书在摘引时不免发生若干讹错。今据原笔记，将手改本情况介绍如下： 手改本是以《訄书》东京翔鸾社“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七月再版”本为底本，版权页注明此书初版时间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五年夏四月出版”。初版时间是1904年，这一再版本出版时间是1906年。 手改本的构想，是在《訄书》东京版基础上作若干充实、调整，对原有论文作若干改动。 第一篇《原学》，有改动，后又全删； 第二篇《订孔》，作了较大修改，但与《检论》所收《订孔》上、下不同。值得注意的修改，一是将论荀子“其正名也，世方诸认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间”一段，改为：“其正名也，与墨子相扶持。有所言缘，近浮屠之义。及道家有庄生，始为《齐物》，又远出孟、荀上。”这反映了他研究墨子、因明学和《齐物论》的心得。二是将“况于孔氏，尚有踊者，孟轲则踬矣，虽荀卿却走，亦职也”，改为：“况于孔子，尚有踊者，孟、荀则逡遁矣，庄周勿能与并持世，亦职也。”以下删去原文中注释及“名辩坏，故言；进取失，故业堕”一段，增加一段新的论述：“且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故学有称家。……九流称家，已非畴官之学矣，然名犹袭其故。……自老聃写书征藏以诒孔子，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三是于原文结语“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下，新增一段：“书布天下，孔子之功，其后有刘歆、冯道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史乘亦绝，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民间独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向、歆理校雠之事，书题杀青，复可移写赁鬻，后汉之初，王充游洛阳市肆，已见有卖书者，……然以钞撮重繁，犹多窒滞，及冯道为镂版之术，而负贩益易矣。……三君学术道行固有高下，或乃山头井底不足相喻，然其发舒民智一也。” 《订孔》之后，新增一组专论儒家的目录：《原儒》、《原经》、《六诗说》、《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孝经说》。这一组文章，前三篇稍后收入《国故论衡》，后几篇以后收入《太炎文录初编》。 原《儒墨》，改名《原墨》，改动后，与《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原《儒道》全删。目录列入《原道上》、《原道中》、《原道下》，后来收入《国故论衡》。 《儒法》改名《原法》，变动较大，而又不同于《检论》所收录者，其中论法律缘起与沿革尤值得注意： 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臣七主篇》）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七法篇》）此则法以明刑，今之律矣；律以定分，今之格矣。……科条不厌其繁，著于传记者，律有甲、乙、丙，始李悝；令有甲、乙、丙，始周威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道家、儒家所为，则佞之徒也。何者？法律繁苛，未足以娆民；娆民者，在亿察无征之事。汉文帝时，有□侯之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法益碎矣。 还有一段，专论法与德及礼的关系： 法之棼者，喜舍事状而占察人之心术。反唇有诛，腹诽有刑，教天下谄，为人主一己之便。……藉令为民德计者，乃者长老父师，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非法令所能就也。立法之意，止于禁奸，使民有伪行而已。欲以法令化民，是闻檃栝足以揉曲木，而责其生楩楠聆风，民未及化，则夭枉者已多矣。 《原法》之后，目录中又增《原名》、《原五家》、《正见》三文，当即稍后收入《国故论衡》的《原名》、《辨性》上下及《明见》。 《儒侠》略有删节，与《检论》所收者不同。《儒兵》改为《原兵》，改动较大，但较《检论》中《本兵》简略。 《原兵》之后，目录中增加一篇《第七十子》，该文未见。以上一组文章，论先秦诸子。 《学变》前增加《征信论》上下篇及《秦献记》，由此开始论历代学术沿革。后来，《征信论》与《秦献记》均收入《太炎文录初编》。 叙述历代学术沿革的《学变》、《学蛊》、《王学》、《颜学》、《清儒》、《学隐》等文，大多有所改动，与《检论》亦不全同，甚至差异较大。《学变》与《学蛊》之间，曾插入一篇《思乡愿》，这一篇后来也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学蛊》修改稿，其后《检论》则舍弃未用。 《订实知》与《通谶》，改成《通谶下》与《通谶上》，后又改题为《非谶下》与《非谶上》，增删幅度都很大，后来，在《检论》中，与原《原教下》、《封禅》、《河图》共五篇合并为《原教》一文。 《原人》、《序种姓》上下篇、《原变》、《族制》及其附录《许由即咎?说》这一组文字，改动最大的是《序种姓》上篇，删去了有关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全部内容，改而论证“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北底雍、涼则附□，南抵滇、黑水则附剃”，“虽神农，亦产楼兰、西□间”。《族制》及其附录则全删。其余修改不多，与《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民数》一文，增补两则注，正文中史实亦有所充实，和后来《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封禅》作了很大修改，后来改题《议封禅》，最后全文删去，成为《检论·原教》中一节。《河图》有个别词句改动，后来也成为《检论·原教》中一节。 《方言》在叙述各地方言声韵变化轨迹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删去先前一些论断；在方言种类方面，删去湖南一种，又增加一段，论南北朝时方言变化情况，与《检论》所录《方言》正文相同。《订文》及所附《正名杂义》俱有较多增删，凡直接引述斯宾塞尔、亚诺路得等人论说者，尽量删去；增加若干论述，使所论更为准确。《检论》所录此文，与此相同。《述图》增加两段论述、一则注，与《检论》所录者相同。 《公言》，全文删去。 《平等难》，目录中题目未改，书中题目改成《商平》，内容亦作大幅度修改。本篇应是章炳麟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时，在《訄书》原手改本上改定。《訄书》手改本中其他还有若干篇，如《明农》、《定版籍》、《订礼俗》、《相宅》、《地治》、《消极》等，也是如此。除去这些文章直接涉及辛亥革命后事件，因而可断定是在被禁期间对《訄书》作进一步修改时定稿外，还有一些文章，显然也是这一时候方才决定如何处理。最为明显的就是《平等难》之后的《明独》与《冥契》，手改本目录中保持未动，《检论》中则删去，即是被囚禁时进一步修订《訄书》并编为《检论》时决定的。 《訄书》自《通法》至《定律》一组文章，改动幅度较大。《通法》充实了古代政法优秀传统的内容。《官统》上中下三篇，目录中存《官统上》，《官统中》改为《官统下》，注明该文“即《官制索隐》”；《官统下》删去，改为《五术》一文。《官统上》有若干重要修改，但是，在北京被囚期间进一步修订《訄书》时，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在书中将篇题与内容全部删去，《检论》中《官统上》为新撰。《官统中》改作《官统下》时，充实了约三分之一内容，修改后文字与《检论》所收《官统下》相同。《官统下》题目改成《五术》，改动幅度较大，和《检论》所录者同。《官制索隐》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商鞅》篇增删修改较多；《正葛》在目录中改为《评葛》，书中题目改作《议葛》，全文又复被删。《检论》中《思葛》前半篇全部新撰，后半引用《正葛》主要内容。《刑官》与《定律》俱有字句修订，同于《检论》所收；而《刑官》目录之后，原拟增添《说刑法》、《五朝法》二文，《检论》中均未收，《太炎文录初编》则收入《五朝法律索隐》及《说刑名》。
《不加赋难》以下一组论经济的文章，《不加赋难》题目改作《谴虚惠》，《明农》、《禁烟草》、《定版籍》与《制币》题目均未变。但《检论》中未收《禁烟草》，《制币》全部重写，题目改为《惩假币》。其他各篇手改本中所改与《检论》相同，皆为被囚禁时改定。
《弭兵难》目录中删去，改成《代议然否论》，但书中《弭兵难》与《经武》均保留，《检论》则皆未收。《代议然否论》则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 《议学》仅删去文末一个注。《原教》上下目录中均保留，书中《原教上》全删，《原教下》作了大幅度修改，《检论》中《原教》即此篇与《封禅》、《通谶》、《河图》、《订实知》合成。这两篇当是被囚时所改定。《争教》有改动，与《检论》所收录者又不同，当是1910年时所改。《忧教》，目录中保留，书中加了长注，后来在《检论》中又经增删，并入《争教》文中。《订礼俗》手改本中作了多处增补，收入《检论》时，又有增补，是知该文两次作了修订。《辨乐》正文文字略有修订，较《检论》多一长注，是知该文亦是两次修订。 《相宅》与《地治》，俱与《检论》相同，应都是在北京囚禁时改定。《消极》，在目录中改成《消道》，书内又改成《无言》，此当为北京被囚时所改。《消道》之后，目录中原加一篇《告王鹤鸣》，当即《太炎文录初编》中《与王鹤鸣书》。 《尊史》以下论史文章共八篇，目录中俱未改，只在《哀清史》后增加《国风》、《佹诗》、《伤徐锡麟》、《告刘光汉》四篇文章目录，《解辫发》下增加《志六国》与《告刘揆一》两篇文章目录。在书中，《别录甲》题目改成《杨颜李别录》，《别录乙》题目改作《许二魏汤李别录》。除《征七略》与《解辫发》未作修改外，其余各篇都有局部修改。后来，《检论》未收录《解辫发》，其余各篇与《訄书》手改稿本相同，表明它们俱改定于北京被囚禁时。
北京图书馆所藏《訄书》手改本，绝大多数文字修订于1910年前后，少量改定于囚禁于北京期间。1911年11月回国后，忙于政治活动，《訄书》修订工作显然停了下来，原书置于箧中。1913年他北上向袁世凯抗争时，书稿未带在身边。1914年迁居北京钱粮胡同后，他开始考虑继续完成此书修订工作。8月11日，他致书龚宝铨，要他将“自著《訄书》改削稿本”带到北京。8月20日，他再次致书龚宝铨说：“唯箧中尚有改定《訄书》，未能惬意，今欲重加磨琢，此稿亦望先期带致也。”9月3日，他又一次催促龚宝铨：“箧中尚有《訄书》改本，亦望速记，拟再施笔故也。”10月15日，他更急切地致书龚宝铨：“唯《訄书》改本一册，尚未大定，即可钞录大略，原本俟德玄来京时可速带上，拟再有增修也。”[2]这几封信，反映了章炳麟对原改削稿本是如何重视，而重加磨琢、再有增修的心情是如何迫切。 从《訄书》改削稿本可以看出，起初，章炳麟仍是在《訄书》原本上继续修订，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訄书》原先架构已不足以容纳他这时对于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终于决定对《訄书》作全面重构。这也就是他在自定年谱1914年条下所说：“余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3]感事既多，是了解《訄书》改定为《检论》的关键之所在；完成改定，则在1915年4、5月间。[4] 1915年5月《时报》刊登的《章氏丛书》广告中特别说明：“《訄书》一种，先生改名《检论》，大加修改，与初印本绝异。”[5]绝异，就不是一般性差异，或仅在篇幅上、文字上有些差异，而是在基本意图上两书明显不同。这从《检论》的取名及《检论》内容的构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为什么取名《检论》？“检”字含义，在《文始》七有一段专门论述:《说文》：“柙，槛也。以臧虎兕。古文作□。”此初文也。旁转谈变易为槛，栊也。……槛作喉音对转宵孳乳为校，木囚也，其不系囚执者，□亦引申孳乳为阖，门旁户也。为闸，开闭门也。为梜，检柙也。梜旁转孳为检，书署也。《地官·掌节》注所谓斗检封，谓于两相合处印封之也。《法言》云：“蠢迪检柙。”检对转宵亦为校，通言检校。……检柙之义又孳乳为敛，收也。……检校之义又孳乳为□，问也。即今考验字，对转宵变易为核，实也。考事□笮邀遮其辞，得实曰核。[6] 检字，溯源于柙，“槛也，以臧虎兕”，和章炳麟身被幽囚、一切政见被严禁发表的境遇完全吻合。检，与柙相连，又有规矩、法度、矫正之意。《汉书·扬雄传》：“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柙。”颜题古注：“蠢，动也。迪，道也，由也。检柙，犹檃栝也，言动由检柙也。”[7] 检与校相连，意为查核；检与敕相连，意为整饬；检与详相连，意为考核审定；检与式相连，意为法式、法度；检与核相连，意为考查核实。检字在这里都包含有提供一种准则、坐标的意思。检字，作为“斗检封”，指文书完成以后，装囊加封，于封口加盖印章，“于两相合处印封之”，具有全部完成、待他人启封之意。《訄书》书名更名为《检论》，当包含着这多层意思在内。 《訄书》更名为《检论》，原因在于两书立意有着重要差异。《訄书》是要颠覆传统的思维范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而《检论》的立意，重点显然已不是颠覆，而是为如何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树立一个标准。这清楚地表现在《检论》的分卷与篇目中。 注释： [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庚戌。 [2]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8—480页。 [3]《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三年甲寅。 [4]1915年4月24日章炳麟《致朱逖先书》：“刻《国故论衡》改订已了，正可钞写。《检论》亦在改订，正可誊钞。”表明这时已确定以《检论》为书名，并已开始誊钞文稿。 [5] 1915年5月22日《时报》。 [6]见《章太炎全集》第7集，第367—368页。 [7]见《汉书》。扬雄《扬子法言·法言序》“蠢迪检柙。”李轨注“蠢，动也。迪，道也。检押, 犹檃栝也。言君子举动则当蹈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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