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新角度谈《英雄志》 作者：谢烟客 声明：本文为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混迹武侠江湖的，都知道“江湖”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唯有英雄志。”
近代武侠小说从民国发轫，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于巅峰。金庸成为近代武侠的集大成者，“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举奠定江湖地位。古龙另辟蹊径，用天马行空的散句，饱含新意的结构和思想塑造了另类的大侠，如果把金庸比作少林正宗的话，古龙就是独孤求败这样的奇人，两者交相辉映，成为武侠史上的双壁。
当金庸先生写完《鹿鼎记》搁笔的时候，曾经感慨，天下的武侠至此已经被写尽了，后人很难再有新意，言下颇有“独孤求败”之意。确实，无论是哪一种侠客，只要能想到的，就能在金庸的小说里找到原型。甚至出现了韦小宝式的反武侠。
然而，十多年后《英雄志》横空出世，再次走出了武侠的一条新道路。
 一 谈《英雄志》历史背景的选取
跟传统的武侠文学一样，《英雄志》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古代。它截取了明中叶几十年的时间作为整个故事的时间维度。它不同于传统武侠之处在于《英雄志》中的历史背景既具体又虚化，既真又假。
金庸先生精通中国历史，善于挑选作品的历史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笑傲江湖》、《连城诀》等几部小说是完全虚化了历史背景，亦完全超脱了历史赋予人物的具体性的。
在《笑傲江湖》里，没有《天龙八部》和《射雕》三部曲那样尖锐的民族矛盾，令狐冲生来就不曾背负乔峰、郭靖那样的国仇家恨，故而对令狐冲这个人物的塑造始终停留在隐士的级别，而未能上升为“国士”的境界。
这是历史背景对于一部武侠作品的决定性影响，它决定了这个侠士在读者心目中的上限：令狐冲讨人喜欢，却很少有人认为他能比肩乔峰、郭靖。超脱历史固然可以写出心中更为纯粹的武侠，但是没有了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感的加持，失去历史作为整个舞台的烘托，作品很难将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份侠义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孙晓在背景的选取上，很好的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又独具匠心，使之不落窠臼。孙晓并没有选择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交接的历史节点作为整部作品谋篇布局的出发点，而是挑选了明朝中叶的几十年时间——确切的说是明英宗和景泰帝在位的几十年。
《英雄志》中提到的武英、正统就是历史上的明英宗朱祁镇，铖王即为其弟景泰帝朱祁钰。整本书围绕着二者皇位的更迭而展开。
历史上，明英宗幼年登基，长大后宠信宦官王振。由于当时明朝与蒙古瓦剌部矛盾尖锐，好大喜功的王振撺掇年轻的明英宗御驾亲征，临行时命铖王监国。皇帝年幼无知，宦官误国误君，致使明朝积蓄数十年的国力在土木堡一役中被彻底摧毁。皇帝北狩，群臣殒命，明朝国本动摇。铖王带领人民抗击蒙古入侵，再造中兴。英宗归来，早已是物是人非，未语泪先流。苦苦熬过了艰难的幽闭岁月，才在臣子的帮助下，通过夺门之变重登皇位。
这是整本书的大背景。
孙晓在摘取这段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像前辈那样着重表现民族矛盾，没有绘声绘色地描写如何抗击外来侵略。在“楔子”中，土木堡之变已然发生，铖王抗击瓦剌也未曾提及。故而，在《英雄志》中民族之间的斗争不是主流，而是催化剂，用以催生出一个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的中国社会。书中的矛盾不能尽述，只能选择其中最典型的矛盾以做一般的了解。
在书中，前期有江充、刘敬。柳昂天为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的矛盾，同时映射在江湖上则表现为昆仑卓凌昭、华山宁不凡、嵩山少林寺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和江湖上的恩怨是一体之两面，每一方的消长都会相应的引起政局和江湖局势的变化。
后期有以杨肃观为首的镇国铁卫和各路在野势力的矛盾，同时增加了怒苍义军（秦仲海）和正统军（伍定远）的矛盾。甚至银川公主、顾倩兮、艳婷这些女性角色的情感遭遇都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这些矛盾的推进者，是历史的逻辑。
政治斗争影射了明中后期的互相侵轧，阶级矛盾取材于历史上从未平息的农民斗争，银川公主的远嫁都能从中窥探历史的痕迹——中国古代历史中“和亲”政策的缩影。
在吸纳这些历史因素的同时，它推动了武侠文化的发展，延展了武侠文化的边界，同时成为武侠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积淀。不得不说，这对以前的武侠小说是一种补充、丰富。
《英雄志》的出现说明，新的武侠体系可以也应该容纳更多的矛盾，并展现了将这些矛盾作为小说的主线来发展的可能性。其实，这段历史在烟波浩渺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并不是特别频繁地被人提及，在武侠史中作为如此具体化的历史背景出现，则更为罕见。
孙晓发掘了这段历史的文学潜力，成为滋养其作品的肥沃土壤，也启示着试图开辟武侠新世界的后来者们，发掘中国历史的文学潜力与对未来的自由畅想是同样重要的一个方向。两者并驾齐驱，才能繁荣武侠。
笔者在阅读传统的武侠小说的时候，常常会胡思乱想，有些问题不能理解。比如《射雕》中的洪七公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皇宫中来去自如，那么凭着他那一身疾恶如仇的性格，为什么南宋的昏君奸相依然能把持朝政，安然无恙？又比如在《天龙八部》中，乔峰在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能逼得耶律洪基立下重誓，有生之年，不再侵宋，那为何在此之前宋辽两国干戈不止，纷争不断？
有人说，武侠小说何必较真，其实不然。如果一种文学想要繁荣，必然需要合乎逻辑的说理。如果一种文学长期处于逻辑混乱的自相矛盾的状态中，那么它的生命力必然不能长久，也永远无法和严肃文学比肩。而上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传统武侠小说在逻辑上的硬伤，是由于割裂了历史与现实造成的。
武侠小说需要历史背景，将整个江湖放在历史中来描绘，但又创造出超越历史限制的一批人物，所以当读者将这些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加以讨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些不能自洽的现象。
《英雄志》试图将所有人物放置在当时的环境下统一加以考量。
主角之一的伍定远，在他的身上既有浓厚的值得批判的，甚至为读者所不齿的保守思想，又秉持着中国人数千年来最淳朴的道德信念。他的心里没有一刻忘记过“八十三”这个数字，他作为小捕快，不能容忍有人灭门这样的人间惨剧。即使卓凌昭一再流露出想跟他和解的意思，他在恍惚之间，突然听到内心最深处侠义的呼唤，不识时务地要将昆仑派绳之以法。
然而他同时又是世故而圆滑的，在官场上颇能逢迎，初到京城就知道在上司的宴会上如何自处与巴结。这样的人，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恐怕很难当得起侠字。伍定远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逻辑下的必然，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现实中的很多人的价值观。“伍定远”三个字也不再仅仅是大侠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鲜活的好像是身边的你我，有时候高大得像一个巨人，有时候卑微的像条狗。
秦仲海是历史上的另一种活法。读秦仲海，就像吃麻辣火锅——爽！秦仲海是命运的弃子，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和苦难作争斗，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敢于起来同命运反抗的杰出的底层人民的象征。秦仲海的一切都是命：从自幼失去父母兄弟，到后来，师傅、挚友、爱人一个一个离开自己，这一切苦难，他都没得选，只有接受既成的事实——像极了历史上一切注定生来受苦的人们。
难道仅仅是因为无法选择的出身，就要永远匍匐在地，尝遍人间的苦难吗？命运既然不公，就去砸碎它！于是，他们起来反抗，他们要把这个世界全部砸碎，打破。历史书上把他们写成暴民，流寇，甚至伟大的马丁路德在见到闵采尔的农民起义的时候，斥骂他们是“猪狗”是“破坏者”，人人得而诛之。当我们把底层的反抗说成是暴民作乱的时候，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些人切实的痛苦呢？历史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描绘，所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了，以及他们追求的是怎样的理想。武侠小说却借着历史的背景，给了这些永远游离在历史主流之外同时又被历史诅咒着的人更细致的描绘。他们渴望生活的尊严，如秦仲海说的：
“诸位，我坦白说吧！不管姓秦的吃了多少苦头，可只要我夜里想到一事，我还是会偷偷地笑，哪怕再断一条腿，再刺十个字，我还是觉得值得！”他见众人目瞪口呆，霎时双手撑开，一字一顿，喝道：“那便是，秦仲海此生不必跪人！”
在他们“暴行”的背后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罪恶。《英雄志》的每个人物都是历史的映照，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相应的原型，他们是复杂的，其实人往往是复杂的。他们又是具体的，可以通过在历史中的抽丝剥茧来全面的了解。
在了解和接近人物的时候，我们也在了解这段历史中这一类人的精神风貌。在认知的历史的过程中，武侠的内涵也就随之丰富了。
笔者在读完这本未曾完结的《英雄志》的时候，会思考一些问题：
侠是更重目的还是更重过程，是唯目的论还是唯过程论，亦或是过程与目的的统一？侠仅仅是为了打破框框条条还是为了大破之后的大立？武是侠的必须抑或文武皆可为侠之基础，若果是这样，武对于侠而言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些问题有些是前人苦苦追问的，有些则是全新的，是当代的，也是历史的。孙晓通过这本书，将它们抛给了历史，也抛给了读者。如顾倩兮在书中形容杨肃观那样：“外子（指杨肃观）千人千面，不同的人看过去，就有不同相。”
一部作品，一位英雄，一段历史，又何尝不是千人千面。读者试图靠近，而靠近的过程，正是武侠文化飞速发展的希望所在。
 二 政治与武侠的新结合
孙晓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所能包容的矛盾的复杂性，也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所能提供给整部作品的巨大张力，更在于孙晓能在这段历史中进行新的武侠模式的探索。这是前人未曾进行过的一项创新——将武侠与政治融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将武侠与政治融合在一起？
第一，是为了解决武侠小说逻辑上的硬伤：将历史与现实进一步的磨合与统一。 武侠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们飞天遁地，却不能将浪漫主义夸张成无所不能。侠客的武功高强，在武力方面超出常人，但是任何人也没有能力都不能更改历史规律，也不能更改历史发展的进程。武力只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部分，江湖也只是一部分人生活的一个圈子，并不代表全部。说到底，武力是人类社会暴力的一种，而且是比较低级的暴力。
在《英雄志》里，孙晓引入了人类社会一种更强更高的暴力——权力。武力和权力相互合作，相互冲突，相互妥协，构成了《英雄志》的现实基础。
在书里，任你是武功高强的侠客，也不得不向权势低头。江充上华山，明面上是观望华山掌门宁不凡的金盆洗手大典，实则是逼迫宁不凡退出政治斗争的漩涡。这位武功天下第一的宁掌门，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世俗猥琐的小人物，始终不敢和江充代表的权力正面冲突，一直躲躲闪闪。最后，也只不过是在武力的较量中，展露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这场武力和权力的角逐，终究是江湖败给了朝廷，侠士败给了政客。孙晓一直在传达一个理念：武力在很多时候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成为了《英雄志》在传统武侠上的突破口。武力屈从于权力，江湖规则要服从政治逻辑，那么对于英雄的内涵就要重新定义。真正的英雄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江湖的层面。真正的为国为民，就应该从更大的地方着手。
之前的武侠小说作者，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干脆将人物超出历史规律，使武侠小说在逻辑上就落了下乘，在立意上也不能推陈出新，成为阻碍武侠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窒碍。因为“太浪漫”以至于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总将它视作“成人的童话”却不能对人类的现实生活产生精神性的指引。《英雄志》将武侠和最富逻辑的政治连接起来，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更好地融为一炉，刷新了武侠文学发展的上限。
第二， 政治是对侠义精神的丰富。
《英雄志》以卢云掉落深涧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侧重写武侠，后半部分侧重点转移到政治上来，甚至不能说它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了。其实，后半部分是前半部分发展的必然，这一点在下文会谈到。
前半部分国家政局平稳，故而侠客们凭着自己的一身神通，锄强扶弱，扶危济困，还能勉强维持正义。同时，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也还有道德的约束。但是，随着正统皇帝和真龙慢慢浮出水面，政治波诡云谲，暗流汹涌，慢慢变得政局崩坏，失去控制。又加上天灾人祸，使英雄们空负一身惊人的武艺却不能安邦定国。这是大海决堤式的社会崩溃。英雄想要靠自己的身躯，对抗社会规律，无论想尽什么办法，都是注定失败的，所以《英雄志》整体上来讲肯定是一部悲剧。
但凡悲剧，总有一群不识时务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站出来，想要力挽狂澜。《英雄志》里的英雄面对的是人心的乖离，这在传统武侠作品里是没有遇见过的。卢云外放之后，回京述职，看到平时繁荣富庶的京城已经是遍地狼藉，满目焦土，平日里知书达理的城市平民，变成了沿街劫掠的盗匪。卢云的评价这里是“人间地狱”，夫子也慨叹人心不古。
传统的英雄们以为活人性命就可以了，《英雄志》里的侠士们却还需要活人之心。这是更新的命题，也是对英雄更高的要求。要如何实现这一更高的要求？唯有政治。
在此处，政治的出现，丰富了《英雄志》里的侠义。如果说，武力是大破，政治则是大立，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只有武的侠义是不健全的，它只能活人性命而不能教化人心；只有武的侠义是暂时的，侠客走了侠义也就散了。而政治是长久的，它可以教人们在乱世中重建温情的社会。新时代的侠士们需要政治。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刻的社会实践，将为武侠注入新的活力。《英雄志》里的四大主角（观海云远）以武为手段，以侠为精神内核，全情投入了政治实践。对侠义不一样的理解，形成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不同的侠义观、政治观、人生观的互相碰撞，擦出了《英雄志》的思想火花，最后又逐渐统一于历史的进程，成为几位英雄的悲情注脚。
第三，引入政治思维模式，给武侠以重新的评判尺度。
笔者以为《英雄志》推翻了整个江湖的评价体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陷入了阅读陷阱之中，以主人公之是为是，以主人公之非为非。以往的武侠小说的评价体系是主人公一手主导的，读者反而成了旁观者。主人公在道德上必须是近乎完美的，否则就无法自带评价体系。可是，不会犯错的人还是人吗？所以主人公总是让人有种疏离感。
《英雄志》则不同，里面的英雄也会犯错，甚至常常游走在罪恶的边缘。杨肃观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囚禁父母，杀害恩师，在传统的文化中，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谈论侠义。秦仲海为了保全山寨，伤害挚友，与恩师反目，牺牲“故人之子”，这样的行径又怎么能成为侠？伍定远惑于艳婷的美色，不可自拔，面对皇帝畏首畏尾，又岂是大丈夫所为？读者实在无法想象乔峰乔大侠会做出上述的任何一件事来。
所以，在传统的价值判断里，这些人统统是有道德瑕疵的人，是不合格的。《英雄志》里，他们却成了社会的脊梁，唤起人们对侠义精神的重新评估——这次是以政治的思维，给了读者全新的启发。
政治是多元化的，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来认识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古时候，陈平盗嫂受金，在个人道德上饱受诟病，在历史上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保全了刘氏江山，维护了政局稳定，从而给了百姓一个安定的环境，使升斗小民免遭战乱之苦。所以，一个人的道德评价标准是不同的，不必太过计较苛求侠客的个人道德。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有一段辩证的论述：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值得所有的人——不管是读者还是创作者们——深思。笔者认为，孙晓评判英雄人物的观点与此相近。这也意味着，放宽了侠客的准入门槛，所有人都不必太过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私德，也不必活在深深的忏悔中，不必寻求外在的慰藉。心中有侠义，则人人可为侠士。
古语说：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终古少完人。”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恪守完美的道德，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道德体系来解析复杂的生活和人性。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这个世界总是保持着宽容的态度，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与充满了矛盾、斗争、艰难的生活达成和解。
《英雄志》把这些道德上并不那么完美的人，称为英雄，其中充满了对人性中阴暗面的最大宽容以及对人性的光辉的最大表彰，以政治为中介，也重新给了读者一个审视和判断的角度。
当我们跳出这个桎梏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对武侠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同时对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寄予相当的同情，而不会轻易的下判断。江充这个人物，前期欺上瞒下，狐假虎威，无恶不作，但是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后，当知道自己终将失败的时候，他倒并未想着自己，反而担心自己的侄子——傻乎乎的江大清，还将他托付给摩罗什，言辞凄凄，闻者恻然。
“大清呀，你有无想过……”往日太师一见那宝贝侄儿探花郎，不是打、便是骂，更多时候是气得发抖，但今夜有些不寻常，他望着侄儿的目光中满是爱怜，带着深沉的关怀。
“如果没了叔叔，你要怎么办啊？”
火锅热烫烫，江大清吃得悉哩呼噜，他放下了象牙筷子，茫然望向叔叔，说出了从小到大最常出口的那句话：“叔叔，不知道?”
“嗯……说得也是。”江充倒也不意外，要是侄儿忽然开窍，竟尔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他才会吃惊诧异。眼看江大清挟了一块白肉，沾就调料，大口囫囵吞了起来，江充微微叹息，他转头望向罗摩什，道：“罗摩国师说呢？咱这侄子要没了叔叔，以后能做啥？”
江大清天性散漫，生得胖大憨傻，倒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长年娇生惯养，不免有些“何不食肉麋”，罗摩什叹了口气，低声便道：“大清兄读书不成，练武也不行，不过他有一双巧手，工艺之事应当一学即能。倘要学做裁缝木匠，时候还不嫌晚。”
江充叹了口气，道：“说得是。也怪我，把他宠得坏了。”他静静提起酒杯，一口饮完，望着圆桌旁的一众爱将。那里头有安道京、有罗摩什、有九幽道人……众心腹全数到齐。
江充命人为一众爱将斟酒，又道：“我大哥命薄，留了这个遗腹子下来。江某三十年来竭力照护，不敢有失……”他望着那傻呼呼的笨侄子，温言道：“大清，金山银山，都有吃完的一天，你本性只是傻憨，不是坏孩子，以后学了一技之长，更要懂得安分，知道么？”
今夜星光闪烁，叔叔的言行也有些奇怪。江大清嚅嚅啮啮，不知该说什么，一旁九幽道人也是一头雾水，道：“大人，您……您到底要做什么？”话声未毕，只见江充和颜悦色地望来，他浅浅尝了杯酒，反问道：“道长你呢？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前后强烈的反差，不仅没有让笔者觉得奸臣穷途末路，大快人心，反而在笔者心下激荡起一丝涟漪，甚至觉得这幕画面是书中最温暖的画面之一。再结合书中《东风吹醒英雄梦》这一章中，秦仲海的作为：
“他背对着卢云，轻轻叹了口气。猛然间，只听他大吼一声，身影回转，刀光闪动，那刀锋却直朝婴儿脑门砍落。”
姑且不论二者的出发点与所处的环境背景，至少一者温情，一者冷酷，前者为奸臣贼子，后者被许为英雄，这样的设定不是对传统价值评价的讽刺吗？也许，正是借着这样戏剧性的画面，可以让我们重新辩证的认识传统武侠的价值体系。钱穆先生说：“历史是温情的”，我们也大可以在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也看出许多的温情来——如果将习惯性的俯视换作平视的话。
 三 苦苦追问的人性本源
人性这个问题一直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当然，有深刻内涵的武侠小说也无一不在描摹人性，探讨人性。金庸先生的《连城诀》就是一部纯粹的暴露人性的武侠作品。其中人物将人性的阴暗面一点点掰开，揉碎了摆在读者面前，读来不仅令人毛骨悚然，简直让人作呕。
但是，传统的武侠文学往往浅尝辄止。
金庸先生的《连城诀》中，每一个人都为名利疯狂，干出了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但是也仅仅将人性作恶的原因归结为人与生俱来的邪恶欲望。笔者以为，这是比较笼统的，缺少了深入的探索。《英雄志》在探索新的看法。
人们为人性的本源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现实的生活倒是将人确实地分为善恶两类。因此，人总是陷入迷茫。
《英雄志》无意论证人性的本善与本恶，而是将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在书里，无时无刻不在表露着作者的一些关于人性的观点。人性本无所谓本善，也无所谓本恶，可说二者皆无，也可说二者兼有。之所以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善恶相斗不息的事情，实则与社会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
《英雄志》里整个世界的主导者——包括江湖世界——是皇帝。景泰皇帝得国不正，因此宠信江充、刘敬等人。江充、刘敬把持朝政，却各怀鬼胎，两者一个是小人，一个是枭雄，联手搅乱整个国家，扭曲了整个帝国的制度，毒化了政治风气。
在书里，江充安排自己毫无才干的侄子出任探花，又威逼百官，指雪为盐。江湖作为社会的另一面，也被搅动得沉渣泛起，血雨腥风。江充勾结卓凌昭，默许他屠戮弱小，又鼓动卓挑战当时的“天下第一”，“长胜八百战，武艺天下尊”的华山掌门宁不凡，企图重新安排江湖秩序，宰割天下。在书的中段，各路牛鬼蛇神都一齐出动。作品虚构了一个完全失去人性的“萨魔”，书中对萨魔的描写是：
“仰天怒号的九尺巨汉，逢男则杀，遇女则奸，杀人盈野，不顾廉耻，比之狮虎还要凶残千百倍。”
“举凡两脚走的，一定都要杀死他们、吃掉他们”。
这还是人吗？这分明是野兽。
“萨魔”是作者笔下一个预言式的人物。其实，萨魔从小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是，动荡的社会摧毁了这一切，这个孩子被剥夺了家庭，被人当奴隶役使，饱受磨难，被割去了舌头。如果这人间尚存一丝温情，萨魔就不会诞生，就如笔者之前说的，不是任何人都有伍崇卿那样的好运，能碰上伍定远这样的英雄，萨魔是所有一出生就饱受苦难的孩子的缩影以及社会结出的最后的也是最恶的果实。
孙晓通过萨魔这个人物，讽刺了整个江湖——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培养了我，现在却叫嚣着要杀我。萨魔在最后时刻用自己的生命救了卢云，在掉落悬崖瀑布的一刹那，萨魔脸露微笑。这个微笑，是对这个时代的讥讽，是对江湖上自诩为“英雄豪杰”的嘲弄，也是给“圣君贤相”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读者如果读到萨魔的经历，一定会对人性有更深刻的思量。
在孙晓看来，好的社会是一个能充分诱导出人内心行善欲望的社会，相反的，不好的社会则能最大程度的激发人内心做恶的欲望。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情况下，不是人自己希望行善或者作恶。，如果让萨魔自己选，他必然不会愿意选择成为这幅样子。
无奈的是，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恰恰是人无法选择的。是毫无底线的社会，一步步逼迫着“萨魔”走向反人类的极端。当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人类的道德底线一再遭到践踏的时候，才有了侠客，才有了“以武犯禁”！
伍定远在武艺低微的时候，念念不忘要为齐家“八十三”口男女老幼报仇雪恨；卢云在逃难落魄的时候，明知不是敌手也要解救萨魔魔爪下不知名的弱女子；千千万万的饥民明知向前是死，也要涌向京城，求一个生存，求一个公道！
《英雄志》不断的升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强者”。真正的国贼，不是处江湖之远的大盗巨枭，正是居庙堂之高的衮衮诸公，甚至就是当时的最高权威——皇帝。
正是这些“禄蠹”奴役他人精神，扭曲他人人格，压迫天下万民。侠者仁心，就见不得不公，见不得他人受苦受难。无论“观海云远”行事方式如何古怪，也不去管他的理念如何复杂，有一点他们四人是相通的：创建一个有公道的、有人性的社会。这才是英雄，这才是英雄之志所在。
对于百姓而言，其实就想好好做个百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有一部分人自恃是人类社会的强者，恃强凌弱，为满足一己私欲践踏他人性命——江湖如是，朝堂如是，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如是。不是百姓不愿意和平，而是非得起来反抗，才能求得基本的生存。《英雄志》站在最艰苦的人民的立场上，深深地同情他们。
在书里的《江海夜归人》一章中，伍定远看到夕阳下黄河边上拉船的纤夫落下了泪，笔者也曾反复读这一章，每次鼻子都是酸酸的。在读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想着《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画。读者可以想见他们干瘪的手，黝黑而爬满褶皱的脸，光溜溜的遍布伤痕的背脊，人生还有什么比心疼别人的苦难更难受呢？
英雄比常人有更敏感的心灵，有更悲天悯人的襟怀，故而有更深的痛苦。
伍定远收了伍崇卿作为义子。伍崇卿和萨魔都与伍定远产生过紧密的联系。伍定远把幼小的伍崇卿收为义子，把萨魔视作江湖正义的对立面，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伍定远怎么能想到萨魔在成为萨魔之前，也是如伍崇卿一样，无辜的孩子！
 是的，伍崇卿不用再在河边日复一日地拉纤了，我们感到庆幸。又有多少像伍崇卿一样的孩子能得到命运的垂怜，碰上一个好心而有本事的英雄？他们的眼神是绝望的，他们知道这种苦难是无穷无尽的，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以及支撑整个社会的一整套制度——这些是个人无法撼动的。
当一个人绝望了，他可能会选择毁灭自己，当一群人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一起来埋葬这个令他们绝望的社会。一个杜绝了一切希望的社会，激发了人性中破坏的欲念——将一切都打碎。这些纤夫里一定会出现陈胜、吴广这样的人物，多少个类似伍崇卿遭遇的小孩里，一定会再出现萨魔一类的人物，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
《英雄志》不仅同情这些无名无姓的纤夫们，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还会发现《英雄志》甚至对一些配角、丑角甚至反面人物都充满了同情。《英雄志》往往给一些配角、丑角一些特写镜头。
如果不去仔细回想，读者几乎已经忘记了那个胖胖的丑角“安道京”了。谁又能想到，这个一出场就以阿谀逢迎见长的丑角，以前竟然也是矫健英武，骁勇善战的一名高手。是什么使他堕落到现在这副死相？是什么异化了安道京的人格？答案是权力。当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上的时候，很难让人谈什么气节。而中国古代的游戏规则，偏偏就是把所有人的一切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上，这个人就是皇帝。
权力通过异化皇帝从而异化了所有希望在这个体系里生存的人。想不被异化，对于个人最好的选择是，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像“九州剑王”方子敬那样，放逐自己，同时解救自己的人性。
无论是武力还是权力，都会异化人性，把人变得不再像人。就像是《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所阐述的哲理，每练一种绝学，就多了一种杀人的方法，就需要寻找相应的佛法将其中的戾气化解。 同样的，在江湖上或者更广而远之的政治上，掌握了越强大的暴力，就需要越强大的道德约束力来回归人性，使之不趋向于兽性。《英雄志》则把一套制度或者规则对于人性的回归作用进行了更深刻的阐述，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切入人性。
鲁迅说：
“这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英雄志》中的英雄们就是这条人性回归之路的开拓者。 -END- 猜你喜欢 致谢： 1.文章作者谢烟客，版权归属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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