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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说起 前不久，英国《经济学家》发布了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位列排行榜前四的分别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并列第五。中国香港排第39位；北京排名今年前进5位，排第69位，而且，在全球宜居度改善最大的10个城市中，占据一席，但与前几位城市相比仍差距较大。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通过对全球140个城市进行调查，根据治安、基础建设、医疗水平、文化与环境及教育等指标进行评估评选出来的结果。这个调查每年都吸引不少关注城市发展的学者与专家们的眼球，在网上免不了被讨论（争议）一番（事实上国际上类似的调查有好几个）。《经济学家》信息部的评价是综合的，考虑的因素跨越社会、经济、环境等领域，但是流于技术用语化，一般大众市民不容易理解，看完排名后可能感受不会太深入，也可能只对下一次出国观光去哪里受一点启发吧！ 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其中之一的影响因素是空间环境的安排与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可以体现在多方面，从微观来说包括我们居住的小区内外的环境、我们在屋内往外面看时见到的景观、我们出门去超市或公交站的距离等。但空间环境也可以从整个城市的规模与密度来看，一个城市的面积有多大和容纳的居住人数有多少直接影响了城市整体的宜居水平。事实上，城市的整体空间环境也可以在一程度上是城市的交通、建筑、基础建设、医疗设施、文化设施、环境及教育等水平在实物上的一个体现 城市的人口密度与宜居度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几个世界宜居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密度，但由于统计数据各地不一样，只能收集到其中几个城市的数据。这些城市的面积与人口统计都可以分为“主城区”和“大都会区”两个尺度，前者是城市的核心中心城区，而后者是指包括不同城区的大都会区，而这些大都会区都已达到比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我们看到这些城市有几个特点：首先，城市大都会区人口总规模不会很高，最高也只是多伦多的558万，阿德莱德就只有130万。其次，除了阿德莱德外，这些宜居城市的主城区的人口密度都在4000~5000人/平方公里左右（维也纳、温哥华、多伦多和墨尔本的城市主城区人口密度分别为4404人/平方公里、5249人/平方公里、4150人/平方公里、4576人/平方公里）。再者，如果看整个大都会区，其人口密度都在400~1000人/平方公里之间。 那我们中国的城市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要分析我国的城市人口密度，需要知道目前的统计标准，否则一不留神便会被误导。按照《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面积”是指城市行政区管辖面积，即在城市行政区划内的全部土地面积，其中可以包括非建成区的土地如乡村、山丘林地等。从城镇的内涵理解的“城市”是指规模较大、工商业与居住集中的建设聚落，实际上是统计年鉴中所称的城市“建成区”。“建成区”是指市行政区范围内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生产建设土地，它包括城市中心集中部分以及其他城镇建设用地，也就是居民每天主要的生活与工作空间。我们经常看到的统计数据中所谓的“城市人口密度”，是以行政区划内总人口除以总面积得出的，这个总面积包括了建成区和非建成区，而建成区面积才是真正的城市面积，它只是行政区域中很小的一部分，全国的建成区面积只是城市行政区范围的5%左右。要分析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应该以建成区为统计的口径，才可以反映已建设土地空间内的情况。 根据2013年中国城市的统计年鉴资料，这四个在国内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建成区人口都在1000万到1500万之间，而建成区面积在664平方公里到1227平方公里。由此计算，这些城市的建成区人口密度，都在8000~15000人/平方公里左右（建成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深圳的15497人/平方公里，最低的是北京的8786人/平方公里）。我再把它们与前面几个世界宜居城市做比较。这里看到我们几个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几个全球宜居城市的人口密度。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14年中国经济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不计算港澳台地区）总人口达136782万人。如果我国所有人都集中居住在类似上海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城市空间内，我们只需要107567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也就是比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市的总和面积218300平方公里还小！ 然而，太高的建成区人口密度会带来城市的“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它原来通过集中建设带来的边际效益却渐渐下降，甚至跌破零，成为负值。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城市建设密度过高带来资源供求不平衡、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造成经济、安全、环境、社会方面的代价。以城市密度过高带来交通拥堵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为例，一项2010年的研究显示，北京市居民平均每天通勤时间正常为40分钟，道路拥堵时为62分钟，每月由于道路拥堵产生的经济成本为335.6元。如果按照北京的就业人口有1255万人算，北京全年的拥堵成本约为505亿元，由于出行的不只是上下班的市民，实际的成本应该比这还要高。505亿元可以在北京建50公里左右的地下铁路。 从常理看，城市建成区人口规模不需要无止境的扩大，人口密度更不必要无限制提升。我们可以通过高素质的、可持续的城市空间设计、交通配套、建筑容量管控、基础建设规划、公共设施布局、环境保护等规划与管理措施建设一个能带来集中建设的经济效率，但同时又宜居的城市。 从人口密度到生态足迹 地理与生态学学者指出：人不可以只是在建成区生活啊！除建成区以外还需要更大的空间满足城市居民的其他需要，如食物、能源、生产材料等。要计算这方面的土地空间资源需求，我们把生态学的“生态足迹”空间理念引进来。 “生态足迹”是一个空间尺度指标，是指为了满足某一个人口水平和有关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我们的城市生活要依赖我们地球有限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计算生态足迹时，要将城市生活的各种资源、能源消费折算成耕地、草场、林地、建成区用地、化石能源土地和海洋（水域）等生物生产面积，再总汇转化为一个土地面积数值。
国际环境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2012年发表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指出，中国人均生态足迹为2.2公顷，也就是说，中国人当时的生活方式平均产生的资源消耗，每人需要2.2公顷的土地面积来满足。按总人口136782万人和国土面积约963.4万平方公里算，我们差不多需要3.1倍的国土面积来支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参考了一些近期发表的中国城市研究报告，发现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人均生态足迹面积分别为3.61公顷（2012）、2.36公顷（2012）、2.25公顷（2007）。这些城市的人均生态足迹面积（也就是支持当地人口的生活消费方式所需土地面积）都比我国平均值高。如果我国所有人都追求北上广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3.4倍（按上海生活方式）甚至5倍（按北京生活方式）国土面积。 从小数据到体制改革的诉求 这些数字令人产生不少思考。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其中空间规划是改革方案的内容之一，方案要求构建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着力解决因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的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在整个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土地利用的管理制度与决策标准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减低土地浪费但同时提供宜居的城市环境，国土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密度谁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都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未来的城市化历程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我们一方面不可以不考虑高密度建成区带来的“规模不经济”效应，但也不能无止境地追求高消费、不节约的土地发展模式。要有宜居的生活，我们要减少对生态资源的依赖，要有适度的人口密度，要全面降低生态足迹。我们不会有3倍的国土面积来支撑我们当前的资源需求，在人口持续增长与我国未来还有20年的城镇化过程的大环境下，没有其他办法，每个人都有责任重新评估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城市空间！说到底，从全球的平均与资源分配公义来说，我们只有96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吧！
作者：香港规划师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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