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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目录&节选 “行所当然而不惑于偶然”——黄秉维地理学术思想、科研实践及其贡献 自述 地理学学科规划说明书 地理学综合工作与跨学科研究 我所知道的叶良辅先生 《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序 科学巨人 宝贵遗产 有关地理学研究中几个学术问题的研讨——学习黄秉维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 深切缅怀敬爱的黄秉维先生 黄秉维对地理学的贡献 深切缅怀德高望重的黄秉维先生 黄秉维先生对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关怀 回忆黄秉维先生二三事 品德的力量——黄秉维先生诞辰100周年感怀 前哲流风 后学正时——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100周年有感 黄秉维院士的学术思想对综合自然区划的贡献 黄先生教诲伴我五十年 黄秉维自然地理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自然地理学发展的影响 黄秉维先生的水土保持情结与思想 学习陆地系统科学理论推进我国小流域综合治理 怀念黄秉维先生 学海明灯——黄秉维学术思想烛照中山大学地理学 缅怀黄秉维院士 多年教诲终身难忘 纪念黄先生 学习黄先生 1998-2000年黄秉维先生勤学教诲之感悟 黄以平 黄永平 永远的思念——忆父亲黄秉维 黄秉维老师领我进入科研之门 感知黄秉维先生 追随先生37载 缅怀一代宗师黄秉维 与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黄秉维先生引领我开展坡地研究 黄秉维先生与物候学 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研究 百年回望黄秉维——纪念黄秉维先生诞生百年 黄秉维先生的深邃学术思想和对地理学的卓越贡献 综合自然地理学与黄秉维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卓越贡献——学习《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文集 学习黄秉维先生高尚的科学品德 黄秉维生平年表 编后语 照片与题词 文 摘 温度指标反映一定区域内的热量状况。对于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来讲，热量是最重要的，它是形成自然区域最初而特别重要的条件，是地表许多自然过程的基本能源，是观察地理地带周期法则的开始点。没有热量的变化，也就没有自然界的生物化学过程，更看不出农业结构的特点与地带性的变化规律。 在温度指标中，以日平均气温≥10℃的积温作为综合自然区划中温度带划分的主要指标。因为日均温≥10℃相当于很多木本作物开始萌动与休眠、喜温作物开始与停止生长、喜凉作物开始与停止积极生长的温度；它的起始日期与无霜期的起始日期差不多，而无霜期只有持续时间的概念，没有温度强度的概念；积温与辐射平衡有很强的线性关系。 积温的运用也有其不完善的一面。为了弥补积温划分温度带的不足，要同时考虑低温，采取最冷月平均温度和绝对最低温度，比如划分亚热带的南界问题。因为我国属于季风气候，季风气候的特点之一是寒潮过境频繁，冬季气温偏低，呈负距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造成某些作物不能生长的原因，往往不是积温不够，而是冬季气温过低。最冷月温度说明作物越冬的条件，过低，会抑制作物生长，称为抑制性低温。所以，以最冷月温度和绝对最低温度作为辅助指标，就可以弥补≥10℃积温的不足。 温度和水分条件，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对比关系，决定着自然地带的基本图式、结构与发展，而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水分成为植物生长和分布的限制因素。衡量一个地方的湿润状况，应该从水分平衡出发，在条件不具备时，经常用干燥度表示一个地方的干湿状况。干燥度虽然比较简略，但它包括了水分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反映出平均的干湿状况。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草案以干燥度作为指标，划分出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四个区域。 综合自然区划既考虑温度的地域差异，也考虑水文的地域差异，更重要的是考虑温度和水分对比关系的地域差异及其在地貌结构基础上所导致的区域水文、土壤和植被的相应特征以及农业结构的特色。 在温度和干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可以构成不同的自然地带。由于温度和水分条件的地域差异是渐变的，因此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热量与蒸发降水所需的热能的比值的地域差异也是渐变的；同时，气候指标只是一个数值概念，与自然界的实际情况还有一定的距离。对于作为确定自然地带界线的依据还显得不够，必须以气候、土壤、植被的地理相关关系为基础，根据气候在土壤、植被与农业等方面的反映来确定自然带的划分。土壤和植被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是地带性最明显的标志。 附4：http://xuewen.cnki.net/CJFD-DLXB201305001.html 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13年3月29日,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举行。2013年2月1日,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黄秉维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先生对我国地理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追思先生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品格,传承先生卓越的学术思想,服务地理学创新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主办了“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有关地理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地理院系和管理部门的领导与专家学者,以及黄秉维先生亲朋好友15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29日上午,举行全体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副所长葛全胜和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史培军主持。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刘燕华和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所长刘毅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郑度全面介绍了黄秉维... 附5：http://xuewen.cnki.net/CJFD-DLKJ201307004.html “黄秉维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思想研讨会”专家谈 曾庆存院士：黄先生是一代宗师，是大家，他是我最敬佩的院士。我对黄先生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心里装着祖国、装着人民、装着科学，是很纯粹的科学家。他学贯天、地、人，这些是地理学根本的东西。他一生致力于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他道德非常高尚，很纯洁，所以我们敬佩他;立功，他为国家做了很多事;立言，是指他的学问，那是一个知识宝库，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所以我对他非常尊敬。黄先生是我的老师辈，我是他的学生辈，他是长者，我是后生。我们住在同一个楼里，按道理，作为学生和晚辈的我应该先去拜访先生。但当时我们不是太熟，我没敢到他家里去看他。可是他非常平易近人，他先到我家里，带着一些复印文件，和我讨论热水平衡问题，这让我非常感动。他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奖掖后进，不耻下问，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从学问上讲，可以说黄先生是古典地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黄先生正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总结了古典地理学，同时开创了现代地... 附6：施雅风院士回忆黄秉维先生（见于《施雅风口述自传》） 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位老师是黄秉维。1938年秋，黄秉维先生从地质调查所调到浙大，担任史地系讲师。黄先生初到浙大时非常年轻，只有25岁，浙大就给他以最高级讲师待遇，超过了许多老讲师。我们那时都猜想，可能是由于他的老领导是当时担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先生向竺校长推荐的关系，但那时也没有听到过任何非议。后来我们对黄先生了解多了，才知道他在大学读书时成绩十分优异。 他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三年中，编著了《中国地理长编》，这部著作整理了抗战以前绝大部分科学价值较高的自然地理资料。但是这本书没能公开出版，十分可惜。......我最佩服他博学深研的精神。他一贯勤奋学习，积累了超过常人的宽厚学术功底。他对学术界流行但是有相当影响的片面、浅薄的观点，不怕得罪人，敢于列举理由，直言批驳，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件，那时社会上，主要在林学界有些流行观点：认为森林能增加降水，增加河川径流。...另外一件事，就是1983年初黄先生在黄河小浪底水库论证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后来收入到黄先生的文集中。黄先生尖锐地批评了大会上的一个报告《大力进行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为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和减少泥沙服务》。 附7：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50729-582851.html “林科院专家研究称造林减少黄土高原径流”——令我回味的新闻 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30年前就对植树造林的负面效果提出警告，可惜其时无人理睬。彼时阅读黄先生批评盲目植树造林的文章，只觉得地理人与林业人隔阂何其大也。时隔年代际尺度之后，林业系统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还是令我惊讶，当然，以往的传统部门观点可能是不会受到SCI审稿人的赞同的。 附8：http://blog.sciencenet.cn/forum.php?mod=redirect&tid=520755&goto=lastpost（科学网博主于强先生回忆黄秉维先生） 了解一段历史：北京（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 2011-8-31 开展农业生态和农业生态系统研究，是黄秉维先生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为开拓地理学为农业服务而创议的重要研究方向，在他系统阐发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并落实于创建北京（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持续20余年的各项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 一、北京（大屯）站与栾城站试验研究概况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为解决华北平原农业与水利问题，中国科学院拟在华北平原建立实验站，进行以水为中心的农业生态研究。经过几年酝酿和反复讨论，深感日趋必要和紧迫。1981年由黄秉维、马世骏、李庆逵、曾昭顺、王天铎和王世之等科学家正式提出“关于在北京建立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的建议”。在建议书上签名的地学部与生物学部委委员有：黄秉维、马世骏、李庆逵、殷宏章、金善宝、朱祖祥、汤佩松、陶诗言、程纯枢、谢义柄、李连捷、娄成后、徐冠仁、李竞雄共14人。国家农委主任何康、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特致函黄秉维表示赞同并愿意在工作上配合支持。经地学部、生物学部和院计划局研究同意，报院经办公会议于1981年12月11日由卢嘉锡院长主持通过建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屯）农业生态试验站。在由地理所负责主持的河北栾城县农业自然资源考察与区划工作结束后，在黄秉维先生亲自指导下，1979年至1981年在栾城县良种场连续3年进行实验观测和预研究，1982年以后试验逐渐转入北京（大屯）试验站试验地，约经历了10年比较系统的观测试验，取得大量资料和宝贵数据。90年代以后由于亚运会场址不断北移实验场地受到干扰已不适宜观测试验，1992年5月在院生态网络会议上由孙鸿烈副院长、资环局赵剑平副局长与黄秉维先生共同决策，经生态网络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北京（大屯）站与栾城站合并组建联合试验站，并于1993年与石家庄现代化所签订了协议由院批准，原北京（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在北京的工作终止，转移至栾城站进行实验研究。由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所长兼任联合试验站站长。历时10余年合作良好，现将北京（大屯）与河北栾城站工作情况介绍如后。 （一）北京（大屯）站工作的回顾 黄秉维先生多次说他是建站的“始作俑者”，他提出建站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比较成熟的学术思想，抓住国际学术发展的前缘性领域和国内生产实践需要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多学科论证。时任地理研究所所长和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黄秉维先生，在百忙中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阅读国内外文献，起草文件信函，征求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意见，亲自察勘选址，过问田间设计与课题内容进展。期望为华北农业作出贡献；还应当对地理学，生态学发展有所贡献。 黄秉维先生认为研究队伍的组成、试验项目内容、先进的仪器设施、适宜站址的选择是确保试验研究工作取得“创先性”成果的关键。这几方面的工作在他亲自主持过问下而取得进展。 建站的具体工作先由自然地理室生产潜力组承担。黄秉维先生亲自任组长，副组长为孙惠南、黄荣金，成员有胡朝炳、赵名茶、叶文华、牛文元、陈发祖、于沪宁、董振国、吴家燕等。第二任组长为胡朝炳、赵名茶。随后又成立了筹备组，负责人有丘宝剑、孙惠南，行政负责人有宋岩、张经圣处长。第一任站长为胡朝炳、副站长宋岩、于沪宁，以及后来回国的牛文元。第二任站长牛文元、副站长宋岩、于沪宁。第三任站长张翼，副站长于沪宁、项月琴、栾禄凯。第四任站长项月琴，副站长栾禄凯、于沪宁、陈同斌。第五任站长胡朝炳，副站长于沪宁、栾禄凯、陈同斌。第六任站长陈同斌，副站长栾禄凯。第四任时与栾城站联合，联合站站长刘昌明。联合站副站长先后有胡朝炳、陈同斌、栾禄凯、于沪宁。于沪宁1981—1995任职副站长，1997—2000年任职联合站副站长，主管田间试验和仪器设施等及科研工作。2000年以来于强任职站长至今。 院办公会议确定大屯站经费为每年20万元，1985年院发文此经费融入所事业费，不再“戴帽”下达。建站时黄秉维与马世骏先生商定，站属地学部由地理所主管。站建成时编制定为固定人员27人，其中初级以上技术人员17人，行政和业务辅助人员10人。设站长1人，副站长2人。另有专职会计1人，行政干事1人。按研究方向共分6个研究组。1986年有副研6人，助研和工程师4人，实习研究员7人，尚有7人是研究生毕业或正在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 建站之初黄秉维先生强调必须有各方面的人才储备，这是关键性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科技队伍，特别是需要总的学科带头人和主要分支学科的骨干，以形成科研队伍的核心，逐步形成一个学科齐全比例适当的队伍，特别注意配备足够的技术人员，也对辅助人员的吸收培养给予重视。并亲自写信责成于沪宁送至孙鸿烈副院长需要6名辅助人员的编制，孙院即批复同意。 大屯站与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长、生态学会副会长Monteith来所为建站理论与方法有关问题作了三个报告，回国后又对我们的设想、计划和仪器选择写了修正补充意见。澳科工组织Shopherd与Mclisoy自筹经费携带仪器来站演示。美国Rosenberg、Regennato先后专程来站参观作报告。日本吉野正敏一行7人访问了大屯站进行座谈。 国内有上海植物生理所、沈阳林土所（现为应用研究所）经常派专家和研究生来站工作。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均有协作项目。大屯站聘请的顾问先后有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授陈家宜、刘树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佟屏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邓根云，朝阳区主管农业的副区长高级农艺师何淑云。 大屯站曾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例如王宏、张翼、卢振民、张鸿儒、杨春虹、刘萱、赵文广、王淑华、莫兴国、周武峰、李俊、何平等，博士后陈同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林幸、麻益民、辛国君等在站实验完成博士论文。亦有北大教授张霭琛带多名学生来站实习，沈阳农业大学、西北大学等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来站实习完成毕业论文。 此期间国内外许多学者前来访问并提出宝贵意见。1987年第一次国际农业气象学术研究会议代表近百人来站参观指导。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农科院系统各单位纷纷来站了解仪器设备和研究内容等。 1984年已拥有各种先进设备：①各种辐射表20余台，包括总辐射、直接辐射、散射辐射、长波辐射、反辐射、光合有效辐射、光谱辐射仪、野外光谱仪等。②微气象温湿风测定仪和波文比装置，与北大地球物理系协作研制热线微风仪测定冠层内植株体温，红外测温仪以及Lyman—α温度计。③英国ADC公司与德国麦哈克公司生产的红外CO2分析仪。④水分观测方面有中子水分仪、水势仪、压力室负压计等。⑤植物生理生态测定仪器有气孔阻力计、渗透计、叶绿素测定仪等。⑥土壤原状溶液采集器和田间氨挥发测定装置。⑦自动天气站和野外气象站。⑧常规生物土壤实验设备和相应的实验室。其中一些仪器为联合国大学所资助。 研究目标集中于华北平原的农业和水利问题。按照黄秉维先生多次论述，研究的基本目标溯源于竺可桢地理学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在竺可桢逝世十周年之际，黄先生深切缅怀并著文谈及建国以来竺老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一张桌子，常来谈论农业及粮食、人口、气候与土壤保持，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问题。在经历旧中国农业衰微，新中国农业举步维艰，心情是沉重的。遇到难题时竺老满怀忧郁，默默沉思。“为农业服务，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黄河问题而工作，这是竺可桢同志对地理所以至全国地理界特别殷切的期望。在某一个意义上，也是对我们的托付。”“竺可桢同志对此期望殷殷而他生前所看到的却是一片破瓦残垣”。对北京（大屯）站的建站和开展研究，黄秉维先生深思熟虑并不懈努力付出辛勤劳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竺老嘱托的终能付诸实施的告慰。 黄先生1984年充分考虑后提出了试验工作方案，研究工作“从广义说应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是长远和客观的提法。如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联系，就应该先抓若干要项，分别作物生产中不能改变，很难改变，可以在较大面积、较大幅度地以人力改变的因素，并按此提出发展农业的方向、途径和措施。这就是所说的自然潜力的内容。在当前，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充分利用降水问题。灌溉地如此，非灌溉地也是如此。这是自然农业生产潜力研究中的优先任务。”此后又多次讨论了方向任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充分的论证和适当的修正。 黄先生亲自提出了试验方案并落实到人。将200亩试验地分为干旱处理和充分湿润处理，以当地灌溉方式作为对照，还按需要设备置干小区试验和盆栽试验。当时建议的各组人员分工如下： 第一组包括农事试验和作物观测，人员有于沪宁、王宏、杨春虹、吴家燕等；同时负责常规气象（站）观测，人员有董振国、刘瑞文等。 第二组土壤水分平衡，成员有叶文华、张翼、卢振民等。 第三组波文比和数据处理系统，参与人员有陈家宜、刘树华、于沪宁、林幸等；数据处理系统有牛文元、赵文广、杨咏梅等。 第四组二氧化碳和乱流相关系统（后涡度相关未能开展，波文比系统并入），参与工作的有于沪宁、刘萱、陈家宜、刘树华、麻益民、李建京等。 第五组是太阳辐射与生态系统中辐射传输，成员有周允华、项月琴、董颜、赵文广等。 第六组温度观测，包括红外测温和热线微风仪测定叶茎温度，参加工作的有董振国、刘瑞文，由刘树华具体指导热线微风仪制作与观测。 此后在实际开展工作时王宏、杨春虹、黄秀华等着重植物生理测定，如气孔、叶水势、脯氨酸；吴家燕测定酶和叶绿素等。生物组提供优良蘑菇菌种每年1万瓶，供大屯乡推广应用，由刘棣良、王淑清负责。 土壤养分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有陈世庆、鲁全国、胡朝炳、陈同斌、何平、马翔等。 每年各组在一起进行联合系统观测，每次3—4天24小时连续观测，小麦生长季每年度共进行8—10次观测。当时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外单位协作研究人员与实习学生等，往往达40余人，因此取得大量翔实资料。玉米生育期各组自行安排试验观测，实验观测总负责人于沪宁。 建站之初 黄秉维先生一心一意要到栾城建站，在栾城综考之际黄秉维先生亲自深入田间勘察选址，时任院支农办主任陈琳等亲自陪同，都认为栾城非常合适于建站开展试验。后因种种原因，考虑到当时条件长期坚持野外工作有困难，仪器维修亦有难度等，因此考虑在京郊建站。在京郊勘察选址期间得到地理所有关处室的大力支持。黄秉维先生、陈琳主任与生产潜力组同志一起到涿县一带选点，水文室刘昌明、许越先同志也参与，气候室江爱良先生等参加了来广营一带选址。由邓根云先生联系曾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多次协商联合办站，又遇到许多困难。遗传所生态中心余彦波推荐与大屯乡合作，由刘棣良研究员传授制菌种技术并提供菌种换取大屯乡的优惠条件，站址终于选定。 由于亚运村北移将不再适宜试验，自80年代末多次向院汇报拟在京郊其它地方选址。黄秉维先生重申了建站必需满足下列条件：①地下水位常年在3m以下。②土壤可为褐土、褐潮土或潮土，如无沙姜层最好，或在深度2m以上的土层内沙姜含量不超过5-10%。③环境背景要求地势平坦开阔，地上、地下部分污染状况在允许范围之内；试验地及周围农田作物单一并有区域代表性。根据上述条件先后去河北省固城、新乐、藁城、丰润、永清、三河、大厂等县选点，当地领导都非常欢迎去建站。1988年北京农学院、中国气象局固城试验站欢迎我们去建站，因试验地面积太小等原因未能成功。1990年以来北京市农场局又主动前来联系协作，欢迎我们到下属农场去建站。先后勘察过西郊和北郊农场、十三陵农场、南口农场、永乐店农场、东郊农场等，高级农艺师曲中甲处长与农业工程师常再鸣全程陪同；又到通县漷县、房山交道、顺义杨镇等地选址。在选址过程中，时任支部书记靳春林同志常热情参与“打前站”，所长左大康亲自察看，除夕前夜冒雪到丰润县下地察看与座谈；黄秉维先生冒雨后泥泞深入现场观察。自然地理室黄荣金先生应站长们之邀常参与在各处奔走，这些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经多方勘察，当时在京郊地下水位很浅，很难找到黄秉维先生所要求的条件。1992年黄先生决定与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合作办站，一再提出栾城站条件合适，刘昌明先生又去任职所长更是有利于统一组织管理。1993年10月和1996年9月黄秉维先生两次到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作了座谈讨论，特别是1996年深入田间，在站住了两日，作了两个小时报告。表示以后还要找机会来小住了解研究工作。他指出：联合站发挥双方长处互相协作是完全正确的。迁站合并的是对的，达到了预期结果表示满意。 从地理学与农业生态学观点看，栾城站处于太行山—燕山山地东南麓，对黄淮海平原北缘有广泛的代表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地下水位尚浅，但农业耗水量太大，降水量渐趋减少。栾城一带降水比20世纪60—70年代偏少数十至100mm，是相对的干旱中心。地下水严重超采，平均每年下降1米左右，是地下水漏斗最为发育的地区之一。至90年代中期，华北平原漏斗成片已达4万多平方公里，呈不可遏制之趋势，是全球最大的漏斗区；华北平原下垫面日益干旱化，降水总体上趋于偏少而蒸发量趋于增加，地表径流日益衰减，地下水大量超采日趋耗竭。形势之严峻一直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关注。黄秉维先生一再提出栾城适宜办站的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卓识。 从农业生态观点看，与美国玉米带、小麦带相对应，是华北农业精华所在，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迅速发展的代表性区域，节水农业正积极推行。栾城站处于院生态网络站点腹心地带，代表半湿润暖温带褐土带和黄淮海平原中上部位置，对严重干旱的华北平原极具代表性。 栾城站周围敞阔平坦农田成片，能充分满足来流路径的严格要求；地下水位已深达30余米。有试验地300多亩，按FAO标准所建水分池的观测试验每年进行。其它网络站设施齐备，有利于获取原创性数据。黄秉维先生曾付出极大努力促成联合，两站联合后，黄秉维先生多次讲话，深信栾城站的工作定有前途而寄予厚望。 附9：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11-847149.html 感恩节，感谢我的导师 王铮 在1990年3月-1993年4月，我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题目是历史时期全球变化。导师是黄秉维，副导师是左大康、张丕远和杨吾扬。那时候刚刚兴起地球系统科学，黄先生要我结合经济学研究地球系统科学，指定我读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者的专著。我的经济学基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参加了张丕远和左大康老师的课题，他们分别研究历史气候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分别为我配备了一个研究生，刘啸雷和胡大鹏，这就成为了我最初的研究生。在我与刘啸雷发现了中国历史气候演变的阶段性，我与胡大鹏发现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中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贡献比。加上后来许世远老师让我带的冯皓洁，我们发现了中国水资源的约束特点。这些是我第一阶段科研值得骄傲的成果。他们三个，现在都在美国，一个搞波士顿软件开发，一个华尔街搞金融数据挖掘，一个搞华盛顿搞医学数据挖掘，他们是我与三位老师的共同骄傲。就这样，我从张丕远老师那里学来了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从左大康老师那里学来了地理系统分析的思想。不过最重要的把自然问题与经济问题结合，主要是黄秉维先生启发的。黄先生的特点是对知识采集博览群书，对科学的原则问题绝不含糊，我一直努力学。例如，我一直坚持可以控制中国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高峰的观点，不惜与领导吵，与朋友吵，与爱妻吵，就是这个“遗传性疾病”。 说到老师，我还要感谢吴传钧先生和王恩涌先生。由于黄先生要我学经济学，我就经常请教经济地理学权威吴传钧院士。吴传钧院士与美国经济学家Isard的一次谈话深刻地影响了我，他们认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科学是孪生兄弟，经济地理学擅长实证分析，区域科学擅长理论推演，二者要结合。后来我写的一本书《理论经济地理学》，就试图贯彻这一思想。吴传钧先生为我写了序。我在康奈尔讲学，针对克鲁格曼的“空间是最后的前缘”，提出首先是区域，空间是其次的，得到了Isard的赞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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