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有光先生的家庭照
1925年，因不满校长禁止师生抗议“五卅惨案”，毅然离校，改读爱国人士创办的光华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担任这两个银行派驻纽约和伦敦的代表。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授。
1955年10月，周恩来总理点名邀请精通英语、法语、日语的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年近半百的周有光来到北京，改行进行语言文字研究。
周先生到北京后参加的第一项重大的研究工作，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周先生在这一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对《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哪种字母形式分歧很大。
到1955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前身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各地各界群众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提出了6种方案征求意见。这些方案有汉字笔画式的，也有斯拉夫字母式的和拉丁字母式的。
周有光积极推介拉丁字母，他认为：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字母，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共同工具。他具体指出：“在文字的结构上，它是最进步的音素（音位）制度；在字母的形式上，它是最简明实用的符号；在语音的表示上，它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它有这些优点，所以它能够活跃地生活在众多的民族中间。”最终，《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拉丁字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极为重要的选择，这一正确选择为国际上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以及利用拉丁字母进行中文信息处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固然体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但周先生的推介工作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推举叶籁士、陆志伟、周有光起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叶籁士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周有光则一心搞方案设计，在方案的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研制过程中，周有光提出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拉丁化指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音素化指按照音素（音位）拼写音节，口语化指拼写规范化的普通话。
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300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对中国人60多年来创造的拼音方案的总结。它的诞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重大成果和里程碑。
周先生1961年出版的《汉字改革概论》是根据1958年至1959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提纲撰写的。主要内容是讲述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及介绍刚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条分缕析，资料翔实。该书是对300余年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特别是对60多年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运动系统、全面的总结，是涉及汉语拼音问题的影响最大、最权威的专著。
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决议》说：“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确定：“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从这一天起，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华沙举行的会议，他在会议上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有些代表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时，应当有一个拼音正词法规则。周先生立即起草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供会议审议。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周先生功绩卓著。
从1982年开始，周先生陆续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正词法的内在矛盾》等论文，积极推动、引领我国的汉语拼音正词法研究。
周先生十分重视汉语拼音的实际应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大力倡导用拼音转换法给电脑输入汉字。他指出：“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的字母文字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现在，除了专业录入人员外，我国绝大多数人都使用汉语拼音给电脑输入汉字。周先生所倡导的汉语拼音输入法，使得中国人快步跨入了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汉语拼音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周先生还致力于中国语文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科学地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汉字的简易化、表音的字母化以及语文的电脑化和术语的国际化。
比较文字学，是周先生关注的又一领域。上世纪50年代，曾有是否存在文字从表形、表意到表音的发展规律的争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周先生考察了世界上多种文字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是丁头字和圣书字的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经过两千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公元前1500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丁头字晚两千年，但是发展步骤没有两样。”他的研究证实了世界文字发展确实存在着由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客观规律。周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