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他到了巴黎，从他倾心崇拜的大师罗丹那里学会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

里尔克（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

冯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

1926年的秋天，二十一岁的冯至第一次知道里尔克的名字。

1931年的春天，二十六岁的冯至读到了《给青年诗人的信》，“觉得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一种兴奋，禁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为的是寄给不能读德文的远方的朋友”。

《给青年诗人的信》

里尔克 著   冯至 译

雅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

1937年，商务印书馆将之收入“中德文化丛书”，这些在行箧中睡了几年的手稿得以印行。

在这一版的译序中，冯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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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在任何一个青年的面前，便联想起荷兰画家凡诃（即梵高）的一幅题作《春》的画：那幅画背景是几所矮小、狭窄的房屋，中央立着一棵桃树或杏树，树桠的枝干上寂寞地开着几朵粉红色的花。我想，这棵树是经过了长期的风雨，如今还在忍受着春寒，四围是一个穷乏的世界，在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浆。这是一个真实的、没有夸耀的春天！青年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生命无时不需要生长，而外边却不永远是日光和温暖的风。他们需要担当许多的寒冷和无情、淡漠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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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勒盛开的花园》（Orchard in Bloom with View of Arles）, 1889

（即上文冯至提到的《春》）

一代一代的青年都是这样在生长，而且都在寻找能够听取他们的话的人。“在这样的寻找中几乎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里尔克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让那人读了有所会心，“仿佛在抚摩他过去身上的痕迹”，同时诗人却一再声明，“人人都要自己料理，旁人是很难给以一些帮助的”。“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这些信，让一个年轻的中国诗人同样感到亲切和抚慰，并陪伴他忍受着春寒成长。

1991年，这本书在北京重排再版，冯至又写了一个前言。算起来，冯至其时已经是八十六岁，距离初次翻译这本书，已经是整整六十年。

经过六十年的濯洗和沉降，译者只给我们讲了三个与这本书有关的值得纪念的回忆。

青年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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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我到昆明不久，就在《云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比较深入的评论，过些时我才知道作者王逊是一位年轻的美术研究者，在云南大学教书，不久我们便成为常常交往的朋友（不幸他于六十年代在北京逝世了）。1946年我回到北平，听说某中学的一位国文教师，很欣赏这本书，曾一度把它当做教材在课堂上讲授。很遗憾，我并没有得到机会认识他。最使我感动的，是友人杨业治在昆明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曾将此书与原文仔细对照，他发现几处翻译的错误，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写在十页长短不齐的土纸条上交给我。这些又薄又脆的纸条我保留至今，但字迹意见模糊，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五十年代，我在仅仅留存的那一本上边，把译文校改过一次。不料十年浩劫，校改本被人抄走，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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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现代汉语写作还处于幼年，会有“汁浆、穷乏、抚摩、担当”这样略青涩的词语，会有”一些儿”这样的可爱儿化音，新的文体、新的思潮，都在忍受着春寒酝酿着、准备着，即将吐露出新的幼芽。六十年后的重印前言，是客观而冷静的语气，语言平实，没有了青涩和给人意外的词语，那种内心涌动的汩汩的激情，那种无法遏止的“生命的汁浆”，似乎已无处可寻。

不仅如此，“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这本书的内容有些地方我已不尽同意，校改也只认为是一个应尽的责任……唯念及里尔克写这些信时，正是他在巴黎与罗丹接触后思想发生变化、创作旺盛的时期，对于我一向尊敬的、一个在诗的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正如收信人引言中所说，这些信‘为了理解里尔克所生活所创造的世界是重要的，为了今日和明天许多生长者和完成者也是重要的’。”

“生长者”和“完成者”这两个略生硬和笨拙的词，究竟有什么含义？他们是谁？

冯至在论及里尔克时曾经写道，里尔克早期的作品中充满着北欧的宗教情感，充满着音乐与感情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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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无穷的音乐与永久的感情泛滥中德国十八世纪末期的浪漫派诗人们（他们撇开了歌德）已经演了一番无可奈何的悲剧。他们只有青春，并没有成年，更不用说白发的完成了。但里尔克并不如此，他内心里虽然也遭逢过那样的命运，可是他克制了它。在诺瓦利斯死去、荷尔德林渐趋于疯狂的年龄，也就是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里尔克却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他到了巴黎，从他倾心崇拜的大师罗丹那里学会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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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

就这样，诗人开始观看，开始发现物体的姿态，观察物体的灵魂。“罗丹怎样从生硬的石中雕琢出他生动的雕像，里尔克便怎样从文字中锻炼他的《新诗》里边的诗。‘你’再也看不见诗人在叙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各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共同组成一个真实、严肃、生存着的共和国”。他还在他的《布里格手记》里写到了波德莱尔的《腐尸》：“我现在了解它了。……那是他的使命，在这种恐怖的、表面上只是引人反感的事物里看出存在者，它生存在一切存在者的中间。没有选择和拒绝。……我时常惊讶，我是怎样情愿为了实物放弃我所期待的一切，纵使那实物是恶的。”

《布里格手记》

里尔克 著   陈早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不是只有美的才能入诗，真实是诗人的使命；诗需要的不是情感，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冯至说，“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顺带一提，冯至喜爱的另一位德语诗人歌德，也是一刻不停地工作到八十多岁、阅遍人间冷暖、著述浩繁的“完成者”，所以才会有上文“他们撇开了歌德”一说。

1938年，英国诗人奥登到访战火蹂躏下的中国，这次访问的见闻冲击着诗人，同年8~9月，他完成了《在战时：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卞之琳、穆旦等诗人都曾经将这些诗翻译为中文。其中有这样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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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剩余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

（卞之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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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在战争的武汉，在满目疮痍令人绝望的一夜，“想起一个人”。缪佐城堡，位于瑞士瓦莱州小城西艾尔，这里是里尔克最后的居住地。1922年，里尔克的好友莱恩哈特为他买下了城堡；翌年，诗人在这里完成了《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在《新诗》出版、《随笔》告成了以后，整整十几年，里尔克“陷入一种停滞、枯涩、没有创造的状态中，这中间他忍受了他不能担当的、残酷的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终于“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里尔克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在缪佐的小古堡里爆发出惊人创作力的里尔克，作为完成者的里尔克，“走出去抚摩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同样是在1922年，瓦雷里出版了《幻美集》，艾略特完成了《荒原》，而乔伊斯贡献了令人目眩的《尤利西斯》。   

同样是诗人的冯至，在他漫长而勤奋的创作生涯中，也曾经有十几年的沉默期，在这段时期内，一本校译的书被抄走，也许只是诗人历经的苦难中最不值一提的一桩。我揣摩，在这十几年的漫长的沉默期，我们痛苦的诗人，是在怎样地“工作而等待”？他清醒地活到九十岁，在晚年仍很活跃，他是否曾在某个夜里走出去，抚摩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像是“一个庞然的大物”？他是否，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最后能够完成总结性的作品时，唱出歌德《浮士德》最后那几行“神秘的合唱”？“一切无常的/只是一个比喻；不能企及的/这里成为事迹；不能描述的/这里已经完成；引渡我们的/是永恒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