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终制>译读及其意义

 曹丕《终制》译读及其意义

山尖子

 

一、  原文和译读：

 

[原文]1：  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頉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

 

[译文]1：  按礼制，国君即位就制做内棺，生存着不忘亡故的事。过去尧帝葬于谷林，全部植上了树，禹帝葬于会稽，农夫不影响种地，所以葬于山林，墓陵则与山林合为一体。起坟、植树的做法，不是上古就有的，我不采取。寿陵依山为形体，不要起坟、植树，不立寝殿、造园邑、建通神道。埋葬，就是藏，让人不能发现。尸骨没有痛痒的知觉，坟墓也不是神魂栖息的屋宅，按礼制不得在墓前进行祭祀，为保护亡魂不至于遭受亵黩，做棺椁够存朽骨就行，殓衣衾能护住尸身为止。所以我营造这荒丘不能种粮的地方，就是要过几代之后都不知它的所在。

 

[原文]2：   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

 

[译文]：   不要用苇炭，不要殓藏金银铜铁之类，一律用瓦器。合乎古时随葬的泥车、草人草马的葬俗之义。棺材只在接缝处漆三遍，口中饭含不要用珠玉，不要使用珠襦玉匣，那些是愚腐庸俗的做法。季孙用美玉随葬。孔子急忙攀阶去解救他，把这做法比喻成曝尸于原野。宋公死后实行厚葬，有见解的人说华元、乐莒不是好辅臣，认为他们将君主抛弃在了险恶境地。汉文帝的墓不被发掘，是因他的霸陵没有可贪求的；光武帝墓的被掘，是因他的原陵既起坟又植树。霸陵的完好无损，功劳在于张释之；原陵的被掘，罪过在于明帝。这是张释之忠诚为君主带来的益处，明帝所谓的爱对皇亲造成的危害。

 

[原文]3：    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闲，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译文]3：    作为忠臣和孝子,应当想想仲尼、丘明、释之的话，对照华元、乐莒、明帝的教训，心存怎样使国君平安、尊亲安定、使魂灵万年无害的意念，这就是圣贤人的忠贤之道了。从古到今，没有过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陵墓。丧乱以来，汉朝皇家的许多陵墓没有不被发掘的，甚至于烧毁、盗取玉匣和金缕，骸骨一并完了，这样火烧就像是对他们实行酷刑，怎能不是一回惨痛呀！这灾祸来源于厚葬和起坟、植树。“桑弘羊、霍禹的做法是我们的教训”，不也是明显的吗？如果皇后和贵人往下，不随王回故乡的，有去世的都葬于涧西，以前又标明那地方了。舜帝葬到苍梧，两个妃子不予陪从，延陵埋葬儿子，远在山东一带，何况魂有灵性，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一涧之隔，不能说远。如果违背今颁诏令，胆敢有建造和施行方面的篡改，等于将我戮尸于地下，被盗一次戮尸一次，被挖一回又死一回。诸臣和儿辈如这样蔑视死去的君主和父辈，属于不忠不孝，假使死者有知的话，将不会福佑你们。可将这诏令保存于宗庙，副件放在尚书、秘书和三公府。

 

二、  《终制》解读及其意义：

 

通过以上译读曹丕的《终制》，我们从中可清楚曹丕“墓葬”的主导思想、基本特点、产生根源、与曹操墓之间联系、以及对探讨曹操墓有何意义。

 

1、“秘葬“目的很明确

曹丕在《终制》第一节就两次提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其秘葬性质及其表白再明白不过。

 

2、“形制”要求清楚而实在

曹丕确定的墓陵虽“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但它的“合乎山林”、“因山为体”  显然拥有山体形制。这实际上就是曹操、曹丕墓陵共有的、最突出特征。这样的“不封不树”,明摆着不是无约束条件、无形制可言的那种。

 

3、执行上的“死命令”，让人可信它的执行情况

联想到有人将曹操《遗令》中“未得遵古也”解读成是对《终令》的否定，我这里用了“死命令”一词，来形容曹丕对其《终制》贯彻的坚定性。《三国志》的“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也验证了这一问题。

 

4、曹丕的墓葬思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追寻曹丕墓葬若干重要思想的产生根源，我们不难看出，它来自于“曹操墓”这一前缘。如果我们认定了曹丕的“秘葬”思想，而不承认曹操墓是“秘葬”性质，是完全解释不通的。我们没有在曹操《终令》里看到如曹丕那样直白的表述，那么曹操不露心迹，是为什么？我们能不能透过曹丕看曹操，看他是否与曹丕一样具有“秘葬”思想？在此我们不妨展开来分析、比较一下，看他们两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一是从曹丕所充当“角色”看，曹丕的“秘葬”思想，来源于曹操。曹丕作为曹操墓“葬制谋划”的参与者和具体执行者，又是曹操墓的第一责任人或唯一责任人，若设想曹丕的“墓葬思想”与其父曹操不一致，实在讲不通。或设想曹操不是秘葬，而曹丕来了个秘葬，也未免太过滑稽。

 

二是从“时间关系”上看，曹丕墓葬不可能“标新立异”，有别于曹操。220年2月埋葬曹操后，曹丕就一门心思、紧锣密鼓地投入到禅位夺权的“百忙”之中了。到222年10月曹丕颁布《终制》，其间二年半时间，新朝刚立，百事待举之际，曹丕没时间、也没理由去考虑那讨厌的关于死亡问题。再说35岁的年龄，也不具备深研其道的兴趣。有充分理由可说明，曹丕没有这种“标新立异”之客观可能。

 

三是从曹丕与曹操二人的关系方面考虑，曹丕的墓葬思想也不可能有别于其父。“父行子效”很可能，“离经叛道”对于曹丕来说，没道理。

 

四是从秘葬的“必要性”上看，曹操比曹丕更需要“秘葬”。曹操树敌过多，曾染指盗墓，再加上年龄的悬殊，他实行秘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远远大于曹丕。既然我们现在能看得清曹丕是旗帜鲜明地在搞“秘葬”，那么之前曹操所搞的那一套“不命祭”、“望吾西陵墓田”，初一、十五高台作伎之类，不是更让人心照不宣吗？

 

五是从“墓陵特征”和“墓祭规定”上看，曹丕《终制》所述意向与曹操墓的实际施行趋向一致。从曹操的“瘠薄之地”，到曹丕的“不食之地”；从“因高为基”到“因山为体”；从“不封不树”到“无为封树”；从“铜雀台望祭”到“礼不墓祭”；从“无藏金玉珍宝”到“无藏金银铜铁”；从“陶素是嘉”（曹植语）到“一以瓦器”；从“陟彼山阿”（曹丕语）到“合乎山林”等等，足可显现曹丕墓葬的“继承性”和“照搬”特征。这里很难让人再设想它的非一致性了。

 

六是从曹丕《终制》和曹操《终令》的不同表述风格上，也可判断它们在秘葬思想上的一致性。他们在各自表述上有明显区别：曹操的简单，80多字；曹丕的具体，600多字。曹操的含糊、笼统，尚未暴露主要思想；曹丕的详细、透彻，不仅有其然，而且有其所以然。“欲人不知”是其标志性口号。这些虽明显不同，但却不能否定他们思想上的一致性，能表明的是，曹操墓在对“秘葬”思想的落实上，比曹丕更小心、更慎重罢了。

 

七是可以澄清曹操、曹丕出葬的“公开化”与其“秘葬思想”并不矛盾。《三国志》注：“魏氏春秋曰：明帝将送葬，曹真、陈髃、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照此看来，曹丕的“公开出葬”无必要置疑。应着重清楚的是，即便如此，并不能影响他的墓葬的隐秘性。至如今的曹丕墓现状也证明了这一点。同理，曹操的出葬可能也是公开的。由曹丕的《武帝哀策》可知：“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这公开出葬，难道就能否定其墓陵的隐秘性吗？参照曹丕，显然是不必要的担忧。它并不能成为定性曹操墓不是秘葬的理由。

 

 

所有这些，让我强化了原有感觉：“秘葬性”——是曹操墓最根本的特征。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201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