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 许多音乐天才在 2016 年离去，是什么铸就了他们活跃的黄金时代？1960-1980 年代被看做是属于音乐的黄金年代，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走向低谷？ “2016 年已注定成为音乐史上最悲伤的一年”。 这是《赫芬顿邮报》网站上的一则标题。虽然报道出来的时候才是 4 月份，但音乐界在当时已经损失了大卫·鲍伊、格林·佛莱、梅尔·哈格德、普林斯等殿堂级艺人。 “这才 4 月，2016 不是音乐史上最悲伤的一年，也至少是最悲伤之一了。”报道里这样写道。 不幸的是，在接下去的时间里，又有一个接一个的音乐人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莱昂纳德·科恩、利昂·拉塞尔、格雷格·雷克、乔治·迈克尔…… 当 2016 年成为历史的时候，维基百科这一年死亡的摇滚音乐人条目中，记录下了将近 190 个名字。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前两年的总和。
更加令人伤感的是，很大一部分退出历史舞台的是那些活跃在 1960-1980 年代，缔造了音乐黄金时代的大师们。这么说可能有些残忍，但按照人均寿命 80 岁来算，属于他们的时间可能已经到头了。看上去，音乐人们迎来了集体告别的年代。 
我们在缅怀这些大师的时候，不免回望他们所共同创造的音乐盛世。1960-1980 年代被看做是属于音乐的黄金年代，既是因为音乐本身参差多态，能够从现实中汲取养分并发展成为能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由于音乐人们秉持了一股股探索不止的精神。 但这不是全部。我们回顾历史，试图理清这一段黄金年代是如何到来，又是如何走向低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存在。简而言之，那一段光怪陆离的黄金年代难以复制，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的孤本。 我们非常怀念它。 电视让流行性文化成为可能，成为黄金时代的前奏电视这一媒介在战后快速在美国普及。到了 1960 年，电视已经进驻到了美国 90% 的家庭中。它让婴儿潮一代能够通过共同体验塑造性格，在美国形成了“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文化”。 1960 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总统辩论，因为这次直播，仪容此后成为了与辩才、理念一样重要的选总统的指标；1968 年，CBS 著名战地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通过电视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抨击美国参与越战，对反战舆论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1969 年，94% 拥有电视的美国观众从屏幕上见证了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小步，航天的热潮空前高涨。 因为电视，音乐和音乐人也在全国流行性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音乐人从此摆脱地域的限制，成为了一种能够在全国甚至世界发挥影响力的存在。 1964 年 2 月 9 日，34% 的美国人，超过 7300 万观众收看了披头士乐队第一次登陆美国后作客访谈秀 The Ed Suillvan Show 的节目。这期至今仍然是节目历史上收视率最高之一。 虽然这支英国乐队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已经有了很高的人气，但如果不是电视让观众立体地感受到了成员们的言行举止和表演台风，“披头士热潮”（Beatlemania）这个历史上的专有名词可能也就不会诞生了。 音乐评论家罗伯特·克里斯特高这样评价那期节目对披头士的作用：“（在电视上的）第一次亮相，让本来只是昙花一现的文化成为了一股庞大的潮流。” 作客节目后，披头士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举行了在美国的第一波演出，总计万人到现场。 2 月 16 日，披头士再度登上 The Ed Sullivan Show，这一次同样吸引到超过 7000 万观众收看。 
在披头士之前，肯定也有许多艺术性登峰造极的音乐人存在，但由于没有一种能够将他们全方位大范围传播的媒介，他们没能够激起与艺术性相符的波澜。 或许是无心插柳，但电视的出现让音乐变得不再是单纯的音符，作品背后的声音被以面容的姿态推到了台前。音乐人作为“人”的一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感知。 "Rock star"这个英文单词，能发展成作为对各界风云人物的指代，电视这个媒介功不可没。 丰富多元的意识形态为音乐提供了最好的文化土壤鲍勃·迪伦 1964 年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中同名歌曲中有这样一段歌词：Come senators, congressmen/Please heed the call/Don’t stand in the doorway/Don’t block up the hall。 1963 年，种族隔离主义在美国盛行。阿拉巴马州长曾堵在学校门口，反对学校接收两名黑人学生。鲍勃·迪伦的这首歌便是写于“Stand in the Schoolhouse Door”事件之后，作为对它的回应。 鲍勃·迪伦的这首歌被视作是抗议歌曲的原型，但它并不是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中唯一一首取材时政事件的歌曲。他用音乐的方式参与到了 60 年代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中，成为了政治的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声音。鲍勃·迪伦这样描述 1960 年代民权运动和民谣复兴的关系：“民权运动和民谣运动当时关系相当密切，结成了同盟。” 而显然，1960 年代结成同盟的不只是民权运动和民谣。所有在这个动荡年代诞生并蓬勃的理念，例如反战、民权运动、环保主义、嬉皮士和性解放，都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种类的音符拓宽了思路。乡村音乐不再只是对乡间景致的描述，摇滚找到了激荡的来源，朋克在叛逆的大潮中蓝图初现…… 那些洋溢在音乐声中对现世的不满以及对自由与和平的追求，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注脚。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这个时代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音乐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它不再囿于艺术的范畴，而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公共话题。 1969 年打着“三天和平与音乐”（3 Days of Peace & Music）口号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吸引到了 40 万的观众。在这场音乐节上，怀孕六个月的民谣天后琼·贝兹演唱了鼓励黑人争取自由的《We Shall Overcom》，乔·麦克唐纳唱响了充满讥讽意味的反战旋律《I-Feel-Like-I’m-Fixin’-to-Die Rag》，约翰·锡巴斯琴用一首《Young Generation》作为了送给台下新一代的礼物。伍德斯托克的夏天成为了音乐史上和反文化一代的双重标志性事件。 
虽然那些在动荡年代为了理念而付诸的行动经历了不少挫折甚至幻灭，但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了一点，那便是音乐可以改变社会。 这个共识在后来者们身上得到了延续——大卫·鲍伊以及普林斯先锋大胆的雌雄同体的形象和音乐风格，都是艺术家希望以音乐人身份成为社会公民的例子。 技术以及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把音乐推向了全国二战之后，围绕音乐的各种录音技术逐渐成熟。声音录制使得音乐在“现场”之外有了延伸，关于它技术的改进则升级了音乐美学。 多轨录音（multitrack recording）这项被沿用至今的里程碑式的技术在 50 年代中期实现。它让音乐产生了层次感，带来了一种当时连现场都难以媲美的体验。沙滩男孩乐队（The Beach Boy）在单曲《Good Viberations》中采用了大量乐器，利用多轨录音的艺术，营造出了一种交响乐的感觉。 同时，PVC 黑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取代了易碎的虫胶，成为了主导市场的玩家。没有过多久，每分钟 45 转的黑胶的单曲销售成为了主流的销售架构。它契合了当时希望跟上潮流，又没有太多可支配收入的年轻人的需求。 所谓单曲销售，是把两首歌打包到一张黑胶上卖的方式。单曲唱片分 AB 面，A 面通常放一些打榜的曲子，也就是最有可能成为热门，被电台选中播放的曲子，B 面的歌曲吸引力相对较弱。 黑胶单曲的横空出世，带动了小唱片公司的兴起。独立唱片公司，即 indies，通常指的是独立于巨头唱片公司之外（至少是在和艺人签约、创作内容方面）的小厂牌。独立不仅仅是对经济体的描述，更是一种态度。 这些小厂牌因为结构灵活，在推陈出新上效果显著。风格上也海纳百川，容纳布鲁斯、福音、摇滚、现代爵士、乡村等多个乐种。更重要的是，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人大多都是有音乐制作背景的，具备鉴赏能力，保证了独立厂牌音乐作品以内容为导向。 1948 年到 1954 年间是独立音乐厂牌的黄金时期，全国涌现出了大约 1000 个新厂牌。在艺人和独立唱片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利于艺术发展的健康关系。 太阳唱片公司（Sun Records）是一个能集中说明技术和公司促成音乐全国繁荣的例子。老板菲利普斯（Sam Phillips）在 1952 年创立了这家独立音乐厂牌。他个人还能够胜任唱片监制、声音技术等与音乐相关性极强的岗位。 对音乐的鉴赏基因让唱片公司成功挖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人之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被视为猫王音乐生涯原点的《That's All Right, Mama》就是在太阳唱片公司录制的，菲利普斯负责了歌曲的制作。他为歌曲引入了山谷回声延迟（slap-back delay）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回音器让旋律延时重复，营造出一种回声效果。它之后被广泛运用到太阳唱片发行的其他乡村摇滚作品中。 
但好景不长，商业开始收编音乐，音乐因而变得平庸百花齐放的音乐市场很快在格局上发生了转变，一波接一波的合并接连发生。 促成合并的因素有很多，比如 CD 在 80 年代的兴起，它差不多是黑胶十倍的造价成本是很多小厂牌无力承担的，但宏观一点来看，文化产业的日益集中本来就是后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唱片公司不可避免地被卷到了合并的潮流中。 大型唱片公司开始整合音乐产业，成为在市场上定调的巨头。到了 1988 年，音乐产业形成了六大唱片公司的局面（华纳、百代、贝塔斯曼、环球、索尼、宝丽金）。 大唱片公司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寻找着一切可能迅速制造成功的捷径。恰逢 MTV 在此时崛起，让他们看到了商机。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MTV 已经覆盖全美将近 2000 万家庭。18-34 岁的人群中有 85% 的人经常收看。到了 90 年代，MTV 拥有了 280 万付费用户，并以每年 100-300 万的速度增长。 MTV 成为了推出新人塑造明星最有效的途径。只要能够在 MV 里展现视觉冲击，那么便有很大可能迅速成名致富。想要在音乐上取得商业成功，也必须要在 MV 上狠下功夫——截止 1991年， Billboard Hot 100 金曲榜单的歌曲 80% 都配有 MV。 唱片公司开始疯狂利用这条捷径，导致 MV 变得大同小异。虽然名称是 Music Video，但 Music 俨然成为了 Video 的附属，是否适合视频取代品质本身而成为了考量音乐的标准。音乐开始变得平庸。到了 90 年代，MTV 的管理者开始抱怨这种新的形式已经丧失了新鲜感，提交给他们的视频片段经常单纯到无知。 
音乐人对于作品的掌控也越来越小，甚至会为坚持自己的想法付出代价：希望创造出更多成熟作品的乔治·迈克尔在发行专辑《Listen Without Prejudice Vol. 1》时，不想通过 MV 来进行宣传，也拒绝参加公司设计的 MV 的拍摄。结果便是乔治·迈克尔和所属的索尼唱片公司关系闹僵，两者甚至对簿公堂。乔治·迈克尔一度在六年的时间里没有发行唱片。 整合的趋势也没有就此打住，到了 2004 年，唱片行业的巨头公司变为了四家（环球、索尼贝塔斯曼、华纳、百代）。 和独立厂牌把目光集中在作品创作的重点不同，巨头公司更加注重音乐的市场环节，在架构和部署上都站到了小厂牌的对立面：越来越多的律师、会计成为了公司员工，音乐元素在公司里被削弱了。 “唱片行业现在是企业说了算。”音乐经纪人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说。“四大唱片公司中，有一半是由会计出身的人在做一把手。这帮人不懂音乐。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数字的游戏，但实际上，音乐从来都是跟着感觉走的。我觉得直到这些人返璞归真到一种’我要再跟着感觉走一次，而不是过分看重数据’的状态，才会对音乐再有利。但这很难了。” 同时，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年轻人口比例下降，探索的声音式微了婴儿潮让 60、70 年代到处都是年轻人。但到了 80 年代，年轻人的人口比例开始下滑。 1960 年，美国 10-24 岁人口的比例是 23%，这个人群在 1970 年和 1980 年都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分别为 28% 和 26.8%，但到了 1989 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 21.5%；1960 年和 1970 年美国居民年龄的中位数分别为 29.5 以及 28.1，1980 年开始，这个数据就再也没有下过 30。 曾经不安分的年轻人们纷纷成家立业，生活发生了改变——他们大多数成为了之前曾反抗的模样，追逐起了平静安稳的生活。中产阶级的兴起，加上没有新鲜叛逆血液的补充，让精致谨慎而惜命的价值观成为了主流。 音乐失去了重要的精神内核，静下心来的诚意之作越来越少了，音乐不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认真做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了，希望快速得到巨头唱片公司的一纸合同而一夜成名的浮躁情绪甚嚣尘上。 那段充斥着光怪陆离缤纷音乐作品的黄金年代因此渐行渐远，最终落下了帷幕。 好在大师不需要借助岁月光辉也能闪耀，只可惜，人们对他们的关注越来越少如果把那些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他们存在很多共性：在艺术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汲取创作的灵感、在变幻的时代里不忘初心、对新鲜事物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并具备快速上手的能力、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没有放下创作…… 他们还在默默耕耘，只是影响力似乎随着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当死亡降临后，影响力才又一跃而起。 2016 年，在大师们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几天，往往会有另外一则消息传出——他们的关注度暴增了多少多少：大卫·鲍伊去世后一天，他在 Spotify 上的播放量暴增了 2700%，他去世前两天放出的遗作《Blackstar》发行后第一周就登上 Billboard 专辑榜的首位；普林斯去世后三天，他的专辑销量上升了 420 倍；乔治·迈克尔离世后一天，他在 Spotify 上的播放量增加了 3158%…… 大师们在生命走到尽头前的创作能力，一点也不逊色于他们名声最响亮的时期——大卫·鲍伊和莱昂纳德·科恩两人的遗作，在《滚石》选出的 2016 最佳 50 大专辑排行榜中，都名列前十。 但如果他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和这些佳作又能够引起多少波澜呢？ 归根结底，时代还是变了。 题图来自：Flick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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