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历史书写总体上看有两大缺憾：一是忽略细节和场景，漠视在场者的感受。二是基本以男性为中心，忽视女性。如果说前一点是由宏观史学的强大传统和书写方式造成的话，后一点则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空间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留给女性的记忆空间，只有各类史志的“列女传”，和部分文人别集中的墓志、碑传、寿序等文字。进入“列女传”得以苦行（有时甚至要搭上性命）为代价，而能进入文人的别集则通常是母以子贵的结果。要知道，在过去为人谀墓、颂寿，一般是有报酬的，这是文人收入的一大来源。而求人为自己的父母写碑、传或寿序，除了要付酬，还得凭交情。文章写出来，作者刻集子的时候，又得提醒不要漏收，这样才能达到使自己亲人“不死”（永垂不朽）的目的。因此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文集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碑传文，而且越是名家的集子里，占的比例越大。这其实是作者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一种证明。
一
嘉定侯氏在顺治二年七月初四和四年五月十一日两次遭创，家庭的七名成年男性四人先后遇难（侯峒曾、玄演、玄洁和岐曾），剩下的三名，玄泓被执，玄汸、玄瀞出逃。在这样的背景下，女眷们的遭际可想而知。但由于这个家族的身份特殊，清初人的文集里一般很少提及。另外田房、财产被籍没后，其家运转衰，后人虽能坚贞自守，不坠先绪，却常贫不自给。所以，这些女性很少有完整的传记流传下来。
和江南的许多世家一样，侯氏凭借科举上的成功变身为地方精英，并通过与宦族联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逐渐成为一方望族。侯岐曾的母亲龚氏，出身嘉定名门，父锡爵为万历二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侯峒曾夫人李氏为“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堂侄孙女，其祖父李先芳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刑部给事中，父绳之以孝名。侯岐曾夫人张氏为嘉定张汝端女，祖父张恒为万历八年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侯峒曾婚后，由于夫人李氏多病，生子较晚，所以三子皆少。“上谷六龙”按年龄排序为：玄汸、玄洵、玄泓、玄演、玄洁、玄瀞。其中玄泓与玄演同年生（侯玄瀞《侯忠节公年谱》）。诸子中，玄汸原配杜氏，为杜麟征长女，崇祯九年病故，其父麟征为崇祯四年进士。继配宁若生为吴江人，其祖父宁绳武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曾任大理寺评事。玄洵妻夏淑吉为夏允彝长女，允彝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福建长乐知县。玄泓原配孙俪箫，为明末登莱巡抚、右佥都御史孙元化孙女。继配章有渭为罗源知县章简第三女。玄演妻姚妫俞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姚希孟孙女、解元姚宗典女。玄洁妻龚宛琼为祖母龚氏侄孙女。玄瀞原配张氏为张恒曾孙女，与侯岐曾夫人为姑侄（侯峒曾《大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明初张公暨配顾淑人墓志铭》），惜早卒。
在明清易代的时候，侯氏已成年的女儿有四人，其中侯岐曾三个，侯峒曾一个。未成年的四人，亦是侯岐曾三个（《日记》中提到的“清”、“云”、“玉”俱幼），侯峒曾一个（名怀风，《日记》中称“翔姐”，当系小名）。据侯峒曾《先考吏科给事中恤赠太常寺少卿吴观府君行状》，岐曾长女嫁给了昆山王志峻，似已早卒。故《日记》中未见提及，只在二月二十二日给次女婿顾天逵的信中问过一句：“王氏孤甥今在何许？”次女妻顾天逵，《日记》中称“女定”。三女名达真，《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云其名蓁宜，《日记》中称“女华”者即是，在祖母龚氏的主持下嫁给了其族侄龚元侃（字得和）。峒曾长女怀贞（《日记》中称“达本”）配于昆山徐开度，为万历十一年进士徐应聘孙，其父徐永芳曾任湖南宝庆府推官。
侯氏一门的基本婚配情况如上所述，这张姻亲网络虽由家族的直系亲属织成，但一些间接的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起着加固作用。比如姚妫俞的母亲和顾天逵叔父顾咸建的夫人即为亲姊妹（钱谦益《张异度墓志铭》，《有学集》卷五十四）。这张姻亲网足以说明侯家在当地的影响力。
明亡以前，侯氏生活富足，子弟读书知礼。侯母龚氏以贞静简默为教，阃范端严，闺闱有秩，家中婚嫁，素守简朴。孙女达本出嫁时，婆母爱其少子，私致奁资于李氏，令作陪嫁，然后招呼亲戚说：“嘉定风俗，新妇三日请姑开箱。”当众把提前送的元宝从箱中取出，还对人夸赞道：“亲母费心！”龚氏闻讯极为生气地说：“败吾家累世清名者，此举也。”达本归宁时，嫁衣下裾皆断数寸，说是昆山的新样式。龚氏见了更是不满，批评说：“翻箱用吾俗，着衣独不可用吾俗乎？暴殄天物，必不长矣。”崇祯元年三月十四日，侯岐曾夫人张氏病故，年仅三十四岁，遗下六个儿女，最小的女儿达真尚幼，全凭龚氏“手自拮据以至成立”（侯玄汸《月蝉笔露》卷下）。
侯家的女性，世守祖训，喜怒不形于色，步履动有常处。龚氏而下，侯岐曾夫人张氏最得重闱之欢。但到了孙媳妇一辈，个个熟读书史。锦帏重重，时举兰亭之会；群雌粥粥，谁逊咏絮之才。闺中风气，遂为大变。明亡之前，她们在这个阀阅世家，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幸福时光。
二
明亡之际，深处重闱的侯氏女眷，最先承受亲人惨死之痛的是侯峒曾夫人李氏，但制造这次惨剧的还不是清兵，而是所谓的乡兵。《嘉定屠城纪略》详细记载了这次事变的经过。
李氏的堂弟李陟（后更名李拱，字舜良）少负俊才，有时名。南都覆亡后，即于乡里纠合义旅，准备组建匡定军，并向南翔镇的富户派饷。这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怨恨。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嘉定守城期间，有人造谣李陟暗通清兵，聚众上门闹事。李陟与堂叔杭之自恃清白，对众谩骂。诸人平素较怕李氏之人，担心事后遭清算，索性一哄而上，破门直入，将其一家老幼，全部杀害，随后又分路捕杀李氏各宗，尽赤其族。所以到《侯岐曾日记》开始的顺治三年，李氏内戚经常来往的，只剩下李杭之的儿子李圣芝和李陟的孤子。
康熙《紫隄村小志》引吴骐《顑颔文集》中的话，概括了明亡之初嘉定地方的乱象：“南都既溃，列郡皆降。吴总戎志葵倡义起兵，远近村落，无不聚众自固，因而劫掠相仇，杀人纵火，洙泾、枫泾、新场、周浦、斜塘、南翔诸处尤甚。村落之最小者，亦戕害一二行旅以示威。”《紫堤村小志》也指责说：“练乡兵即云为国，然乘时为暴，殃及远人。”这场灾难给李氏造成的精神伤害应该是极深的。
但对她来说，这还不算最痛心和难过的事情。因为一个月后的七月初四，嘉定城破以后，她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惨死，还将给她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由于资料匮乏，我们无法得知，这个不幸的女性，在亲人迭遭厄运之后，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倒是咸丰《紫隄村志》卷八记录了婆母龚氏安慰她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们秉持的大节观念：“尔夫子死节，吾有子矣，且尔亦有子，益可慰。”
顺治二年秋冬之际，侯家熬过了惊慌逃难的日子，在诸翟旧居暂时安顿了下来。活着的男性们开始忙着对付官府，处理籍没、取租事务。成为未亡人的李氏婆媳，则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与寂寞，与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独守空闺多年的夏淑吉。年过半百的李氏连遭命运的残酷打击，受伤极深，于顺治三年六月十六一病不起，十日后即含恨弃世。在《侯岐曾日记》中，她的身影虽曾多次出现，但没有留下任何言语。只在去世的当日，侯岐曾追记了一段说：“嫂病笃，屡寄累我之言。弥留，哼哼索予授侄数物。嘱侄无它语，但云‘叔叔’，而不能竟其词矣，痛哉！”《日记》给人的这种沉默的感觉，或许正是她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
三个年轻的孀妇，则面临着如何打发未来光阴的问题。已经独居数年的夏淑吉，在经历了国亡家破、夫死父丧的一系列变故后，即与母亲盛氏相约，决心遁入空门，以焚修礼忏尽其馀年。顺治三年除夕，盛氏因家乡遭大掠，来投奔女儿，入住其新购之陈园，并于正月初八正式削发。侯岐曾在《日记》中说：“夫人此来，元与吾媳有空门之约，庶几不愧庞婆矣。”庞蕴乃唐代著名的禅门居士，与女儿灵照一起修行，据说其一家四口后皆开悟。故此以庞婆拟盛氏。三月初十，夏淑吉亦剃发。她决定从此“敕断家人礼数”，而且“祝发之次，便提孤檠相付，呼伯父母为父母。如延师娶妇，并有规画”。
夏淑吉字美南，号荆隐，为夏允彝长女。慧而有勇，善诗文，《夏完淳集》中有赠诗多首。剃度后初名净云，后改神一，号龙隐（《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云其著有《龙隐遗稿》，却误将夏淑吉、夏龙隐当成了两个人）。对于决心出家的夏淑吉来说，剃发虽易，要真正割断尘缘则很难。在《侯岐曾日记》中，我们看到她不但为侯家的事务热心奔走，还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不已。十月初三《日记》云：“净云久蓄拾金贰币，候娄东新妇，至此始议晚香一行。予作受先一札。”娄东新妇指张采（字受先）之女，与侯檠早有婚约。侯岐曾在信中说：“儿妇虽已寄迹空门，儿女之怀，亦何能尽遣。且已久郁未伸，专遴一介，从西嫂处通候，实不过欲讨‘平安’两字耳。”另外，对于侯家的安危，她始终都未能坐视。顺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记》云：“净云入槎，半为吾家事，与平南计议。”这是在催租的压力下，找夏平南商议宽免之法。后来夏完淳给李雯写信，也是夏淑吉去送的。八月初八临行前，侯岐曾写信表达了感谢：“忽得手报，知师亦同行，非意所及。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吾辈可以安身，可以安心矣！馀不能尽嘱。”谢尧文被捕的消息传来后，侯氏举家惶恐，又是夏淑吉亲往松江探信，讨得了平安消息。另外，侯岐曾为孤侄玄瀞议婚，向舅家通媒的仍是她。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云：“将为吾侄议婚盛氏，先托荆隐通词，是日召来与商。荆隐多作郑重语，予谓知有蹇修，不知有灵氛也。遂订即日亲往。”十一月二十七日，“荆隐松回，持吉庚至。知姻盟果谐，破愁作喜。”作为家主的侯岐曾，当然也一直关心着这位故人之女的生活。顺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侯岐曾有信给她，讲了自己的病情，并送去三十两银子供其生活之用。顺治四年二月十六日，又“检贰拾金应其然眉”。这些细节既见夏淑吉的胆识和担当，又饱含着患难中的亲情。
姚妫俞字灵修，《日记》中有时称为“七侄妇”。侯玄汸《月蝉笔露》中说，“乙酉以后，几、云两弟妇争言尽节”，说明她和龚宛琼曾经都想过死。但在家人苦劝下，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据《日记》记录，顺治三年三月十四日，玄泓夫妇曾试图劝她礼忏陈园，但仓猝没能如愿。四月初一，玄泓又写信“力惥妫俞、宛琼暂依净云究明大事”。这其实是想让她们能有个精神寄托，令其心有所安。初七日侯岐曾给玄泓的信中便有了这样的句子：“妫俞祝发，俟伯母归禀命，良是，良是。”说明她已接受了出家的建议。初八日《日记》云：“与侄过陈圃，娣姒相从礼忏，不复以世眷相目矣。妫、琼剃染计决，已选望前一日。”两人最终于十四日剃染。十五日侯岐曾“从泾南至陈园，见两头陀，宛如梦中邂逅，却不敢复道悲感矣”。在五月初四的《日记》中，侯岐曾便开始以法号“慧净”称之了。八月初八，慧净改号“再生”。再生亦能诗，著有《再生遗稿》。
龚宛琼出家后法名慧明，后改印光，号妙指。曾育有一女名巽来，尚未满周岁，寄养在城中母家。嘉定围城期间，龚宛琼奉婆母李氏避居乡间。城破时，娘家托人将巽来送归其父，玄洁即抱投水中，然后跳水自尽。
与他们同时出家的还有侯峒曾的长女侯怀贞。怀贞小名达本。侯峒曾《示徐女》诗云：“自汝辞家事伯鸾，阴阳人道总悲欢。五年一见浑无语，双泪千行只暗弹。聊伴药炉当井臼，粗谙书卷谢罗纨。菀枯解得空花意，苦雨酸风也索安。”此诗写于明亡之前，据诗意看达本时已孀居，境况颇为凄凉。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侯岐曾给顾天逵的信中曾问：“达本能脱然入道否？”知其此时已有出尘之思。四月初七给玄泓的信中又说：“如达本所处，直是舜不告瞍之义耳。然天下未有负罪于姑，而可以安然称佛子者。逆境人与顺境人大别，随机圆应分寸不差，才是三教和合处也。”据此可知徐开度母并不赞成达本出家，由此造成其与婆母之间嫌隙颇深，以致侯岐曾不得不于六月初二去信相劝：“然阿师所处，尤为变中之变，虽千百言不能道其悲愕耳。今则千百言不能了者，都付半偈销归，何等猛利快彻。但尘浊之缘，须合下尽刬，而妇姑之节仍不可不修。待得化尽嫌疑，便望一叶东来，偕诸缁侣证成大事。至切！至切！”达本出家后法名契中，常携其所抚嗣子居于嘉定，与侯门法侣一起修行。《侯岐曾日记》记录了他们共同参与的一些法事活动。
可以想见，如果不出意外话，夏淑吉、姚妫俞、龚宛琼和达本四人，将在法幢下，平静地度过剩馀的人生。但相比于家庭比较完整的宁若生和孙俪箫来说，她们的人生无疑是寂寞、灰暗的。
三
顺治四年五月十一日后，侯家暂时的安稳被彻底打破，诸位女眷的人生路径，也几乎完全被改变。命运再次表现出了它不可捉摸的一面。
灾难最终来临之前，他们曾经历过一场虚惊。顺治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谢尧文被捕的消息传来后，因听说有马兵下乡，侯岐曾不得不携家出逃。当时正下大雨，他抬头于“舟隙望见两师，亦在泥途，此则未免心动”。在举家逃难的时候，奔走在泥途中的姚妫俞和龚宛琼，多少有些无依无靠的落寞和凄凉。但其他妯娌后来的遭际，却使她们的出家行为，相比之下有了侥幸的味道。
侯岐曾被捕的当天，家中女性自尽的除了其老母龚氏，还有妾刘氏。侯岐曾原配夫人张氏于崇祯元年三月十四日病故，崇祯十一年后他连纳两妾，即《日记》中几次提到的“两侍者”。据康熙《紫堤村小志》记载：“刘氏为卒所得，度不得脱，绐之曰：‘吾有遗金藏河干，盍往取焉。’卒信之。及河，跳而没。诸婢从死者数人。”至于其他人的遭遇，相关文献未见记载。倒是汪琬在《跋拟明史侯岐曾传后》中，借玄汸之口透露了一些当日的情形，说清军共“统兵五百，联舸四十，若将摧严城，当大敌者”，然后“担囊揭箧，絷其妾妇厮养，罄室而胥劫之。班师之后，复出所劫，一妇人至责值数百金”。
对于这段家门之辱，侯氏后人一直讳莫如深，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也只字未提。他只说其妻宁若生因生子未满十日，“母以儿故得释，跳水”。不过宁若生并没有死，倒是玄泓的发妻孙俪箫因家难死在了上洋（夏淑吉《六姊孙俪箫没于丁亥家难为赋一诗》，《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卷四〇）。所以玄泓后来续娶章有渭时，宁若生还有诗相赠（《六娣章玉璜于归次韵索和》，《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卷四五）。据汪琬说，孙俪箫是因病而亡的。但上洋在今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一带，合理的推断应是在被解送江宁的途中故去的。
野蛮地掳掠被征服地区的汉族妇女，是清人一贯的做法，侯氏的遭遇并非特例。明朝末年，清兵数次入侵关内，目的就是抢掠财物和人口。其中破坏最强的是崇祯十一年，曾一路焚掠，攻入了济南。参与勤王的兵部右侍郎孙传庭，给时任刑科给事中的李清曾讲过自己遇到的尴尬一幕：孙传庭麾下的官兵长期围剿李自成，个个身经百战，但遇到清军却普遍胆怯。“偶一日，与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驱营中妇女百数十出，皆红紫成群，指与我兵曰：‘此若辈妇女，尽为人淫，反欲淫人耶？’”（《三垣笔记·崇祯》）
这种暴行一直持续到清初。无名氏的《吴城日记》更是记录了清兵初入江南时，大肆强奸掳掠的恶行。如：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四日。大雨竟日，兵丁避雨，共入民家，掠取衣食，奸淫妇女”。十五日有兵丁涌入王惠伯家，“掳其妇女数口”。二十四日，该书作者“偶往齐门鼓楼，望见南檐下张帷帐二顶，有两女子坐卧其间，兵丁时揭帷言笑取乐，不知被掳妇中心惨戚何如也”。二十八日，因“向来兵丁掳获妇女无限，戕害及病死者多矣。至是官令给还完聚，许亲属领去，约有二百口”。更惨的是昆山，因县令率民守城，城破被屠，“妇女被掠者以千计，载至郡中鬻之，价不过二三两”。八月二十七日，作者看到苏州阊门“路旁各处粘招贴，寻觅妻女者，知昆山于七月七日被屠，太仓于三十日被兵，松江于八月初三日被兵。兵回时多掳掠妇女卖于城内外，冀破镜或可复圆，故寻觅耳”。
该书还提到吴胜兆谋反事败后，“松郡士民扳累被戮者颇多。松宦陈子龙投水死。嘉定宦侯峒曾家被抄提。……家资一洗而空，妇女大受惨辱”。为我们了解侯家眷属的遭遇，又提供了一条旁证。所谓“抄提”，即抄没家产、提拿家属的意思。对被掳妇女，后来虽许家人赎归，却借端敲诈，索价奇高。而所受的人身之辱，都可忽略不计了。这种做法，一直到康熙初年都未改变，以致龚鼎孳任刑部尚书时，专门给皇帝上过一道《请恤妇女以广皇仁疏》，建议以后“凡词讼牵连妇女，非系本身犯有重罪者，不得滥提滥禁，以干天和”。
在顺治四年侯家遭受的这场灭顶之灾中，活着的眷属均难逃被囚系的厄运，唯有遁入空门的夏淑吉、姚妫俞、龚宛琼，赖佛力护持，躲过了一劫。在幸存的男子或被捕、或逃亡，家资被劫，田房籍没之后，只有夏淑吉尚能自由往来，镇定应对。她趁夜舣舟潜往水中棺殓祖母龚氏及庶姑刘氏，又遣人于松江求得侯岐曾遗体，舁至祖茔安葬。同时还竭力告贷营救玄泓，并替他承担起了抚育幼子侯荣的责任。而此时她弟弟夏完淳也因通海被逮，并于九月遭处决。
四
至于侯家的诸位女儿，年幼的估计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最终是否成人，已不可问。成年的如达本，因资料缺乏，亦难得其详。不过鉴于其已出家，除了贫病，当不会有别的麻烦。需要说明的是，光绪《锡山徐氏宗谱》对徐开度的介绍是：“承芳五子，字纫安，邑庠生，配虞氏，子一云衢。”此宗谱因所修年代较远，错误颇多。其中“承芳”当为“永芳”，“纫安”当为“幼安”（《侯岐曾日记》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有“予携幼安嗣子过恭庄”之句，可证）。而“配虞氏”之说更是错误的。
侯岐曾次女（小名定）在舅氏顾咸正、丈夫顾天逵兄弟被杀后，遭受了不少苦难。顾天逵、天遴兄弟五月十四日与侯岐曾一起被杀于松江。顾咸正不久亦被捕。据江南总督洪承畴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给朝廷所上的题本说，刑部对其一干人的处理意见是：“叛犯顾咸正等叁拾叁名，……俱应依谋叛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皆流贰千里安置。”洪承畴九月十八日接到部文后，十九日即将顾咸正等处斩，并命江宁巡抚和苏松按察使“将顾咸正等叁拾叁犯各妻妾、子女、家产，一一查明，籍没起解”，等解到南京后，再由其“会同验明解京”。以情理推断，天逵的妻子当亦在被逮之列，若不出意外，等待她的必是发配到旗下为奴或配给包衣的命运。不过当局后来似乎宽免了她们，只是籍没了家产，而没有将人口递解。顾天逵的好友归庄在《两顾君大鸿仲熊传》中说：“大鸿配侯氏，生二女。”事平后“侯氏依其兄嫂居嘉定”。陆元辅《喜记原至再叠东字韵》末注云：“记原为其妹顾节妇移居。”可知侯氏是被长兄玄汸迎归的。陆诗有句云：“此会知君无别意，鹡鸰飞急慰孤鸿。”（《诗·小雅·棠棣》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之语，故后世常以鹡鸰比喻兄弟）此时顾家已遭籍没，婆媳三人均无处居住，只能分别投奔亲戚。归庄看望顾母张氏时，见到的情形是：“家既籍没，夫人今独居于文康公（顾咸正祖顾鼎臣）祠，饘粥不继。”令他感到难过的是：“余即未敢自同于人之子，亦宜以时周恤，而力不能及，愧吾友矣！”
侯蓁宜，小名达真，又名令成（因幼年失恃而名），《侯岐曾日记》中称之为“女定”，字俪南。生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卒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享年四十九。《疁城龚氏族谱》收有其子所述之《侯孺人行略》，使我们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她的生平。侯蓁宜幼承祖母之教，“通经书，工诗赋”，其兄弟六人“皆旷世逸才，家庭间吟咏唱和”，她也经常参与。侯岐曾生前，家政由几个年长的女儿依次接替负责，侯蓁宜婚前亦曾代父管理家政，后配龚用圆长子龚元侃。顺治三年七月龚用圆殉城后，元侃母终日持斋念佛，后复入山静修。侯蓁宜四时申候，不避远近。晚年自己亦“悟彻体性”，无心尘世，将家务悉委之长儿夫妇，“日以梵经自怡”，并辟一静室设大士像，终日顶礼。龚氏自遭变后，家业荡尽，生计艰难，龚元侃不得不四处坐馆，侯蓁宜则以“勤杼轴、务针指”补贴家用。她在《病中抒怀》诗中写到了家境的贫寒：“有药难医贫到骨，无钱可买命如丝。”在《送缜?两儿赴试》诗中则回顾了丈夫常年外出，自己独立教子的情形：“日授手抄千古籍，机声针缕十年灯。”前一句诗后自注云：“两儿所读书皆予手录。”后一句自注云：“每以女红佐两儿夜读。”可见其课子之辛劳。故其子说她“以慈母而兼严师，爱劳并用”，并不是空话。侯蓁宜工书法，善诗，尝著有《宜春阁草》，生前已失于兵火。所幸其三子皆得成立。
值得一提的还有盛韫贞。韫贞字静维，华亭人，为夏淑吉表妹。夏淑吉受侯岐曾之托通媒于舅氏，但未及聘而侯氏家难作，玄瀞亡命客死。盛韫贞即毁妆截发，作《怀湘赋》以见志，誓不改适。后为玄泓迎归，与夏、姚、龚葺岁寒亭以居，共礼夏淑吉为师，鱼罄经几，形影一室。盛韫贞工诗，出家后自号寄笠道人，名其所著为《寄笠诗文草》，或云为《寄笠零草》。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夏淑吉孤子侯檠病夭。十八年（公元1661年）夏淑吉圆寂。姚妫俞欲招盛韫贞同住，但盛劝其远离世眷，“共谋山居”，“于是不能复安岁寒亭矣”。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姚妫俞于山中圆寂（《月蝉笔露》）。盛韫贞曾分别次其生平，私为立传（康熙《紫堤村小志》）。
需要强调的是，侯氏诸媳虽皆工吟咏，但才名最著当属宁若生。若生字璀如，少习诗文。当时女子工诗词而最有名的为三人，一为叶小纨女沈树荣（字素嘉），一为吴兆骞妹吴文柔，一即宁若生。与其同时的苏州无名氏在《吴城日记》中说其“迨归上谷，妯娌相赓酬，或讨论经史，璀如最称淹贯”。宁若生著有《春晖诗草》，似已失传。
孙俪箫病故后，玄泓不久续娶了章有渭。有渭字玉璜，华亭人，为罗源知县章简第三女。章氏姊妹六人（有淑、有湘、有渭、有闲、有澄）皆有才名，而有渭最著。所著有《淑清草》、《燕喜楼草》。章有渭初归，陆元辅有诗赠玄泓（《寄赠侯研德续弦》题注云：“研德前室孙氏继室章氏。”见《菊隐诗抄》）。其成婚的具体时间，据宁若生《同荆隐集玉璜闺中次韵》首句“十年往事不堪论”推之，当在顺治十年前后。但章有渭亦不寿，玄泓后来又娶了莫氏。侯玄汸在给《明月诗筒》所收余怀诗写的跋语中说：“后研德与君为僚婿，情好日盈。”（见黄裳《榆下杂说·明月诗筒》，《明月诗筒》乃黄裳所藏海内孤本）清人吴肃公《南街文集》卷十一《徐女莫节妇建墓祠序》称，莫节妇徐氏乃“吾友余子淡心之妻之世母也”。此知余怀妻姓莫。咸丰《紫堤村志》卷七“烈女”中有莫氏，云：“诸生侯涵（原名玄泓）继室。年二十七而寡，抚遗腹子莱，补诸生。年六十三卒。”光绪年间张友棠在整理该书时，已弄不清此中的人事变化，认为《上谷氏谱内集》著录的玄泓继室为章有渭，而“此云莫氏，疑误”。为了避免此类误会继续流传，特补述这段姻缘变化于此。
经历了死丧流亡的夏淑吉，在灾难过去以后，带着娣姒们在岁寒亭中礼忏焚修，昔日诗友，皆成佛门法侣。巨大的精神创伤，使未出家的宁若生等，亦不时行礼于法堂。但经声佛号，难醒众人的沉迷之心，人生难忘最是情。侯门众法师在诵经之馀，仍以诗歌唱和，而抚今追昔，吟声虽同，腔调实异。夏淑吉悼念孙俪箫的诗说：“忆昔于归纨绮丛，郎家声誉擅江东。肃雝自叶房中乐，散朗仍归林下风。日暖画楼彤管丽，春深珠箔麝兰通。彩云散后空凭吊，野哭荒郊恨几重。”宁若生《同荆隐集玉璜闺中次韵》也说：“十年往事不堪论，凭仗清樽减泪痕。独有云和天上月，天涯还照几人存？”两诗道尽了家门今夕、骨肉离散的悲酸。相比之下，盛韫贞就没有那种感深切肤的沉痛，她更多的是感慨个人的不幸：“不知天意缘何事，无限年光送甲兵。”（《有感》）“长贫疏骨肉，多难愧樵渔。”（《村居有感》之二）显然，支撑她守贞的是一种道德信念，但没有感情的系恋。在侯家，她只得到了一个贞女（而非“节妇”）的空名，为此付出的却是一生的孤独。
原刊《随笔》杂志，由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