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的湘军

湘军起源与初创

清朝兵制的变化始自咸丰年间湘军的出现。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以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特色的湘军，从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长期实行的兵权掌握于兵部、兵皆世业、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军出现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采用世兵制的绿营。当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并向湖北挺进之际，清朝的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在无奈中于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希望以此举措扼杀太平天国。湘军正是作为这样的地主武装中的一支而出现的。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 省团练乡民”的谕旨。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张的幕宾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谈”，“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②。在曾国藩抵达长沙的两天之前，左宗棠代张亮基拟有《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据湖南能力阻太平军对长沙长达80余日的进攻而终于迫使太平军退兵的经验，强调要编练一支善战的勇营。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曾国藩对张亮基、左宗棠的这项建议表示赞同，他在到长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指出：“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这两份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认识到绿营兵训练不精，不足与恃的状况，都想要建立起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张亮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 曾国藩由“帮同办理”而为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曾国藩将先前经张亮基、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王鑫、罗泽南为首的两批湘乡团练编练成第一支湘军陆师。湘军的起源实由张亮基、左宗棠启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

 

湘军的组建与营制

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程，可以分为在长沙与衡州的两个阶段。在长沙组军阶段，曾国藩除先收编王鑫、罗泽南两营外，又在咸丰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邹寿璋、曾国葆分别管带的湘勇两营。曾国藩还在对驻省城绿营兵的整顿中，奏奖提拔了塔齐布，从而使塔齐布所部绿营改编加入湘军行列，经扩充为湘军的两个营。在八月离开长沙赴衡州前，曾国藩又招募储玟躬、周凤山两营。这样，经曾国藩编练后，湘军在长沙已编成8营。这年八月，曾国藩抵达衡州。在衡州组军阶段，曾国藩不仅扩编了陆营，而且建立了水师。在此阶段，虽有因王鑫与曾国藩不和而独立出去的情况，但曾国藩仍在不断扩充湘军陆营，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率军离开衡州前，编成湘军陆师13营，计5000余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十月在衡州设厂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师弁勇。至咸丰四年正月，船工告竣，制成座船1艘，快蟹船40艘，长龙船50艘，舢板艇150只，又购钓钩船120只改为战船，雇民船100余只装载物资并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师弁勇5000人，遂编为10营，湘军水师正式组建。

湘军的营制，分为陆师营制、水师营制和以后组建的马队营制3种。湘军以营为单位，营制源自陆师的编练。咸丰二年十二 月奉调到长沙的湘乡团勇已有以360人为一营的营制，经过曾国藩的不断完善，至咸丰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曾国藩初步确定了湘军陆师营制，即一营500人，分为4哨，每哨8队，火器与刀矛各半，此外配长夫180人。这一营制由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改定于祁门，基本上仿照了在长沙、衡州组建湘军时的营制，即每营500人，另有营官1员、哨官4人，营下分设前、后、左、右4哨，哨辖8队。水师营制既仿照陆师，又结合自身无前例可循的特点不断完善。有关水师营制，曾国藩在咸丰五年所写《水师得胜歌序》中曾有一些记述，但不具体，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一书中根据王定安《湘军记》等文献考订后对此作了阐述：“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只，各哨官领长龙船十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三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至于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又设立的湘军马队，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军陆师的营、哨编制。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和制订营制的过程中，仿效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来编练军队。所谓“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 将。湘军营制采用营、哨、队三级的编制，明显地是采用并改进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

曾国藩以湘军的营制来编制军队，目的在于使湘军能够完全听命于他，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的办法，改变了绿营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状况。在湘军编练成军的过程中，由于勇营是由招募而来，“凡勇皆服原募之人”。对此，湖南巡抚骆秉璋曾指出：“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显然，以此成军规则编练的湘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的绿营兵来说，能够“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对此，曾国藩在其晚年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归纳了湘军招募制的特色：“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既注重对所招募兵勇的选择，又不断强化对他们以封建的伦理纲常进行训示。在曾国藩拟订的《营规》中，有一条简明的规条称：“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 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在招募这些农民为勇而编练湘军时，便一面对他们进行封建纲常的训导，一面以训家规、训营规的方式提高其战斗力。他在长沙每逢湘军各营操演时，便“集诸勇而教之”，声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曾国藩在训家规时虽未颁布正式条文，但他明确主张在湘军中应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并强调“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他还颁布营规，就如何遵守点名、演操、站岗、巡逻、放哨等军营规则来训导兵勇。曾国藩对湘军的教练也十分重视，士卒不仅要掌握冷、热兵器的使用，还要练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体素质的能力，经曾国藩在衡州制订十日一轮转的操练日程表，各营纷纷加紧对军事技术的教练。

这样，经过整整一年的编练，湘军迅速地从初创到成军，形成一支拥有陆师13营5000人，水师10营5000人，外加长夫及其他丁役6000人，合计全军约有16000人的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曾国藩随之由帮办团练大臣而为湘军的统帅。

湘军的发展与撤留

湘军编练的缘起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当其一旦成军之后，所起到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统帅湘军从衡州出发趋往长沙，准备北上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声言太平天国危害巨大，“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

湘军从咸丰四年正月出师同太平军作战，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10年半的战争过程中起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骨干作用。其间在咸丰八年和咸丰十年由绿营军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全部击垮后，标志着清朝正规军的崩溃，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赖湘军同太平军对峙。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授为两江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受曾国藩函嘱在湖南招募了5000人的楚军，该军成为湘军的一个支系。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变发生后，操纵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进一步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进程中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实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曾国藩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及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于是他布署了由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一路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招募组建起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军进取浙江，形成对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分路进剿之势。太平天国最终败于湘军及淮军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占天京之际，人数已发展至30余万，其中直接由曾国藩统辖的嫡系有12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对清皇朝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深知“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于是在攻下天京仅十几天后就上奏以“统军太多”为由，准备对湘军进行裁撤。接着，曾国藩一面陈请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调养，一面着手遣撤曾国荃所部50000湘军，令一半回籍，余留部分守金陵。曾国藩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这一语道出了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苦心。经过一年多的裁撤，曾国藩所直接统辖的湘军，除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陆师保留了鲍超、刘松山等营10000余人外，其余110000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国藩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所统辖的另一支湘军（楚军）却基本被保留下来。

曾国藩创办湘军，开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军营制亦为淮军所仿效，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