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随着电视剧《贞观长歌》的播出，吴王李恪成为了许多观众喜爱的历史人物，在聂远的实力演绎下，李恪帅气袭人，又工于心计，为了夺取太子之位，不知付出了多少集的努力，可惜最终功败垂成，令人扼腕叹息。在两唐书作者眼里，李世民有两个儿子能力最强，李恪是其中之一：“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而且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读了这些语句，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认识：如果立吴王为太子，怎么样都比“昏懦”的李治强。千百年来，许多人看过两唐书给出的史论，都认为李恪确实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仔细观察，分析史料中有关李恪的史实，你会发现：李恪远不如两唐书作者说的那么好，他资质平平，劣迹斑斑，被后人有意拔高了。 史书上说李恪有才，什么才呢？ “文武才”，说的非常笼统，跟没说差不多。古代对人才的要求，主要就是在“文”和“武”两个方面，就好比现在的“文科”“理科”。那李恪的才能到底有多好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对此，除了“善骑射”一项，史书上几乎只字不提，这是不大合情理的。因为李恪是皇子，地位高，又担任过几个地方的刺史，不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百姓，要是他真有才能，不仅仅自己能够看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看到。然而，史书中除了笼统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才能记录。 编撰史书的人忘了记？不会的，因为在同本书，同一篇传记，其他王爷具体有哪些才能，获得过哪些表彰，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文学、艺术方面，魏王李泰、鲁王李灵夔、汉王李元昌比较有代表性。史书中说，李泰从小擅长写文章，是个文艺青年，唐太宗知道后，恩准其开文学馆，召集学士，著书立说。贞观十五年，《括地志》编撰完成，李世民高度重视，赏赐有加：“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汉王元昌和鲁王灵夔擅长艺术，李元昌“少好学，善隶书”；李灵夔“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工草隶”。至于李恪，没有文艺方面的相关记载，说他编过什么书，擅长哪种书法，要是有，不会不记。 在为官方面，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高祖第十子徐王李元礼、十三子郑王李元懿都表现突出，有明确记载。贞观十七年，李慎“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同年，李元礼“转绛州刺史，以善政闻，太宗降玺书劳勉，赐以锦彩”。总章年间，李元懿“累授绛州刺史。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高宗嘉之，降玺书褒美，赐物三百段。”
由此可见，如果皇子具备做官方面的能力，能够造福乡里，惠及一方。无论是上层还是底层，都不会视而不见。作为皇帝，他会下发玺书鼓励，赏赐物品，而老百姓则会看在眼里，并用立碑这样的实际行动表达感激之情。可反观李恪，同样在地方为官过，却从来没有获得皇帝的褒奖，百姓的认可。要是他政绩突出，李世民、李治怎么可能不赏？难道还故意针对他不成？所以说，李恪治理地方的能力并不突出，他不具备这样的才能。
说完“文”的方面，我们再说说“武”的方面，因为社会风气、家族传统的影响，初唐时期有多位皇子爱好打猎，善于骑射，比如霍王李元轨。有一次，李世民带着元轨打猎，突然，前方出现一群野兽，李世民见状，就想考考李元轨，看看他本领如何。没想到李元轨射术惊人，竟然箭无虚发，悉数命中。看到弟弟这么厉害，李世民十分欣慰，一边抚摸着他的背，一边说：“汝武艺过人，怅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美乎！”要是当年打天下的时候，你也在我身边就好啦！而李恪的武才，应该就是《新唐书》说的“善骑射”，至于什么兵法谋略、行军作战，未见于记载。
综上所述，李恪的才能只有骑射这一项比较拿得出手，其他方面的能力，特别是文才，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故“有文武才”明显是过誉了。 对于这样一位皇子，李世民是不是很看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李恪才能平平，而且有重大劣迹，曾触怒过李世民。据出土的李恪墓志记载，李恪在齐州刺史任上，“春秋鼎盛， 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 宰司申切责之旨”。因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没忍住，做了些违法乱纪的事情，遭到上面的责备。 （唐墓壁画：《给使图》，手势醉人） 尽管如此，李恪没有收敛的迹象，依然我行我素。不久，调任安州都督，任内“数出畋猎，颇损居人”，“坐与乳媼子博簺”，“博簺”是赌博的一种形式，所以说李恪是个问题少年，打猎的时候踩踏居民庄稼，无聊的时候与乳母的儿子赌博，赌也就赌了，安全工作还没做好，偏偏让父皇知道了。李世民闻讯大怒，罢免李恪都督一职，降安州刺史，削封户三百。之后的十二年，直到太宗皇帝驾崩，李恪一直在地方当个刺史，封户始终没有恢复。纵观太宗诸子，这段时间李恪享受的待遇，也就仅仅好于李承乾这种犯过大罪的皇子。 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然后再看李世民与长孙无忌的一段对话，便会觉得非常突兀。情况是这样的，说李世民“疑太子仁弱”，秘密对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李治，李治懦弱，恐怕不能守江山社稷，怎么办？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想立他，如何？”听完皇帝这番表述，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李世民就问：“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吗？”长孙无忌说：“太子仁厚，确实是守成之主，况且储位这么重要，怎么能换来换去呢？请陛下三思。”听完，李世民打消了念头。
事件的起因是李世民怀疑李治懦弱，只是怀疑，没有确定，李治是李世民从小带大的爱子，他是什么人，之前李世民会不清楚？什么事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史书有交代。原来呀，是李治拒绝了父皇的好意。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下令选良家女充实东宫，李治得知消息，派左庶子于志宁推辞掉了，对此，李世民不满意。怎么父皇让你多娶几个女人，你都没勇气接受？因此，李世民认为，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李治缺少男子汉的霸气。而说到性格，李恪更加果断些，所以产生了立他的念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长孙无忌一反对，他马上就不再这样想了。 如果李世民真的想立李恪，非常重视他，李恪的官职、封户不会长时间保持在低水平；当初立李治，还看在李治与李承乾、李泰一母所生，且为人宽厚，不会对同母兄弟大开杀戒，若是换了“英果”的李恪，又怎能确保嫡子们的安全？更何况，李恪只不过是个庶子，不是长孙皇后生的，立他于制度不符，经历过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很希望按制度办事，杜绝兄弟相残的悲剧，所以提出立李恪，只是针对李治拒绝充实东宫，就事论事，权且一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否则，他不会只跟长孙无忌商量，应该像当初立李治一样，与群臣慎重讨论了。
有人说李世民不立李恪，是因为长孙无忌代表关陇集团，在他的胁迫下，李世民不敢立，这是说不过去的。从后面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长孙无忌手中没有军权，一个没有军队支持的文官，如何胁迫的了李世民？要是有军队支持，显庆年间李治在收拾他的时候，过程岂能如此轻松，连个政变都没有发生过？再说整个贞观年间，长孙无忌一直活着，要是没有长孙无忌点头，李世民就不能批准决策，那他岂不就是个傀儡皇帝？这可能么？明显是不可能的。
还有人说李世民之所以不立李恪，是因为他的母妃系隋炀帝之女，若唐太宗驾崩，李恪上了台，肯定会复辟隋朝，给隋炀帝翻案。这就更加不切实际了，如果当初隋朝得人心，天下又怎会揭竿而起，龙椅又哪轮的到李家来坐。一个人心丧尽的前朝，李恪就算真去复辟，谁会支持？那李恪身上流淌着隋唐两朝皇室的血液，高贵的血统会不会给自己加分呢？答案同样是不会，因为在立储问题上，李世民早有打算，那就是坚决贯彻嫡长子继承制。一个皇子，能否成为太子，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生母地位、出生顺序，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候选人是李承乾，其次是李泰、李治，李恪作为庶长子，他想成为太子，除非三个嫡子都死了，否则轮不到他。
对于李恪这种，与皇位基本无缘的庶子们，李世民早有安排。贞观七年，任命李恪为齐州都督时，李世民曾对侍臣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派李恪这些庶子到地方当官，不是我这个当爹的狠心，而是想让他们远离京城，早点绝了夺位之心，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不要重蹈兄弟相残的覆辙。若唐太宗真的在意李恪的血统，因此对他高看一眼，哪里舍得将他外放，至少应该像对李泰、李治那样，留在身边，给予善待，尽心培养；而且长孙无忌反对他当太子时，应该也把这个原因加进去，说吴王跟前朝有关系，不应该立。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明显是李世民没把两朝皇室血缘当回事，换句话说，人家根本不看重这个东西。 太子人选尘埃落定，李世民发现，在自己死后，三个人的命运恐怕不妙。哪三个人呢？就是李泰、李恪、长孙无忌，李泰险些被立为太子，又恐吓过李治，虽然自己留了话，可李治真的会放过他嘛？李世民跟长孙无忌商量过立李恪，虽然没有成功，但长孙无忌已经对李恪产生了看法，新帝登基，他和李治肯定会对李恪下手；至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大臣，与新皇帝的冲突难以避免，没有军权的长孙无忌，势必会成为失败的一方。此情此景，好比李世民是个医生，面前坐着三位病入膏肓的患者，该如何给他们开药呢？李世民是这样做的：李泰、长孙无忌，“药不能停”；而李恪，已经“放弃治疗”。
唐太宗想保李泰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特意下旨，自己驾崩后，李泰虽然是皇子，但不用来奔丧，生怕他来了就回不去了；保长孙无忌，李世民临终时嘱咐了褚遂良，让他提防小人，缓和舅舅与外甥的冲突。李恪呢？不仅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李世民还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诫。”明明白白告诉他，燕王刘旦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你要是小心谨慎，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要是图谋不轨，马上就会没命。
李恪是燕王旦，杀他的霍光又是谁呢？李世民有安排，他对褚遂良、长孙无忌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总之，李世民暗示的很清楚了，李恪已被抛弃，刽子手已经找好，李治太年轻，没有什么功劳、威望，恐人心不服，处死“谋反”的李恪，就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新帝登基后，再度起用李恪，封司空、梁州都督，不久改封安州都督，司空是三公之一，官衔一品，另一位王爷，荆王李元景，被封为司徒。李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李元景是高祖皇帝现存的庶长子，李恪是太宗皇帝现存的庶长子，地位相对较高，给他们封官，有笼络宗室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点，叫做“捧的越高，摔得越狠”，李恪在皇族、官场的地位很高，日后以谋反的罪名杀死他，可以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 无论你官职有多高，地位有多重，只要谋反，最终的下场肯定很惨，试想李恪这样的人都因谋反而死，其他人谁还敢以身试法？谁还敢轻视年轻的皇帝？
过了几年，高阳公主谋反案爆发，眼见机会来了，负责审理此案的长孙无忌果断将李恪拉入，其中指证李恪的人证，就是高阳公主的丈夫房遗爱，据《册府元龟》记载，君臣二人有过一段对话。 李治问房遗爱：“朕与你有亲戚关系，你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回答说：“臣包藏祸心，的确该死，但我告发吴王李恪，希望借此赎罪。就像贞观年间，纥干承基、游文芝告发侯君集、刘兰，先帝不仅免除了他们的死罪，还给他们加官进爵。”
但李治的回答令房遗爱失望了：“卿承籍绪馀身尚公主，岂比承基等？ 且告吴王反事， 无乃晚乎。”纥干承基不过一小苍蝇，拍不拍死他，没人在乎，你房遗爱就不同了，你是房玄龄的儿子，大唐的驸马，魏王党的成员，帮李元景颠覆我的要犯，大老虎级别的人物，怎么能放过你呢？还有，叫你拉李恪下水，你还这么拖拖拉拉，一点都不积极，实在是太差劲了。想活？没门！听罢，“遗爱遂伏罪”。
案子审完后，李治曾经哭着为李元景、李恪求情，但崔敦礼反对后，李治就没有再坚持，许多人认为李治的眼泪是发自内心的，他在兄弟死亡时的无能为力，被一些人视为其“昏懦”的证据。如果真的这么认为，那就完全被表象迷惑了。因为李恪死后，他的子女也受到牵连，李恪有一女被封为信安县主，据她的墓志记载，父亲遇害时，年仅5岁的她，“桂苑幽居，陪奉献陵，多历年所”，被朝廷以守陵的名义幽禁多年，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信安县主什么时候嫁人呢？竟然是三十七年后的永昌元年，武则天统治时期，换句话说，出嫁当天，县主已经42岁，这样的年龄在古代，已经算是剩女中的剩女了。
说完女儿，我们再说儿子，吴王李恪有四个儿子，都被流放岭南，长子李仁，后改名千里，武则天时才将他赦免召回，如果李治真的同情李恪，想要保他，怎么在长孙无忌倒台后，不将吴王的儿子召回长安，不让信安县主适时嫁人？人家的父亲是冤枉，凭什么让后代也跟着受苦？李治没有这样做，说明他内心中并没有多认可李恪，当日流下的泪水，主要是出于做秀的需要。
那会不会是李治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把李恪的事情忘了呢？然而并没有，因为在案发六年后，显庆五年，李治下令追封李恪为郁林王，并为之立庙。怎么在这个时间点追封呢？因为长孙无忌集团刚刚被清洗了，李恪又是长孙无忌的政敌。给舅舅的政敌追封，不就可以给舅舅增加一个罪名：滥杀无辜、祸害宗室。李恪临终前，不是大骂过长孙无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吗？现在把搞死李恪的责任全部推给死去的舅舅。告诉天下百姓：当年吴王含冤而死，都是长孙无忌干的，现在朕给吴王追封，总算沉冤昭雪了！按理说，既然给李恪平反了，就应该顺理成章，把更无辜的子女也赦免。但李治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能，而是压根就没有这个意愿。
看完整个过程，可以明白，李恪之死虽然是李治动的手，但这个基调在太宗时期就已经奠定。李世民反感李恪做官时的胡作非为，给的待遇低，且不重视他，明知道长孙无忌会对他下手，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活生生将李恪的死亡作为李治树威的工具。李治杀李恪，只是沿着先帝设定好的路线行事，日后将其追封，并为其立庙，没有将子孙赶尽杀绝，已经算是仁慈了。一千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品读李千里墓志的前两句话，就不会那么疑惑了：
王讳千里，字仁，陇西成纪人也。神尧皇帝之曾孙，高宗天皇之犹子；实长吴嗣，别封郁林。
提了李渊，提了李治，影响力最大、最能够给脸上贴金的李世民却没提，其中蕴含的情感，尽在不言中......
配图来源：《昭陵唐墓壁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