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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贵州凯里出台的“酒席新规”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据《贵阳晚报》报道，凯里市“两办”（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于日前印发了《凯里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重新对婚丧操办酒席范围、规模和申报程序进行了修改。
此外，操办丧葬酒还实行事后报备制度，以共同办酒家庭中有党员干部的分户家庭为单位，由家庭中职务最高的人员在丧事后的10日内书面向所在党委（党组）和有干部管辖权的纪委（工委）报备操办丧事的基本情况。 当地宣传部回应：针对公职人员 昨天，凯里市委宣传部回应，该《办法》由凯里市纪委主导出台，针对的是公职人员。对于非公职人员，仅作倡导，不强制要求。 不过，据《贵阳晚报》此前报道，新规要求群众在办酒时填写申报表。对此，记者联系到凯里市纪委监察局。监察局一工作人员表示，该规定系监察局党风政风监督室制定，目前还未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恶习，一直以来倍受人们诟病。然而形成多年的陋习要想一夜之间有所转变，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润物无声。贵州凯里印发的新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却在颁布后在舆论场引来不少质疑之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主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对普通群众的个人生活也这样深度介入是否合适？ 打击“歪风”：不以动机辩对错 应分清群众和党员干部 去年1月，贵州遵义凤冈县也出台了一份类似的《办法》，同样引发热议，大家争论的焦点，最值得讨论之处，就是一地之党委政府，有没有权力，约束本地普通群众办婚丧嫁娶酒席的行为？ 虽然现在当地宣传部门对于其中复婚、再婚不准办酒宴进行了回应，但对其中规定普通群众办酒需“打报告”的说法仍未有回应。 “巧立名目滥办酒席、借机敛财”，属于“不正之风”。凯里“两办”出面发文件，开宗明义，是为打击此股歪风，动机值得肯定。然而，法治社会，并不只以动机来辨对错、论是非。
中央禁止大操大办的禁令，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是针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全面从严治党，党纪高于国法，对党员干部有更严格的约束；全面依法治国，对国家公职人员也会提出区别于普通群众的更高要求。 然而，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高要求，能任性地推广适用于广大“群众”吗？此举显然值得商榷。 剥夺办婚宴的权利 党政部门权力越了界 再看其中的具体要求，婚姻的成功与失败，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人无论之前的婚姻多么不幸，复婚和再婚并不代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愿望打了折扣，更不意味着一级党委政府可以动辄以红头文件的方式，直接剥夺“复婚及双方再婚者”办婚宴的权利。 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治时代对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一级政府有没有权力，要求本地居民办婚宴要申报，复婚再婚者不能办婚宴？如果法无授权，即便主观动机尚佳，它也不能这么做。由此可见，一纸文件就要取消复婚和再婚新人操办婚礼的自由、让群众办酒“打报告”，权力无疑在这里越界。 移风易俗 不能寄希望于“霸王硬上弓” 操办婚丧的习俗，并非一夜之间形成。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要想让婚丧新风一夜之间吹遍大江南北，贵州凯里颁布新规，做出硬性规定一刀切，寄希望于“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对目标不切实际的追求。社会文明之风靠什么来塑造？改变婚礼大操大办、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等陋习，需要时间的磨砺，更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移风易俗的工作，需要三种力量：党员干部的力量、群众自身的力量和道德文化的力量。党政部门清楚地知道自己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也是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单一依靠红头文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只会适得其反。 滥用红头文件是权力“越位” 群众工作更需心贴心 去年，贵州凤冈因类似事件成为舆论的焦点；前不久，河南省相关部门也曾下发文件，寄望于一夜之间“取缔”所有燃放烟花爆炸的习俗......这些事件，都透露着对红头文件“杀伤力”的自信。红头文件是各级党政机关传达指令，落实政策的重要手段。在红头文件中做出的规定，往往有较强的执行力，因此也在各级机关工作中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红头文件所做出的规定，并不一定百分百正确，更不代表对所有人群一律适用。 2014年11月18日，中央纪委官网就曾刊发文章《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文中称：“在实践中，少数‘红头文件’作出不适当规定，突破了法律规定。”足见，各级机关不应笃信红头文件的影响力，用机关内部传递的红头文件替代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的群众工作，更加不允许的是让红头文件越过法律的边界。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为政一方，要改变当地社会风气，应该因人制宜，分别施策。霸王硬上弓的做法，不仅伤了百姓的心，更会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政府不妨多想想如何管好自己，为整个社会作出表率，这样在移风易俗方面或许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文丨央视评论特约撰稿 王健 更多新闻 监制/唐怡 主编/王兴栋 编辑/文雅 央视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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