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奉天机场被苏军俘虏。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次日押解至苏联赤塔郊区莫洛科夫卡村疗养院，3个月之后，于1945年11月16日转送伯力，先在伯力郊区红河子看守所关押，历时10个月。继于1946年8月迁往伯力市内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直至1950年8月1日引渡回国。这五年，是溥仪极其特殊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他从皇帝到公民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依据溥仪及其随行人员的回忆资料，这一时期的行迹已经清楚。研究、剖析溥仪这期间的生平活动、心理活动及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一、溥仪被俘，纯属偶然，还是被日本出卖？
先看相关重要史实：
当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演完傀儡戏的最后一幕——退位之后，吉冈就吩咐溥仪“立即准备赴日”。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又告诉溥仪说，已从伪满政府剩余经费中拨出三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
8月18日深夜，溥仪等人乘火车从大栗子到通化。再乘汽车，驶向通化机场。“先飞到沈阳，在那里换乘大飞机转飞日本。”都是吉冈指挥。
从早上八九点钟起飞，直至下午一时抵达沈阳。飞临沈阳上空时，该机场实际已被苏军控制，然而盘旋于天空的三架小飞机，却迟迟得不到降落信号。
飞机停稳后，溥仪走出机舱，即看见苏联军用飞机连续着陆，苏军空降兵迅速解除了机场日本军队的武装。
苏联将军和颜悦色来到候机室溥仪身边，与之握手，实为缴械。溥仪等人随即交出小手枪、望远镜等，就此成为苏联俘虏，很快便被送出了国境。
究竟应该怎样看溥仪被俘这件事呢？李国雄回忆说：
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这样，则何以解释下列疑问：（一）日本命溥仪撤离大栗子时为什么要声明“不能绝对保证路上安全”？（二）既然要从通化撤往日本，隔山即是朝鲜，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舍近求远，绕路沈阳？（三）通化沈阳之间区区千余里，却飞了将近五个小时，并在沈阳机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如不是因为日苏之间正在交涉未妥事宜，这种现象又做何解释？（四）在制空权已经操于苏军之手的条件下，如无某种契约，能允许三架落后的伪满小飞机，在天上自由飞翔五个钟头吗？（五）苏军伞兵飞机与溥仪乘坐的飞机同时在沈阳着陆。这恰恰说明我们在飞行中早已处于苏军监押之下。偶然、巧合，这些字眼儿都是解释不了的。
李国雄回忆他们当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认识，是有根据的，我很赞成。
溥仪与苏联军人
二、溥仪三次上书斯大林，请求长期留居苏联，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他为什么敢于提出这一要求？
溥仪在苏联拘留5年间，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外，还三次上书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表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并表示愿留在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加入苏联共产党，但均无答复。
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如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于是，他就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要“成为第一个”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接纳的“皇帝”，进而达到留居苏联的目的。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红河子收容所给苏联政府写“请愿书”，进行“深刻”检查，赞扬苏联政府英明伟大，“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尽余全心全力……酬报苏联……”，该“请愿书”被转到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手中。
1949年7月29日，溥仪因“请求愿留居苏联邦，尚未蒙答复”为由，以更尊敬的态度和讨好的口气上书斯大林，表示：“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一副献媚取宠之态。
他又拉拢身边苏军军官，有求必应，言听计从，把许多把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的珍贵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送给他们。
1946年5月10日，溥仪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接受他个人捐赠的声明，把当时价值47.3万卢布的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等贵重物品捐给苏联，“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
溥仪学习《联共党史》，有意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的圈圈点点，摆放在桌子上，以便让来视察的苏联将官看见他是怎能样用心学习苏共党史的，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苏方信任。
溥仪被俘后就想长期留居苏联，以此逃避中国人民的惩罚，把苏联作为活命的过渡和跳板，摆脱现实困境，转道移民美国或英国。问题在于他为什么敢于提出这一要求？
因为他深知：历史上俄国就与日本争夺过中国东北，也都想利用他，日本已经做了，苏联未见得不想做。因此，对他很优待，让他享受特殊俘虏待遇，对他留居苏联应该不会反对。所以他敢于提出这一要求。
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时，与天皇同乘阅兵。
其实苏联政府对如何处理他以及他的多次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每次书面申请都由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及时转给了斯大林，并有书面报告。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正式答复，完全是政治原因。
三、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连续出庭8天，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这一史实能够证明什么？
中国检察官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日本战犯名单。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导致取证工作困难重重，必须找到关键的证人出庭作证。在举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方面溥仪最合适。国际检察局同意传唤溥仪出庭，此即溥仪出庭作证的原因。
为了逃脱正义的制裁，日本战犯聘请了庞大的律师团。他们不断反击溥仪的证词，试图让溥仪丧失证人资格。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质问与恐吓，证实了日本利用他做傀儡皇帝，在我国东北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引起国际瞩目。
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的最长纪录。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溥仪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的？是被胁迫还是自愿前行？溥仪当庭指证，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坂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胁他到东北来的。但他确实掩盖了部分真相。
8月19日第二次出庭，为了证实自己是傀儡，溥仪讲述说：他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一个皇帝的权力，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都无能为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吉冈安直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毫无人身自由；没有宗教自由，被强制崇拜日本神道；妻子谭玉玲也惨遭日本人杀害。当谈到“祥贵人”之死，溥仪情绪失控，使劲拍打证人席。讲到1940年6月第二次访日，天皇裕仁送给他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时，溥仪又失控，说“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8月20日第三次出庭，溥仪详述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他们在14年中奴役中国人民之情形。从这天下午起，被告律师开始质证。此后6天中犹如过“热堂”，溥仪经历了严峻考验。谈到一些关键问题，溥仪就用“不记得”、“忘了”来应对，令被告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克尼极为恼火，公开声言，要让溥仪“丧失证人资格”，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
8月21日第四次出庭。布莱克尼向法官出示了溥仪自愿当伪满洲国皇帝的铁证——溥仪亲笔写给南次郎的黄绢信。溥仪在信里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复辟清朝。溥仪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大声指称“信是伪造的”，连上面的宣统御玺也“完全是假的”。季楠检察官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这让溥仪从被动转为主动。
溥仪第五次出庭时，布莱克尼使出了杀手锏，威胁他最终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审判！又提出更尖锐的问题，溥仪为了防止证词出现漏洞，都答以“不知道，不记得”。
溥仪“巡幸”抚顺露天矿
8月23日第六次出庭。被告律师克莱曼质问溥仪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前苏联对满洲有无侵略企图？力图证明溥仪出庭是被人唆使的。溥仪从容作答，说他“当然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在此作证的”，唯一目的就是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8月26日第七次出庭。东条英机的律师清濑一郎拿出了溥仪致本庄繁的一封信，企图证明溥仪与日本是通谋合作，而并非仅仅是被动的。溥仪坚持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日本人强迫我做的。”
8月27日溥仪最后一次出庭时，被告律师马泰斯又把问题转到溥仪是否自愿登上“满洲国”皇位上来，又问是否曾想复辟？他从溥仪口中未找到任何把柄。
溥仪八次出庭作证，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边境上新筑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军事行动，要把伪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反苏前沿阵地等罪行；控诉了日本人曾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的罪行。溥仪也为苏联赢得战胜国地位和权利提供了铁证。
然而，溥仪在作证中，因害怕自己受到惩罚，故意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对一些情节故意不谈，如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拒不承认自己曾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写亲笔信，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等，实际上他隐瞒了部分事实真相，并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这一史实能够证明什么？
这一史实能够证明：在伪满14年中，溥仪虽然不得不充当日本军阀的傀儡，毕竟两方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且有很大的矛盾。溥仪只是表面服从，不敢伸张而已。不管是发布的敕令、教令还是诏书，都要听命于日本人，惟命是从，和日本主子“一心一德”，现在却站在了法庭的证人席上，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于是，就把远东军事法庭当作发泄积怨的平台了。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不要把“主子”和“奴仆”看成铁板一块，也要注意发掘他们的矛盾与冲突。
溥仪与日本军阀矛盾举例：
例一：日本关东军决定建立帝制而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溥仪穿龙袍，溥仪恢复大清祖业的幻想逐渐破灭，发生“凌升事件”。溥仪感到了“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为了苟且偷生，只得忍气担当日本人的傀儡，内心却憎恨日本人。
例二：1940年6月22日，溥仪由日本关东军安排第二次访日，屈辱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内心深处极为痛苦，被日本人换了祖宗，把爱新觉罗的祖先换成“天照大神”，实为莫大耻辱。因此，深深埋下对日本人的仇恨。
例三：1937年，溥仪从北京选了一位17岁的满族女子谭玉龄入宫。谭玉龄性情温柔，深得宠爱，却在1942年病死在宫中，年仅22岁。溥仪认为是日本关东军阴谋杀害，因此更对日本人怨恨。
四、前苏联在5年时间里，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引渡溥仪的要求，且在监押期间，对溥仪施以生活上很好的照顾和特别的优待，其深层原因何在？
国民党政府在东京审判前后，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引渡溥仪的要求，都被拒绝。“引渡之说”已经见报，有一条短讯还称：“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
溥仪在前苏联监押期间，在生活上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特别的优待。
溥仪及其随从最先被安置在到丛林环抱、郁郁葱葱的苏联赤塔“莫洛科夫卡”村疗养院单独的30号楼房里，周围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物和铁丝网。随员溥杰、润麒等都是溥仪最信任的人，还专门为溥仪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
在赤塔拘押时的作息时间为：上午9点起床，上午10点早餐，下午2点午餐，晚7点茶点，晚8点晚餐，晚12点就寝。很舒适。
每日四餐极为丰富：早餐有各种点心、咖啡；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还吃一顿“午茶”，奶油、果品；晚餐是西餐。还配有医生、护士。
莫洛科夫卡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空闲时间可以散步，当苏方得知溥仪会弹钢琴时，还为溥仪搬来一架钢琴。
1945年10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住的是二层小楼，那里的条件不如莫洛科夫卡收容所，看管比以前要严厉，但也非常舒适。后来，溥仪又被转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联政府对他的优待依旧。
那么，溥仪是如何度过他的俘虏生活的呢？
苏方优待使溥仪颇感意外，有些忘乎所以，又把“皇帝”身份拿了出来。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仍由原随侍李国雄和三个侄子毓嶦、毓喦、毓嵣伺候。溥仪还每天接受他们的请安。溥仪每天起床很晚，不吃早餐，虔诚地念经、拜佛、摇卦，打坐修行，乞求神佛保佑。还要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摇那八只日本硬币，占卜命运，而让毓嶦他们在外屋放哨，怕苏兵突然闯入。苏兵一来，就马上发个信号，溥仪便把八只日本硬币收起，装作若无其事，与苏兵寒暄，等苏兵下楼就继续摇卦。溥仪还让随侍李国雄与三个族侄帮他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溥仪在苏联拘留的5年间，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很低，而苏联政府对待溥仪等人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给予他们极为优厚的待遇。其深层原因何在？说明当时苏联领导人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的政治形势，还不能断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由谁掌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应该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还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东北的领土、特权要求，这就需要保护、保存一切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对溥仪的利用就是其中之一。
五、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近一年之后，苏联当局才同意引渡溥仪回国，这一史实又能够说明什么？
中国政府引渡溥仪等回国的相关重要史实：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提出了将溥仪等战争罪犯引渡回国的要求。斯大林决定将溥仪交给毛泽东。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莫斯科以后，经中苏双方协商议定：1950年8月1日将溥仪与随从人员以及伪满大臣，在绥芬河火车站移交中国政府。
此时溥仪对于苏联也已毫无利用价值了，对于经济窘迫的苏联来说，继续拘留溥仪无疑是个包袱。因此，斯大林在引渡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配合。
1950年7月30日，伯力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向溥仪等下达了回国通知。
溥仪再次对收容所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希望留在苏联，得到回答说：“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忧心忡忡的溥仪于7月31日登上回国列车。
收容所副所长和翻译别尔面阔夫最后还敲诈溥仪，把溥仪皮带上的金带头扯下来，揣入腰包，溥仪连裤子都没办法系了，只好打个结，就惶恐不安地登上了回国列车，想到马上就会被枪决，万念俱灰，备受煎熬，彻底绝望。他曾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后被监押卫兵及时发现救下。
在绥芬河火车站中方代表接收时，溥仪立即伸出双手准备戴手铐。交接结束后，溥仪还因并未戴手铐而深感兴运，特致信苏方感谢关怀。
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近一年之后，苏联当局才同意引渡溥仪回国，这一史实又能够说明什么呢？说明直到这个时候，其“皇帝身份”，因为中国东北的领土和主权而被各国利用的历史结束了。他的人生，从此转进新的历程。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强大已经得到国际认可、苏联当局认可。
六、溥仪在前苏联5年时间里，他的思想主旨是什么？他的这一段历史在其一生中占有什么地位？应该怎样客观、公正评价？
无论溥仪曾经是东京审判中的“法庭证人”也好，还是被虚饰为苏联的“座上宾”也好，实质上就是一个囚徒。如果说他这时已经有了角色转变，也不过是从“傀儡皇帝”转变为在押囚徒了。他这时的思想主旨是什么？认识到罪恶深重，但想保存生命，先当寓公，再图复辟。
伪满期间，溥仪为了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目的，以“执政”、“康德皇帝”身份，先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日满议定书》，将东北的各项主权拱手相让，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亚洲诸国的军事基地。继又颁发《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等，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可谓分裂领土，卖国行径，罪大恶极，难以饶恕。这正如1955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战犯进行侦讯后，把对溥仪侦讯的结果归纳为五大罪状：一、勾结日寇阴谋复辟清朝的统治；二、背叛祖国充当“皇帝”，与敌签订卖国条约；三、甘心奉行日寇意旨，亲“裁可”各种政策、法令危害人民；四、参加国际反共协定，支援侵略战争破坏和平；五、烧毁证据企图潜逃日本。因此当年溥仪认定，如被遣返回国，落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或共产党手中，都会被处决，必死无疑。
溥仪历来就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印象，1924年11月5日，正是冯玉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包围了紫禁城，进入神武门，令逊清护军缴械，并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1928年7月，国民党人孙殿英趁奉命剿抚清东陵一带流窜土匪之机，大肆盗掘清乾隆和慈禧陵墓，劫取无数奇珍异宝，如慈禧含在嘴里的鸽蛋大小椭圆型夜明珠，还有名扬中外的那只黑子红瓤绿皮的翡翠西瓜，乾隆皇帝随葬品——青龙宝剑等珍玩，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却连向溥仪表示歉意都没有，更不检讨自己的失职，由此，溥仪彻底失望，并与之结怨。
溥仪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交往，在苏期间也因为不关心而没有新认识、新收获，在伪满任“执政”时对党有“恐惧症”，由辛亥革命而想起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句话来，所以伪满有“协和会”，却不叫什么“协和党”。溥仪也把他的傀儡角色定名“满洲帝国协和会总裁”。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内战，打得焦头烂额，不管谁打胜了谁，对溥仪都一样，都会对他施以严惩，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永不回国，只有留在苏联才有可能保全性命。
溥仪囚居苏联5年这一段历史在其一生中占有什么地位？应该怎样客观、公正评价？我们客观地评价溥仪，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带着耀眼的政治光环走过来：
辛亥革命以前，他是中国真正的末代皇帝——大清宣统皇帝；
1912年退位至1924年被逐出宫，这一时期的溥仪“尊号”保留，他仍是被中华民国政府承认的“宣统皇帝”；
出宫以后到1931年11月11日离津出关，他在天津的7年虽然已被取消了“尊号”，但他在社会上仍然被尊称为“前皇帝”，仍处在众多清朝遗老的包围之中，生活在“清室办事处”内，从事各种复辟活动；
接着是被“尊”为“满洲国执政”和“满洲国康德皇帝”的14年生活，在这期间他只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傀儡，但毕竟还有一个“宝座”可坐，还可以发布一道道“御旨”；
日本投降，伪满垮台，溥仪被俘，就此开始长达5年的囚居生活。虽说苏方对他这个俘虏很优待，他还是没有“安稳觉”可睡，每天都为能否保存性命而忧心忡忡，总想着怎样逃避一死。所以，无论从身份、地位看，还是从内心和思维看，这段日子都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最沉重的一页历史、最可悲的一次经历；
引渡回国以后最初的日子里，他仍然是“怕”字当头，继续生活在保命的恐怖之中，然而，抚顺战犯管理所毕竟不同于苏联战俘营，他在这里除去最初两三年曾因朝鲜战争爆发和全国抗美援朝的影响以外，所经历的是一个从学习政策到侦讯、交代，再到参观、悔过、乃至特赦的全过程。就在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其身心逐渐解放，其思想渐次开朗，应该说这是溥仪一生中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期；
至于特赦以后，他作为公民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近距离、亲切的关怀，又获得了美好的爱情和温暖的家庭，从而开始了他这一生中最快活而自在的生命和生活。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无论从生活素质来看，还是从思想转变来说，那囚居苏联的5年，都算不上他人生中的什么“最美好时光”，只能说是溥仪之生命得以延续的过渡阶段。
假若溥仪没有被苏军俘获，而是到了日本，那么他的命运就一定是会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战犯那样，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而被处以极刑。
假若溥仪在被俘后，很快就被引渡给国民党政权，其下场也一定会遭到国民政府法庭的审判、处决。
事实上，苏联战俘营把溥仪囚居了5年，也就把他过渡给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新中国的法庭、监狱，结果他的生命不但被延续了，还被改造成新中国的公民，焕发出连他自己都非常满意的新生命和新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溥仪在苏联的5年，在他具有世界意义的从皇帝到公民人生历程上的确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这段过渡，也许连生命的延续都不会存在了，还谈什么从皇帝到公民呢？这就是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七、溥仪在前苏联5年俘虏生活与其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0年战犯生活有何区别？
溥仪在前苏联的5年，从思想上来说是原封未动。众所周知，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大清复辟”所导致的。然而，直到5年囚居生活结束，就在被引渡之前，他还自作主张为族侄毓喦举行立嗣“仪式”，让他面对想象中的列祖列宗三拜九叩，大行其礼，并留下“遗言”：我回国后必被处死，你一定要继承大清之统，完成复辟大清之梦，切记切记！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溥仪的复辟思想，经过5年囚居，丝毫没有改变。再从行动上看，他致信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要求留居苏联也好，他讨好苏方监护人员而施以金银珠宝小恩小惠也罢，他在东京法庭上利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而趁机发泄其愤也好，他在囚居地每天摆弄“诸葛神课”也罢，说到底，这一切实践的最后目标也都是“复辟大清”。所以，可以说从思想到实践，这5年都没有任何变化可言。
溥仪到抚顺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思想上来说，他所经历的是从对抗、淡淡的旧皇帝味，到自觉悔悟，再到对新社会、新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欢迎。而在实际行动上，则是从隐瞒和应付，到学习和接受新政策，自觉交代历史问题，再到特赦前的热泪盈眶、亲笔表态等等。这一切都能够证明，溥仪确实已经转变了，他新生了！
总之，溥仪在前苏联的5年是作为俘虏，除了被囚居，就是行动自由遭到限制以外，没有任何“改造”的内含。这就是“战俘”两字的概念。而他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后，作为战犯经历了侦讯和改造的全过程。应该说这就是“战犯”两字的含义。战俘与战犯虽仅一字之差，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两相比较，在前苏联的5年缺少“改造”内容。
注释：
① 本文为作者参加“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讲座会”的主题发言，发表时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