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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埃科最后一部小说,讽刺了意大利的新闻业

 昵称535749 2017-01-20

试刊号

试刊号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6 年 11 月
  • 《试刊号》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通过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对现代新闻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一九九二年的米兰,几名记者加入一份正在筹备的日报,《明日报》,雄心勃勃地要在新的职位...

    本书简介

    《试刊号》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通过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对现代新闻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一九九二年的米兰,几名记者加入一份正在筹备的日报,《明日报》,雄心勃勃地要在新的职位上大显身手。在电视和广播兴盛的时代,报纸的滞后性不言而喻,因此,《明日报》立志讲述“明日即将发生的事件”,通过深入调查,在新闻领域拥有某种“预见性”。他们精心研究过去的新闻,试图编出编一份模拟的“创刊号”。而在调查过程中,种种现实却不容置疑地跃入眼前。“人们都以为墨索里尼已经死了,而自 1945 年以来,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飘荡着他的幽灵…… ”一名记者突然提出这样的假设,正当人们怀疑他走火入魔时,一天早晨,他惨遭杀害。 此时,记者们才发现,这份报纸不过是一个诽谤和勒索的工具……是身为传媒巨头的幕后老板打入政治核心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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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埃科最后一部小说,讽刺了意大利的新闻业

曾梦龙昨天
6

“实际上,这是一部当代媒体指南。”——罗伯特·萨维亚诺,意大利著名作家

作者简介: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一九三二年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

埃科博学多才,游走于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世界与严肃的文学理论之间,创造了当今文学界的神话。迄今为止,他每创作一部小说,就立即成为掷地有声的重量级巨作。埃科还是位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透过日常小事进行社会批评。他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许多家庭都会收藏他的作品。

书籍摘录:

一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早上八点(节选)

今天早上,水龙头不再向外滴水。

噗,噗。轻微得如同新生儿在打嗝,然后就沉默了。

我敲响邻居家的房门,得知她家一切正常。您大概把阀门的把手关了,她对我说。我都不知道阀门在哪儿。您知道吗,我住到这里没多久,而且只有晚上才回家。我的上帝,要是您出门一个星期,难道都不把水和煤气的阀门关上吗?我不关。您可真够谨慎的。让我进去,我指给您看。

她打开洗手池下面的小柜子,把什么东西动了动,水就流出来了。看到吗?您把它关上了。对不起,我太粗心了。哎,你们这些 single !女邻居离去。如今连她也说上了英语。

紧张的神经恢复了正常。鬼驱人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在电影里面。我也并没有梦游,因为即使梦游,我也不会知道阀门的存在,否则,我在清醒的时候就会用它了。因为水龙头漏水,我经常整夜听着滴水的声音,甚至会眼睁睁地熬到天亮,就像是住在巴尔德摩萨镇。事实上,我经常会半夜醒来,然后起床,去把浴室的门,还有卧室和门厅之间的那扇门关上,这样就不会听到那该死的滴水声。

谁知道呢……不可能出现短路的问题(它被叫做把手,顾名思义是手动的),也不会是因为老鼠。即使有老鼠从那里经过,也不会有力气扳动那个玩意儿。那是一个老式的铁轮子(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十年以前)。再说,它还锈住了。所以,需要用一只手去转动它。一只类人生物的手。再说,我家也没有壁炉,不可能有像《莫格街凶杀案》里面那样的大猴子爬进来。

咱们来想一想。每个果都有它的因,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抛开奇迹的可能性不谈,我看不出上帝为什么要操心我的淋浴,这里又不是红海。所以,自然的结果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原因。昨晚上床前,我接了一杯水,吞下那片思诺思安眠药。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水还是有的。今天早上,水却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华生,阀门是夜里被关上的,而且并不是由你。某个人,某些人,当时就在我的家里。他们担心除了自己弄出的声响以外(他们悄无声息),水滴奏出的序曲会把我吵醒。就连他们也被那声音弄得心烦意乱,兴许还纳闷我为什么没有醒。他们十分狡猾,因此做了女邻居也一样会的事情,就是把水的阀门关掉。

还有什么?书籍还是像往常一样乱七八糟地摆放在那里。即使半个世界的情报机构在那里搜查过,逐页地翻找,我也不会察觉。我没有必要检查那些抽屉,或者打开门厅的柜子。现如今,假如他们想要有所发现,那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翻遍电脑里的文件。为了节约时间,也许他们把所有文件都复制下来,然后带回了家。一旦时间允许,他们就会逐一打开每个文件,然后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

他们想要找到什么呢?很明显———我是说,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他们在寻找某种与报纸有关的东西。那些人并不傻,会想到我把编辑部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都记录了下来。所以,假如我对于布拉加多齐奥事件有所了解,应该会把它记在某个地方。现在,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存在了一张光盘里面。当然,昨天夜里他们应该也光顾了办公室,但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光盘。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过只是现在),我可能把光盘放在了口袋里。他们可能心里在想,我们就是傻瓜,应该翻翻他的口袋。傻瓜?不,他们是混蛋!假如他们足够狡猾,就不会落得从事如此肮脏的营生。

现在,他们会做新的尝试,至少能找到那封被偷走的信。他们会假装是抢包的,在街上对我发起攻击。所以,我必须在他们再次采取行动之前,抓紧时间把光盘以留局自取的形式寄出去,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取回来。我这些念头也真够傻的:已经死了一个人,西梅伊也如同归林的小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甚至不需要弄明白我是否知道这件事,以及知道什么。出于谨慎,他们只要把我干掉,这样就一了百了了。我甚至不能在报纸上说,对于那件事我一无所知。因为只要这么一说,人们就会明白我是知情的。

我是如何陷入这件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去的呢?我觉得这要怪迪·萨米斯教授,还有就是我懂德语。

为什么我会想到迪·萨米斯教授呢?那已经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没能大学毕业是迪·萨米斯教授的错。陷入这个麻烦当中,也是因为我没有毕业。另外,在两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安娜抛下了我,因为她发现———用她的话说———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谁知道我之前为了美化自己,都跟她讲过些什么。

始终没能大学毕业,也是因为我懂德语。我奶奶是阿尔托阿迪杰人,从小她就让我讲德语。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为了赚学费,我接受了翻译德语书籍的工作。在当时,懂德语已经是一种职业,可以阅读和翻译别人看不懂的书籍(当时那些书被认为非常重要),而且这份工作比翻译法语和英语报酬要高。我想,现在对于懂中文或者俄语的人应该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要么做德语翻译,要么大学毕业,不能二者兼得。事实上,翻译就意味着五冬六夏待在家里,穿着拖鞋工作。此外,还能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到大学上课呢?

我违心地决定在大学里注册一个德语课程。我心里想,这门课不需要努力学习,反正我已经都懂了。迪·萨米斯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巴罗克式大厦里,走上一段长长的台阶,就来到一个宽敞的前厅。它的一侧是迪·萨米斯主持的研究所,另一侧的房间被教授夸张地称为“大教室”,其实只有五十来个座位。这里就是教授创建的,被学生们称之为“鹰巢”的地方。

进入研究所必须穿拖鞋。在入口处,放着足够助手们,外加两三个学生穿的拖鞋。没有拖鞋穿的人,就站在外面等着轮到他。所有东西都打了蜡,我认为也包括墙上摆放的书籍,还有那些助手极其衰老的面孔。他们等待轮到自己站上讲台,而这种等待好像从史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间教室的穹顶非常高,装着哥特式的窗户(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里)和绿色的玻璃。迪·萨米斯教授会准点———也就是在整点过十四分钟的时候———从研究所走出来,年长的助手跟在他身后一米远的地方,年轻的学生则距离他两米,总共不到五十人。年长的助手替他拿着书,年轻的提着录音机。五十年代末的时候,录音机仍然非常巨大,就像是劳斯莱斯。

研究所和教室之间只有十米的距离,迪·萨米斯走起来却好像有二十米。他并非沿着直线前行,而是走出一条弧线,不知道是抛物线还是椭圆。同时,他还大声说着:“我们来了,我们来了。”然后,他走进教室,坐在那个犹如雕塑作品的讲台上,准备以“你们就叫我伊斯梅尔”作为开场白。

教授脸上带着坏笑。光线透过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他的面孔如同死人一般。此时,助手们启动了录音机。接着,教授开始说:“与我优秀的同行博卡尔多最近的论断相反……”然后就是两个小时的长篇大论。

绿色的光线令我昏昏欲睡,助手们空洞的眼神也同样表现出这一点。我懂得他们的痛苦。两个小时之后,当我们这些学生拥出教室的时候,迪·萨米斯教授让人把课程录音倒回开始的地方,然后走下讲台,和助手们平等地坐在第一排。所有人要一起把两个小时的课程重新听一遍。每到一处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教授就会满意地点点头。需要注意的是,这门课是关于路德的德语版《圣经》的翻译。真是过瘾!我的同学们一边说,一边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

二年级期末,我在没有听过多少堂课的情况下,大着胆子提出要写一篇论海涅作品的讽刺性的论文(他对待不幸爱情的那种方式令我感到安慰,而且我也觉得他那种愤世嫉俗理所当然。那时,我也在为自己的爱情做准备)。“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这些年轻人,”迪·萨米斯忧郁地说,“你们就是想立刻扑到对现代作家的研究上……”

我仿佛得到某种启示,明白已经不可能在迪·萨米斯的指导下撰写论文。于是,我想到了费里奥教授。此人更加年轻,而且据说具有超人的智慧。他的研究方向是浪漫主义以及与之相邻的时期。不过,比我年纪大的同学提醒我说,无论如何,迪·萨米斯都会是联合导师,而且,我不能郑重其事地去接近费里奥教授,否则迪·萨米斯会立刻得到消息,并会发誓恨我一辈子。我得采取迂回之策,就好像是费里奥要求我跟他写论文。这样,迪· 萨米斯就会去记恨他,而不是我。迪·萨米斯记恨费里奥,仅仅因为是自己让他站上了讲台。在大学里(当时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现在依然如此)发生的事情,与正常世界中不同。在那里,不是孩子记恨父亲,而是父亲记恨孩子。

我想,应该借助迪·萨米斯在大教室里举办的每月一次的讲座,以几乎偶然的方式接近费里奥。参加讲座的同行有很多,因为迪·萨米斯总是能够请到知名的学者。

然而,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讲座之后立刻开始了辩论环节,完全由教师们把持着。随后,所有人都走出教室,因为发言人受到邀请,到乌龟餐厅进餐。那是附近最好的餐馆,具有十九世纪中叶的风格,侍者仍旧身穿燕尾服。从鹰巢到餐馆,需要穿越一条长长的拱廊,接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广场,再拐过一座雄伟的大厦,最后是另一个小广场。现在,发言人走在拱廊下面,教授们围在他身边,一米开外跟随着编外老师,两米以外轮到那些助手,再相隔一段合理的距离,还跟着一些最大胆的学生。走到历史悠久的广场时,学生们首先告辞;在那座雄伟的大厦的拐角处,助手们也告辞了;编外教师跟着穿过小广场,但也在餐馆门口止步。进入餐馆的就只有贵宾和那些教授。

所以,费里奥教授从来不曾了解到我的存在。与此同时,我已经不再热爱那里的氛围,也不再去上课了。我如同一台机器似的从事着翻译工作,人家给你什么就要翻译什么。我用温柔的诗体风格翻译一套三卷本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德国关税同盟的创建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著作。可以想象,当时我为什么放弃了翻译德语,但重新开始大学的学习也为时已晚。

问题在于,你不能接受这个想法,而是依旧相信有朝一日,你能够通过所有考试,然后撰写论文。当一个人怀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时,就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之后,等你发现了问题所在,便会顺其自然。

一开始,我找到了给一个德国男孩做家教的工作。他住在恩嘎丁,因为太过愚钝,无法上学。那里气候绝佳,孤独可以容忍,报酬也不错,所以我坚持了一年。后来,男孩的母亲黏了上来。一天,在一个走廊里,那个女人让我明白,她不介意委身(于我)。她牙齿外露,嘴唇上长着淡淡的胡须。我礼貌地使她明白,我并不想这样。三天后,我被辞退了,理由是男孩没有进步。

题图来自: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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