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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 | 于建青 选自《志说吉林风物》
东北地区最早的围场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不断加速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天命四年（1619年），在灭掉海西女真最后一个部落“叶赫女真”之后，努尔哈赤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叶赫地方设置围场。 叶赫围场可谓东北地区最早的围场，为后金政权所辖，但史料里并无有关努尔哈赤行猎的记载。据推断，也许由于当时后金与明军在辽东、辽西战事正紧，根本无暇行猎。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六年（1632年），“上行猎至新哈达地方……上率诸贝勒猎于叶赫地方”。天聪七年（1633年)，“行猎于叶赫地方”。也就是说，自建州女真吞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以来，建州女真的贵族们便不定期地在这一带狩猎，待后金政权建立后，特别是清朝的建立，这一地区就成了皇太极及其诸贝勒大臣们固定狩猎的地点，虽当时还没有“围场”之名，但可视为围场的草创阶段。 从史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期间多次率皇子大臣到围场行猎，前后共有16次，行猎的场所里然有时在蒙古地方，但大部分还是在盛京围场和吉林围场，其中到叶赫围场就有5次之多。 据《清实录》载：“天聪元年（1627年）十月戊甲，上率诸贝勒大臣，猎于东郊三百里外。”又载:“天聪七年（1633年)十一月辛亥，上与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率每旗一额真，每甲喇一旗长，每牛录四护军，行猎于叶赫地方。”这次行猎还规定，凡行猎处，有擅入围中者，贝勒罚良马一匹，甲喇额真罚银十五两，旗长罚银十两，闲散人罚银九两。 开设“盛京围场”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正式迁都沈阳，从此，这座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北要镇便成为后金入关前的都城。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下诏改沈阳为“穆克敦”(满语“兴盛之意”），盛京之名由此而始。待清军入关迁都北京，作为陪都的盛京始终与大清王朝并存。 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任用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后称“盛京昂邦章京”，其管辖范围涵盖除东北西部蒙古部地区以外的广大区域。 关于盛京围场开设的时间，史料记载多有出入，说法不一，但学界普遍倾向于后金政权建立之后。据《海龙府乡土志》载:“太祖努尔哈赤率部征服辉发部，诛自为贝勒的拜音达里父子，遂灭其国。时丁未年，即明万历三十五年也，旋以其地置鲜围场。”而在《西安乡土志》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国朝天命四年，灭叶赫后，设大围场。” “围场”一词始见于史料典籍应是在清代高士奇所撰的《扈从东巡日录》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高士奇再次随行。此次东巡的目的不仅是向祖上禀告平定三藩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视察东北边防，做抗击沙俄的战前准备。 高士奇详细记述了康熙皇帝在盛京围场狩猎的盛况:“每合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我朝行围、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高降深，名曰围场。” 早在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首次东巡回盛京祭祀祖陵时，也沿途进行了围猎，但史料里并未见“围场”之称，直到平定三藩之乱后的第二次东巡时才正式称“盛京围场”。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此行在东北共行围19次，此时清政府在东北已经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 盛京围场的范围非常辽阔，跨越今辽宁北部和吉林西南部的海龙、辉南、柳河、东丰、辽源、西丰诸地。据《大清会典事例·行围》记载，盛京围场南北约480余里，南自南三通河沿起，北至阿机格色合勒北的伊通河。东西约490余里，东至辉发城，西至威远边门，大致是一个正方形的区域。 根据地域内水系流向，划分为东流水围场和西流水围场。民国初年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奉天大围场分东西流二围，自国初拨留是荒，有鲜围十五以捕鲜，大围九十以讲武。” 围场以钢叉岭(今萨哈亮岭)为界，向东流入松花江的辉发诸河流域为东流水围场，俗称“东流围”，向西流入辽河的诸水流域为西流水围场，俗称“西流围”。按围猎方式和用途，围场又被划分为5种共105围，分别为御围11围，王多罗束围11围，鲜围14围，鸾远围6围，历年应捕围63围。 这105围按地域分配，属于今梅河口、辉南县的有20围，东丰县境内有22围，今西丰县(辽宁省)有36.5围，今辽源市境内有9.5围，余者地点不明。 皇家行围与习武 清王朝以武力得天下，因此历代皇帝尤其是前几代始终非常重视习武，满族历来将骑马射箭视作历练子孙才干意志的第一要务，而狩猎无疑是习武的最佳方式。 作为平时习武的训练基地，围场内的天然生态环境可以让皇室后人得到实地锻炼，因为这里有大量活生生的动物可以让他们射猎，而且幅员广阔，尽可施展他们擅猎的技能。 其实自努尔哈赤圈定围场之时，就包含了“帝王狩猎，择地讲武”之意，其目的是使后世不忘八旗骑射武备，随时准备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皇太极更是以骑射在立国征战中所起的作用来教育满洲后辈，告诫他们切不可“忘旧制、废骑射”。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他曾回忆道:“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在天聪六年 (1632年)十月那次行围时，皇太极更是“命诸贝勒、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以习骑射。” 顺治皇帝为防止八旗将士骄逸自安、耽于游乐，不仅命其平时在南苑(又称南海子，北京古永定河一带)演练习武，行围狩猎，并且经常以身作则，“时行幸南苑，间或幸塞外行围，以习武备”。 康熙皇帝更是秉承祖训，身体力行，亲率众贝勒臣子行围于各个围场。根据《圣祖实录》的记载，康熙帝一生到各围场行围的次数竟达156次之多。行围同时不忘嘱咐后辈“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而在于“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 乾隆同样精于围猎，一生行围的次数与康熙不相上下。据《清高宗实录》载:“……至南苑射猎48次，前往木兰围场40余次，其他地方61次。”行围之时，又不断从祖训中悟出深意:“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至疏矣。” 围猎因季节不同各有分别，古称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但盛京围场的行围只分春围、秋围、冬围三种，春秋围主要是演围，演练的成分居多，冬围才是真正的打围，更注重的是实战。 无论哪种，每次都要如行军打仗一般不得有半点敷衍。按清制，皇帝行围时要对驻地的规模、住所的形制、随驾官员、随侍兵士、参加围猎八旗官兵的位置、序列做出严格的规定。要求官兵掌握布阵之法、合围之规及行围之令，参围者不管面临怎样的地形和环境，均不得离开队伍或随意串动，必须保持队列的严整和行进的有序。 对于违犯规制者也有相应的惩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记:“顺治初年定，围场随猎官后人等，如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致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另外还对“驮兽觅箭迁延落后者”“越众骑射扰乱围场者”“隔山冈射箭者”等分别给予鞭笞、罚没、罚银、罚俸等不同处罚。而对于行围中骁勇善战者则论功行赏。因行围时均为实战，难免有被射死或射伤者，规定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 行围完毕后，皇帝还要举行“燕贲”，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以尽兴致。 害鹿和哨鹿 猎鹿是盛京围场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捕猎又要讲究方法，猎户在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常用的两种，即“窖鹿”和“哨鹿”。 东丰一带所产梅花鹿性情温顺，耳目锐敏，善跑跳，喜群居，常在平阔的灌木林与森林连接地带栖息，很少步入高山密林之中。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猎户在鹿群经常出入的地方挖出长6尺、宽3尺、深8尺的陷阱，陷阱中间和顶部摆有两层井字形木杆，两层木杆的距离一般为4尺左右，下层木杆结实，上层木杆则又轻又细。上面的“井”字大，下面的“井”字小，形成漏斗形状。再在上面木杆上架些枯树枝，上铺浮土和草皮，外表看不出一点伪装的痕迹。 另外窖的两边还要摆上一些较大的树枝作路障，迫使鹿在无路可走时踩到陷阱上。需要注意的是，鹿窖挖好后要隔半月后方可围猎，因为要去除新鲜的泥土味道，让窖上面长满青草，这样才不会被鹿识别出来。 当围山赶鹿的猎人带着猎狗从四面包抄过来，一边奔跑一边鸣枪呼喊，其阵势已经让鹿只大为惊惧，走投无路之际，很容易就掉进他们埋设的陷阱里。中计的鹿被陷阱里的下层木杆架住，四腿悬空，动弹不得。随后赶来的猎人用绳索将鹿的腰部绑好，提到地面后再缚住四条腿装进木笼，用大铁车（无车辐的木轮车，外包铁皮)运回住处，以备白露节后向清廷 “旗务司”交纳应差。 这种鹿窖如今在东丰县小四平镇古年村、福胜村、太阳村的双山子等地的草甸子或山坡上依旧能看到一些旧迹。常忆杰说，前几年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一个课题组还去过这些地方，拍摄到一些鹿窖遗迹的照片。 所谓“哨鹿”，即通过人为模仿鹿鸣之声招引鹿群，诱鹿入围，继而捕获。据《清文献通考》记载:“每岁仲秋之候，鹿始出声而鸣，效其声以致之曰哨鹿。”皇帝及八旗将士在围场捕鹿时主要以此方法。 每年秋季，正值牡鹿发情求偶之时，皇帝贝勒及众将士于五更前出御营， 事先埋伏到预定地点。待至黎明，命侍卫进入深山寻找鹿群，发现踪迹后，数十随围官兵身披鹿皮，手举假鹿头藏于丛林，旋即吹响鹿哨，发出“呦呦”的鹿鸣声，以吸引牡鹿靠近。待牡鹿进入合围圈内，急箭齐发，鹿随之殪毙。 围场里的猎物 据《安图县志》载：“鹿以四五月遁，而生茸交以八月……长白山崇地冷，鹿乃以夏月，山熊多至秋，乃成群就暖向盛京围场而来。”同吋，志书里还有关于熊罴的记载:“盛京多窝集(森林），茂密蓊翳，连林数十里，熊罴每□伏其中，熊矫捷而罴憨猛，皆兽之绝在力者，甲戌行围并曾殓之,罴重千余斤，熊亦及半。” 对于熊和罴的区分，最通俗的解释是“小者为熊，大者为罴，惟东土始逢之”。这里的东土既是一种方位的指向，又特指盛京围场一带。因为史料里特别注明：“熊各处皆有，罴惟吉林盛京始有，他处所无也。” 早年长白山区的鹿甚至被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人们称其为“仙鹿”。这种仙鹿即是梅花鹿。“长白玉柱峰西坡时有花鹿往来,项有挂金牌者，挂银牌者，猎人击之迄不能中，俗称‘挂牌之鹿皆受封先朝，寿已数百年，名为仙鹿。” 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清王朝对鹿的钟爱和保护却由来已久，挂牌之说也并非没有可能，至于“鹿仙”就另当别论了。 鹿肉因味道鲜美自古就被视为珍懂美馔，周朝还将其作为宴宾的主食品。《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肉味甘，无毒，补虚羸,益气力，强五脏，养血生容。”猎鹿食鹿对于善骑猎的满族来说，一直是一种传统，鹿与清王室的日常生活也最为密切，从膳食到药用再到衣履杂项，几乎都能找到鹿的影子。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道光元年的近二百年间,仅盛京围场捕获猎杀的梅花鹿就有几十万只，如果再加上其他围场，数目更加庞大。 大兽之中还有虎，就是抱朴子所说的“山君”，百姓称之为“山神”“神猶君”。虎多夜间出游，“二目一开一闭，光如燃烛”。猎人得之以其身尾之长短进行分类，大致分为“头牌”“二牌”。 但在皇家行围时，遇到老虎等猛兽是不能随便射杀的，必须奏报皇帝，同时传报诸贝勒。皇帝或策马前去，或委人去猎杀。据《清实录》记载，康熙第二次东巡行围时，其亲手射杀的猛虎就达39只之多。 另外还有狍、獐、貂、狐、貉、麋、豹、野猪等其他猛兽，只是数目相对少量，多凶猛狡猾，猎捕较为不易，平时偶有所得。 围场里的野兔、雉、树鸡、鸠、雀、鸿雁等飞禽走兽也极为丰盛，可谓终日鸣叫不绝，声韵悦耳，行围时轻易就能捕获。 养鹿官山 清咸丰时期，东北地区的财政经费向来不能自给，主要由户部拨款和内陆各省协济，屡屡拖欠俸饷。面对“国用匮乏”之局，光绪皇帝谕示臣工集思广益，陈奏集款以应急需之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黑龙江将军增祺在奏文里提出“方今筹款之道只有开垦闲荒,次及山林川泽，皆自然之利也”。既然黑龙江可通过招垦达到自筹饷糈、省去调拨、实边垦地、保有旗屯等多重功效，那么奉天、吉林两地同样可以效仿。 同年十二月，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开放西流围，奉天大围场仿照鲜围开垦之例，一律招民开垦。次年九月，西流围正式开始丈放，但此时东流围仍在禁围之中，尚能捕猎到鹿只，但不久东流围也被丈放用于垦荒。 如此一来，阻断了鹿只从长白山向盛京围场迁徙的通道，不仅影响了鹿只的回流，也导致鹿只繁育的锐减，捕猎鹿只越来越难，可每年还要照例向朝廷进贡，虽然朝廷根据现状在数量做出了变更，一减再减，仍然难以完成数额。无奈之下，鹿官只好向民间购买。 民间养鹿始于光绪年间，据《东丰县志略》记载，按围边横道河、沙河口、黄泥河、那丹伯台、孤山河台等设兵戍守，并置鹿趟安猎户四十八户，岁时由盛京将军遣陵官入围会猎哨鹿，以贡于朝。” 何为鹿趟？常忆杰解释为“两山之间的山坳”，这种地形是野生鹿群喜欢柄息聚集之地，将这些鹿趟作为专属的捕鹿区域，交由当地四十八家捕鹿猎户看管，每年至行围进贡之季，这些猎户要配合盛京将军派遣的捕鹿官兵进行围捕。 养鹿官山的开设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盛京围场一带的猎户将捕获的鹿放到圈里喂养，以此繁育更多仔鹿。这些猎户中就有一位叫赵允吉的擅长打猎，捕获喂养的鹿只在当地也最为可观，当围场处协领因捕不到鹿无法向朝廷贡奉时，便到他这里购买，赵因此被围场禀准谕令为养鹿人，并赐“鹿鞑”官职。 为挖掘赵家养鹿那段历史，常忆杰曾多次前往小四平镇寻访赵允吉嫡曾孙赵光敏，了解到很多家族养鹿细节，如今赵光敏也已离世，整理出赵家那段养鹿历史就显得非常必要。 当年朝廷为防止以后采办不力，批准在东流围荒局留官山一处，喂养圈鹿，“其至内有平地六百余亩，以为鹿圈花费之需”。此养鹿官山就选在伏力哈色钦(满语地名，今东丰县小四平镇）围内的一段荒山，范围为：东至太阳顶子迤东之秫秸堆大山，西至精奇兰大山，南至闹林子大山，北至梅河。 鹿鞑官与皇家鹿苑 赵允吉究竟是何来头？常忆杰找出一本他曾经编辑的《东丰文史资料》第七辑，其中在《赵家趟子和他的养鹿事业》一文中有详细记述。赵允吉原籍热河省建平县三座塔村，生于咸丰五年 (1855年），祖上以种田为生，21岁时因家乡遭水旱灾害生活难以为继，便闯了关东。 落脚地就在大肚川（现东丰县）的伏力哈色钦南边，那里当时居住着一些满、汉猎人，他们寻踪觅迹，下套挖井，能打到许多猎物。这些猎人性情豪爽，待人和善，经常周济赵允吉一家，赵很快与他们融入到一起。农闲时，赵允吉也随同猎人们一起到年木州(今横道河镇)和辽宁清原县一带打猎，将捕获的鹿运到开原马市去卖。 开原马市又称为“关市”，始设于明朝，一度为东北最大的贸易市场。据《奉天通志》载:“马市者，系东北人与汉人媒介马、布匹之交易市场，除马之外，其他畜产品杂货亦兼及之。”当然，东北各地所产东珠、人参、黑狐、虎、豹、貂皮、蘑菇、松子等物产马市上也少不了。大肚川距开原马市仅150余里，猎户们经常赶着马车或骑匹快马到马市上去，将山货猎物售出，再换回些生活用品。 赵允吉头脑灵活，憨厚耿直，不仅练就了一手“窖鹿”打猎的好身手，还成为鹿趟总头史庆云的拜把子兄弟。 随着盛京围场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盛京将军希望选定一个地方集中喂养贡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十八家趟子总趟子头史庆云召集各家鹿户商议，准备选派一名猎户去京“面圣”，请求在当地建一座养鹿的鹿苑。各家趟子头都觉为难，史庆云便推荐赵允吉承接此事。 那一年的白露节前后，赵允吉带上四十八家鹿趟猎户凑集的活鹿和鹿鞭、鹿尾等，共计二十余车，与盛京将军派来的护送官兵一起，踏上了进京的路程。 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赵允吉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在向皇上陈述在大肚川圈养梅花鹿之事得到恩准后，即被封为“鹿鞑官”(相当于七品官），并赐黄马褂一套、黑红棍二根、木刻虎头牌一块，辟伏力哈色钦方圆四十里为养鹿官山地，朝廷拨给赵允吉40名骑兵的军饷，在此建立皇家鹿苑。 同时将吉林、宁安、牡丹江等地猎户所捕之鹿，连同大肚川四十八家鹿趟的鹿集中到这里，由赵允吉派人圈养。 自此，赵允吉在伏力哈色钦附近的古年村建起了一座能容纳100多头鹿的鹿圈，名为“腰鹿圈”，又称第一鹿圈。赵家门上悬挂虎头牌，门前东西两侧各立一根御赐的黑红棍，对于侵犯官山地者，可以“格杀勿论”。就连喂鹿驯鹿的鹿倌都按清廷规制，头戴一顶以竹和犀牛毛自制的红缨帽子，以示皇家养鹿之人。 此时赵家的鹿倌、炮手(守护家院的兵丁）、仆佣已有40余人。随着养鹿规模的不断扩大，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赵家又在今小四平镇一带建起一座可养三四百只鹿的大鹿圈，此时赵允吉的儿子赵振山已经28岁，除协助父亲管理鹿圈外，每年白露节还代父进京贡鹿，由此深得朝廷器重。不久便被宣统皇帝封为“鹿鞑官”，官位晋升一级，相当于六品官，并赐经背带一条，龙头拐杖一根，黄马褂一套。赵家也因养鹿飞黄腾达，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富户，据说每当新任知县到大肚川履职，都要先到赵家拜谒。 皇家鹿苑客观上弥补了围场因逐渐垦荒所致贡鹿的不足，同时也促进了养鹿业的快速发展。咸丰时期，捕打贡鹿的事务时断时续，至同治和光绪时，随着关内流民大量涌入，土地大量丈放，致使梅花鹿等野生动物远避深山，终致无鹿可捕，盛京围场也就此结束使命。 但赵家的鹿圈却不断发展起来，民国时期，赵振山又被任命为“国鹿名誉经理员”，继续为留居于紫禁城内的爱新觉罗皇室成员豢鹿，并每年派人送一只鹿进京，直至伪满洲国建立，赵家豢鹿这一差事才算终结。 纳贡定制 东北地区出产的人参、鹿茸、貂皮、东珠等名贵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一直是清朝历代帝王及后妃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贡鹿更是围猎的大宗。 史料记载，承担为盛京内务府捕牲进贡猎物的王多罗束围就达11处之多，另有捕获活鹿和肉食鹿的鲜围14处。盛京围场每年的贡品分为鲜围贡、冬围贡、鹿差贡和年贡四种，分九次进呈，其中常见的有鲜鹿尾、鲜鹿舌、鹿肉干、熊、狍、獐、野猪等三十余种。 鲜围贡即每年初次进贡，农历八月份派旗兵进围场捕猎，小雪前后贡“初次鲜”，主要将鹿肉晾晒风干，十一月份向朝廷贡纳。 冬围贡分两次进贡，是为“二次鲜”“三次鲜”。冬围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年(1682年)确定的，也就是康熙第二次东巡。是年四月，康熙东巡自乌拉回銮，一路途经各地均举行了军事行围活动，且对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讲述了行围的重要性:“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 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视马之肥瘠，酌量行围。”由此，康熙帝将各个围场行围的时间以谕令形式确定下来。 鹿差贡分初、二、三、四次进贡，道光初年的鹿差贡每年还只是三次，但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增加了一次“附加贡”，变成了四次进贡，鹿尾、鹿舌的数量增加，却减少了鲜鹿肉的进贡数量。所贡物品除鹿肉、鹿尾、鹿肋条、鹿五脏等鹿产品外，还有狍、獐、野鸡类和鱼类。初次鹿差贡的时间大致在十一月份，第二、三、四次鹿差贡时间在十二月份。 年贡又称“常规贡”，即盛京将军每岁呈贡物一次。年贡分为两类，一是进贡鹿羔，每二年进贡一回，十月份送至北京;二是进贡其他鹿产品和土特产，每年十二月份进贡一回。 道光五年(1825年)之前，盛京内务府三旗年年都要派出捕牲兵三十名到盛京围场捕鹿，每年向皇室呈交生鹿130只，鹿干肉2700束。据《盛京典制备考》所记:“每年将军进贡三次，围场进贡三次，每次进贡都有皇帝的朱批数例。以鹿计，有干、鲜鹿肉、鹿舌、鹿尾、鹿肠、鹿肚、鹿肋、鹿肺、鹿肝等十几种之多。”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因围场不断被垦荒，牲兽日益减少，进贡数量逐次递减，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贡品常常不能如数呈进，时常少贡甚至停办，及至光绪初年，因盛京围场贡纳的鹿羔频频短缺，清廷不得不做出数量上的变更，将原来每二年一次捕送鹿羔的定例改为正拿年份解交鹿羔31只，补拿年份解交鹿羔29只。实际上能完成正拿年份已是难上加难，补拿几同虚设。及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只得核减鹿羔10只。 贡品解送京师流程 作为颇受清廷钟爱的贡品，保证解送京师鹿羔的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既要制定完备的贡送流程，又 需要多个环节的密切配合。 从盛京到北京，相隔数千里，且有明显的气候差异，为保证贡品尤其是鹿羔顺利抵达京师，清廷想尽 办法，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比如将每二年一次的捕鲜活动定在鹿羔生育旺盛的农历叫月，但此时又不能立即解送京师，只好交由盛京地方专人喂养。 专门承办此事的盛京内务府要对所贡鹿只和鹿产品进行精心挑选，特别是作为北京各坛庙及祖陵祭祀所用的活鹿更是要求甚严。选好的贡物要走两段路线，一段是从盛京至山海关，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入关陆上交通的必经之路，清帝每次东巡也要走这条路，因此有“御路”之称。另一段是从山海关至京师，两段路程共计2049里，需半个多月才能抵达。 清廷对于这些贡物的运输事宜特別重视，特意给各驿站配发了“勘合”和“火牌”两种邮符，即中央兵部发给各省、将军衙门使用的驿站凭证，相当于通行证一类，官员驰驿发给勘合，兵役驰驿发给火牌。对于这两种官牒的使用清廷有严格的管理，非急事、要事不得动用，并旦在使用数量上也有明确限制。 这就保证了在有限时间内高效快速地将所贡物品运达京师，既缩短了运输周期，又可减少活鹿途中的死亡率。 盛京围场捕获的鹿要先运送至省，再由省运至京师，路上还需有专人喂养。喂养鹿羔均以牛乳，朝廷要拨款给户部官庄所属的庄头，由其筹集数十头乳牛，还要配备数量不等的挤乳壮丁和赶车壮丁。可以想象，运送的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待贡鹿及其他贡品送至京师后，根据用途不同分别将其交付到太常寺、奉宸苑管理的南苑和静宜园，以及武备院、御茶膳房等多个部门。 太常寺为顺治元年(1644年)所设，专司坛庙大祀，及中祀、群祀一应典礼，隶属于礼部。交到太常寺的鹿只主要用于每年祭祀所需牺牲。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顺治初年规定，祭祀用鹿由盛京办送，发牺牲所饲牧。牺牲所是太常寺下设于北京天坛外坛、专门负责饲养京师各坛祭祀所用牺牲的地方。 但是到了康熙朝，盛京送往京师的鹿只并未送交太常寺，而是交到了奉宸苑，放入南苑喂养起来。奉宸苑为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是管理清朝皇家园苑的机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设，所管之处包括景山、瀛台、阐福寺、乐善园、钓鱼台等处行宫，以及南苑、圆明园、畅春园、玉泉山等处稻田。作为采捕衙门之一的南苑，蓄养的鹿只就包括从盛京送来的小鹿。 乾隆十七年(1752年)，祭祀所用鹿只改交到内务府下属部门掌管的静宜园喂养，但后期又移交回南苑喂养，规定静宜园“著留牡鹿一只，牝鹿三只，嗣后所进鹿只，俱交南苑”。 此外，每年盛京将军还要向武备院交纳定量的鹿皮。武备院是清朝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初名鞍楼，顺治十一年(1654年)更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改为武备院，掌管宫廷所用兵器鞍辔、甲胄、被具等。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盛京将军每年交送鹿皮 160张，狍皮140张，熟鹿皮匠就多达33名。 盛京所贡鹿产品被广泛用于武备院四库各库作处，如弓、箭、□头等项所用物料，就包括鹿筋、鹿角、鹿角根、黄白鹿皮等。 相当一部分贡鹿产品被送到了宫廷内的御茶房和御膳房。御茶房负责提供皇帝日常与节宴的茗饮果品和宫廷祭祀场所的祭品，御膳房则是负责备办皇帝的日常膳食，料理节令宴席，以及提供宫中祭祀场所的祭品。仅乾隆年间盛京将军每年交到御膳房所备用鹿就有780只，狍210只，鹿尾2000个，鹿舌2000个，另外还有鹿肠肚、狍肠、熊、野猪、野鸡、树鸡等若干。 “马记鹿茸” 鹿茸是鹿身上最昂贵的部分，被列入“东北三宝”。鹿茸的加工制作工艺异常繁琐，通常需20余次的水炸和风干，水炸后还要趁热将鹿茸整形制作，上好的鹿茸要符合形好、色正、不破皮、嘴头饱满、水头足等标准，这就要求在炸制过程中有极高的手艺,一般人很难掌握。 早年东丰皇家鹿苑一带的鹿茸加工师傅都是从外地聘请来的，一位是从吉林乌拉请来的王玉林师傅，一位是从天津请来的朱坤武师傅。每年清明前后割茸、炸茸季节，皇家鹿苑的鹿鞑赵允吉一家就将二位师傅请来，为赵家加工鹿茸。 此时赵家已是二代鹿鞑、赵允吉的儿子赵振山当家，看到二位师傅年事已高，赵振山有意让赵家鹿圈里的鹿倌马兴泰私下跟着学艺。 马兴泰生于1900年，祖籍山东省东平县小坝村，因父亲早逝度日艰难，18岁时便闯关东来到辽宁开原，后投奔在大肚川鹿圈当伙计的老乡，从此被赵振山收留，当了一名鹿倌。 为了学艺，马兴泰每天在喂鹿、清扫鹿圈的空闲，主动为炸茸师傅端茶送水，帮助搬柴烧火，拾掇用具及清理卫生，顺便暗自观察师傅炸茸时的技术要领，包括炸茸时间、火候、各环节的动作及程序等。平时,马兴泰对两位师傅的饮食起居也是关心备至，每天天不亮就把炸茸室内外清扫得干干净 净，炸茸工具擦净摆齐，让师傅非常满意，偶尔也教他一点技艺，几年工夫，马兴泰渐渐掌握了炸茸的关键要领。 “民国”十七年(1928年)清明前后，到了炸茸季节，两位炸茸师傅还没有来，眼瞅着割下的茸如不及时煮炸就要腐败变质，造成巨额损失。赵振山急得火烧眉毛，这时马兴泰主动请缨，让他的内弟梁久荣当下手，按掌握的程序一步步操作，终于完成了炸茸工作。令人没想到的是，他所炸鹿茸在色、 质、型等方面，与二位师傅炸制的不相上下，自此，赵振山让马兴泰当了炸茸技师，不再外请他人。 赵家在营口有一家“永源庆”药材批发货栈，主营鹿成药及鹿茸。当时市场上对于名贵药材如人参、鹿茸等流行一种“请公盘”的交易模式，即请经验丰富、办事公道的师傅负责验货、定等级，因为这类药材货色不同差价悬殊，外行极易受骗。 请公盘由“大屋子”(相当于市场管理处)主持大屋子”师傅按货物品位对货品进行定价。马兴泰炸制的鹿茸因品质上乘，在药材市场上很快取代了王、朱二位师傅的地位，被“大屋子”当作定等定价的标准，甚至达到赵家鹿茸不到货，“大屋子”便不开盘的地步。 历经百年，“马记鹿茸”声名远播，如今马兴泰的儿子马广富、孙子马学军已将这门技艺传承下来，成为马记鹿茸的第二代、第三代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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