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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围场——御膳里的“皇家鹿苑”

2017-01-20  渐近故乡时

  

文 | 于建青

选自《志说吉林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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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因地处东辽河源头而得名。此地平展辽阔,位于吉林省中南部,长白山余脉,辉发河上游,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自然条件,都称得上得天独厚。也正因如此,自古就是东北地区古民族重要的聚居区,秽、秽貊、夫余、女真、蒙古等民族都先后在这里留下了繁衍生息的足迹。

隆冬时节,寒风裹着凌厉的清雪,打在脸上有明显的刺痛感。天空湛蓝,干净的街路环绕在舒朗的楼群间,让这座城市显得格外整洁,也让呼吸更加顺畅。

常忆杰是辽源市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曾主持编撰过1986年-2002年的《辽源市志》。这套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志书,曾在全省地方志评奖中荣获了一等奖,并获国家近代史料协会的一等奖。

提起盛京围场,他随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辽源市委领导刚刚批复的文件,这是一份他提交的关于对东丰皇家鹿苑历史遗产开发保护的调查报告。2014年8月,他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当地皇家鹿苑遗迹进行了实地调研,针对皇家鹿苑历史遗产如何保护开发提出了具体建议。

他说,就在前不久,国家文物局还授予东丰梅花鹿“中国文化遗产”称号,这个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昔日的皇家鹿苑,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以东丰梅花鹿为原料的食品、药品、保健品、工艺品等商品开发潜力巨大,完全可以构筑一个大产业链,因为梅花鹿浑身是宝,鹿产品既名贵又大众化,应该让更多人走进鹿乡,实地体验一下昔日皇家鹿苑的历史风貌,看看真正的东北梅花鹿。




东北地区最早的围场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不断加速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天命四年(1619年),在灭掉海西女真最后一个部落“叶赫女真”之后,努尔哈赤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叶赫地方设置围场。


  叶赫围场可谓东北地区最早的围场,为后金政权所辖,但史料里并无有关努尔哈赤行猎的记载。据推断,也许由于当时后金与明军在辽东、辽西战事正紧,根本无暇行猎。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六年(1632年),“上行猎至新哈达地方……上率诸贝勒猎于叶赫地方”。天聪七年(1633年),“行猎于叶赫地方”。也就是说,自建州女真吞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以来,建州女真的贵族们便不定期地在这一带狩猎,待后金政权建立后,特别是清朝的建立,这一地区就成了皇太极及其诸贝勒大臣们固定狩猎的地点,虽当时还没有“围场”之名,但可视为围场的草创阶段。


  从史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期间多次率皇子大臣到围场行猎,前后共有16次,行猎的场所里然有时在蒙古地方,但大部分还是在盛京围场和吉林围场,其中到叶赫围场就有5次之多。


  据《清实录》载:“天聪元年(1627年)十月戊甲,上率诸贝勒大臣,猎于东郊三百里外。”又载:“天聪七年(1633年)十一月辛亥,上与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率每旗一额真,每甲喇一旗长,每牛录四护军,行猎于叶赫地方。”这次行猎还规定,凡行猎处,有擅入围中者,贝勒罚良马一匹,甲喇额真罚银十五两,旗长罚银十两,闲散人罚银九两。


开设“盛京围场”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正式迁都沈阳,从此,这座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北要镇便成为后金入关前的都城。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下诏改沈阳为“穆克敦”(满语“兴盛之意”),盛京之名由此而始。待清军入关迁都北京,作为陪都的盛京始终与大清王朝并存。


  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任用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后称“盛京昂邦章京”,其管辖范围涵盖除东北西部蒙古部地区以外的广大区域。


  关于盛京围场开设的时间,史料记载多有出入,说法不一,但学界普遍倾向于后金政权建立之后。据《海龙府乡土志》载:“太祖努尔哈赤率部征服辉发部,诛自为贝勒的拜音达里父子,遂灭其国。时丁未年,即明万历三十五年也,旋以其地置鲜围场。”而在《西安乡土志》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国朝天命四年,灭叶赫后,设大围场。”


  “围场”一词始见于史料典籍应是在清代高士奇所撰的《扈从东巡日录》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高士奇再次随行。此次东巡的目的不仅是向祖上禀告平定三藩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视察东北边防,做抗击沙俄的战前准备。


  高士奇详细记述了康熙皇帝在盛京围场狩猎的盛况:“每合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我朝行围、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高降深,名曰围场。”


  早在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首次东巡回盛京祭祀祖陵时,也沿途进行了围猎,但史料里并未见“围场”之称,直到平定三藩之乱后的第二次东巡时才正式称“盛京围场”。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此行在东北共行围19次,此时清政府在东北已经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


  盛京围场的范围非常辽阔,跨越今辽宁北部和吉林西南部的海龙、辉南、柳河、东丰、辽源、西丰诸地。据《大清会典事例·行围》记载,盛京围场南北约480余里,南自南三通河沿起,北至阿机格色合勒北的伊通河。东西约490余里,东至辉发城,西至威远边门,大致是一个正方形的区域。


  根据地域内水系流向,划分为东流水围场和西流水围场。民国初年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奉天大围场分东西流二围,自国初拨留是荒,有鲜围十五以捕鲜,大围九十以讲武。”


  围场以钢叉岭(今萨哈亮岭)为界,向东流入松花江的辉发诸河流域为东流水围场,俗称“东流围”,向西流入辽河的诸水流域为西流水围场,俗称“西流围”。按围猎方式和用途,围场又被划分为5种共105围,分别为御围11围,王多罗束围11围,鲜围14围,鸾远围6围,历年应捕围63围。


  这105围按地域分配,属于今梅河口、辉南县的有20围,东丰县境内有22围,今西丰县(辽宁省)有36.5围,今辽源市境内有9.5围,余者地点不明。


皇家行围与习武


  清王朝以武力得天下,因此历代皇帝尤其是前几代始终非常重视习武,满族历来将骑马射箭视作历练子孙才干意志的第一要务,而狩猎无疑是习武的最佳方式。


  作为平时习武的训练基地,围场内的天然生态环境可以让皇室后人得到实地锻炼,因为这里有大量活生生的动物可以让他们射猎,而且幅员广阔,尽可施展他们擅猎的技能。


  其实自努尔哈赤圈定围场之时,就包含了“帝王狩猎,择地讲武”之意,其目的是使后世不忘八旗骑射武备,随时准备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皇太极更是以骑射在立国征战中所起的作用来教育满洲后辈,告诫他们切不可“忘旧制、废骑射”。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他曾回忆道:“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在天聪六年 (1632年)十月那次行围时,皇太极更是“命诸贝勒、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以习骑射。”


  顺治皇帝为防止八旗将士骄逸自安、耽于游乐,不仅命其平时在南苑(又称南海子,北京古永定河一带)演练习武,行围狩猎,并且经常以身作则,“时行幸南苑,间或幸塞外行围,以习武备”。


  康熙皇帝更是秉承祖训,身体力行,亲率众贝勒臣子行围于各个围场。根据《圣祖实录》的记载,康熙帝一生到各围场行围的次数竟达156次之多。行围同时不忘嘱咐后辈“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而在于“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


  乾隆同样精于围猎,一生行围的次数与康熙不相上下。据《清高宗实录》载:“……至南苑射猎48次,前往木兰围场40余次,其他地方61次。”行围之时,又不断从祖训中悟出深意:“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至疏矣。”


  围猎因季节不同各有分别,古称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但盛京围场的行围只分春围、秋围、冬围三种,春秋围主要是演围,演练的成分居多,冬围才是真正的打围,更注重的是实战。


  无论哪种,每次都要如行军打仗一般不得有半点敷衍。按清制,皇帝行围时要对驻地的规模、住所的形制、随驾官员、随侍兵士、参加围猎八旗官兵的位置、序列做出严格的规定。要求官兵掌握布阵之法、合围之规及行围之令,参围者不管面临怎样的地形和环境,均不得离开队伍或随意串动,必须保持队列的严整和行进的有序。


  对于违犯规制者也有相应的惩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记:“顺治初年定,围场随猎官后人等,如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致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另外还对“驮兽觅箭迁延落后者”“越众骑射扰乱围场者”“隔山冈射箭者”等分别给予鞭笞、罚没、罚银、罚俸等不同处罚。而对于行围中骁勇善战者则论功行赏。因行围时均为实战,难免有被射死或射伤者,规定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


  行围完毕后,皇帝还要举行“燕贲”,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以尽兴致。


害鹿和哨鹿


  猎鹿是盛京围场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捕猎又要讲究方法,猎户在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常用的两种,即“窖鹿”和“哨鹿”。


  东丰一带所产梅花鹿性情温顺,耳目锐敏,善跑跳,喜群居,常在平阔的灌木林与森林连接地带栖息,很少步入高山密林之中。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猎户在鹿群经常出入的地方挖出长6尺、宽3尺、深8尺的陷阱,陷阱中间和顶部摆有两层井字形木杆,两层木杆的距离一般为4尺左右,下层木杆结实,上层木杆则又轻又细。上面的“井”字大,下面的“井”字小,形成漏斗形状。再在上面木杆上架些枯树枝,上铺浮土和草皮,外表看不出一点伪装的痕迹。


  另外窖的两边还要摆上一些较大的树枝作路障,迫使鹿在无路可走时踩到陷阱上。需要注意的是,鹿窖挖好后要隔半月后方可围猎,因为要去除新鲜的泥土味道,让窖上面长满青草,这样才不会被鹿识别出来。


  当围山赶鹿的猎人带着猎狗从四面包抄过来,一边奔跑一边鸣枪呼喊,其阵势已经让鹿只大为惊惧,走投无路之际,很容易就掉进他们埋设的陷阱里。中计的鹿被陷阱里的下层木杆架住,四腿悬空,动弹不得。随后赶来的猎人用绳索将鹿的腰部绑好,提到地面后再缚住四条腿装进木笼,用大铁车(无车辐的木轮车,外包铁皮)运回住处,以备白露节后向清廷 “旗务司”交纳应差。


  这种鹿窖如今在东丰县小四平镇古年村、福胜村、太阳村的双山子等地的草甸子或山坡上依旧能看到一些旧迹。常忆杰说,前几年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一个课题组还去过这些地方,拍摄到一些鹿窖遗迹的照片。


  所谓“哨鹿”,即通过人为模仿鹿鸣之声招引鹿群,诱鹿入围,继而捕获。据《清文献通考》记载:“每岁仲秋之候,鹿始出声而鸣,效其声以致之曰哨鹿。”皇帝及八旗将士在围场捕鹿时主要以此方法。


  每年秋季,正值牡鹿发情求偶之时,皇帝贝勒及众将士于五更前出御营, 事先埋伏到预定地点。待至黎明,命侍卫进入深山寻找鹿群,发现踪迹后,数十随围官兵身披鹿皮,手举假鹿头藏于丛林,旋即吹响鹿哨,发出“呦呦”的鹿鸣声,以吸引牡鹿靠近。待牡鹿进入合围圈内,急箭齐发,鹿随之殪毙。




围场里的猎物


  据《安图县志》载:“鹿以四五月遁,而生茸交以八月……长白山崇地冷,鹿乃以夏月,山熊多至秋,乃成群就暖向盛京围场而来。”同吋,志书里还有关于熊罴的记载:“盛京多窝集(森林),茂密蓊翳,连林数十里,熊罴每□伏其中,熊矫捷而罴憨猛,皆兽之绝在力者,甲戌行围并曾殓之,罴重千余斤,熊亦及半。”


  对于熊和罴的区分,最通俗的解释是“小者为熊,大者为罴,惟东土始逢之”。这里的东土既是一种方位的指向,又特指盛京围场一带。因为史料里特别注明:“熊各处皆有,罴惟吉林盛京始有,他处所无也。”


  早年长白山区的鹿甚至被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人们称其为“仙鹿”。这种仙鹿即是梅花鹿。“长白玉柱峰西坡时有花鹿往来,项有挂金牌者,挂银牌者,猎人击之迄不能中,俗称‘挂牌之鹿皆受封先朝,寿已数百年,名为仙鹿。”


  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清王朝对鹿的钟爱和保护却由来已久,挂牌之说也并非没有可能,至于“鹿仙”就另当别论了。


  鹿肉因味道鲜美自古就被视为珍懂美馔,周朝还将其作为宴宾的主食品。《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肉味甘,无毒,补虚羸,益气力,强五脏,养血生容。”猎鹿食鹿对于善骑猎的满族来说,一直是一种传统,鹿与清王室的日常生活也最为密切,从膳食到药用再到衣履杂项,几乎都能找到鹿的影子。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道光元年的近二百年间,仅盛京围场捕获猎杀的梅花鹿就有几十万只,如果再加上其他围场,数目更加庞大。


  大兽之中还有虎,就是抱朴子所说的“山君”,百姓称之为“山神”“神猶君”。虎多夜间出游,“二目一开一闭,光如燃烛”。猎人得之以其身尾之长短进行分类,大致分为“头牌”“二牌”。


  但在皇家行围时,遇到老虎等猛兽是不能随便射杀的,必须奏报皇帝,同时传报诸贝勒。皇帝或策马前去,或委人去猎杀。据《清实录》记载,康熙第二次东巡行围时,其亲手射杀的猛虎就达39只之多。


  另外还有狍、獐、貂、狐、貉、麋、豹、野猪等其他猛兽,只是数目相对少量,多凶猛狡猾,猎捕较为不易,平时偶有所得。


  围场里的野兔、雉、树鸡、鸠、雀、鸿雁等飞禽走兽也极为丰盛,可谓终日鸣叫不绝,声韵悦耳,行围时轻易就能捕获。


养鹿官山


  清咸丰时期,东北地区的财政经费向来不能自给,主要由户部拨款和内地各省协济,屡屡拖欠俸饷。面对“国用匮乏”之局,光绪皇帝谕示臣工集思广益,陈奏集款以应急需之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黑龙江将军增祺在奏文里提出“方今筹款之道只有开垦闲荒,次及山林川泽,皆自然之利也”。既然黑龙江可通过招垦达到自筹饷糈、省去调拨、实边垦地、保有旗屯等多重功效,那么奉天、吉林两地同样可以效仿。


  同年十二月,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开放西流围,奉天大围场仿照鲜围开垦之例,一律招民开垦。次年九月,西流围正式开始丈放,但此时东流围仍在禁围之中,尚能捕猎到鹿只,但不久东流围也被丈放用于垦荒。


  如此一来,阻断了鹿只从长白山向盛京围场迁徙的通道,不仅影响了鹿只的回流,也导致鹿只繁育的锐减,捕猎鹿只越来越难,可每年还要照例向朝廷进贡,虽然朝廷根据现状在数量做出了变更,一减再减,仍然难以完成数额。无奈之下,鹿官只好向民间购买。


  民间养鹿始于光绪年间,据《东丰县志略》记载,按围边横道河、沙河口、黄泥河、那丹伯台、孤山河台等设兵戍守,并置鹿趟安猎户四十八户,岁时由盛京将军遣陵官入围会猎哨鹿,以贡于朝。”


  何为鹿趟?常忆杰解释为“两山之间的山坳”,这种地形是野生鹿群喜欢柄息聚集之地,将这些鹿趟作为专属的捕鹿区域,交由当地四十八家捕鹿猎户看管,每年至行围进贡之季,这些猎户要配合盛京将军派遣的捕鹿官兵进行围捕。


  养鹿官山的开设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盛京围场一带的猎户将捕获的鹿放到圈里喂养,以此繁育更多仔鹿。这些猎户中就有一位叫赵允吉的擅长打猎,捕获喂养的鹿只在当地也最为可观,当围场处协领因捕不到鹿无法向朝廷贡奉时,便到他这里购买,赵因此被围场禀准谕令为养鹿人,并赐“鹿鞑”官职。


  为挖掘赵家养鹿那段历史,常忆杰曾多次前往小四平镇寻访赵允吉嫡曾孙赵光敏,了解到很多家族养鹿细节,如今赵光敏也已离世,整理出赵家那段养鹿历史就显得非常必要。


  当年朝廷为防止以后采办不力,批准在东流围荒局留官山一处,喂养圈鹿,“其至内有平地六百余亩,以为鹿圈花费之需”。此养鹿官山就选在伏力哈色钦(满语地名,今东丰县小四平镇)围内的一段荒山,范围为:东至太阳顶子迤东之秫秸堆大山,西至精奇兰大山,南至闹林子大山,北至梅河。


鹿鞑官与皇家鹿苑


  赵允吉究竟是何来头?常忆杰找出一本他曾经编辑的《东丰文史资料》第七辑,其中在《赵家趟子和他的养鹿事业》一文中有详细记述。赵允吉原籍热河省建平县三座塔村,生于咸丰五年 (1855年),祖上以种田为生,21岁时因家乡遭水旱灾害生活难以为继,便闯了关东。


  落脚地就在大肚川(现东丰县)的伏力哈色钦南边,那里当时居住着一些满、汉猎人,他们寻踪觅迹,下套挖井,能打到许多猎物。这些猎人性情豪爽,待人和善,经常周济赵允吉一家,赵很快与他们融入到一起。农闲时,赵允吉也随同猎人们一起到年木州(今横道河镇)和辽宁清原县一带打猎,将捕获的鹿运到开原马市去卖。


  开原马市又称为“关市”,始设于明朝,一度为东北最大的贸易市场。据《奉天通志》载:“马市者,系东北人与汉人媒介马、布匹之交易市场,除马之外,其他畜产品杂货亦兼及之。”当然,东北各地所产东珠、人参、黑狐、虎、豹、貂皮、蘑菇、松子等物产马市上也少不了。大肚川距开原马市仅150余里,猎户们经常赶着马车或骑匹快马到马市上去,将山货猎物售出,再换回些生活用品。


  赵允吉头脑灵活,憨厚耿直,不仅练就了一手“窖鹿”打猎的好身手,还成为鹿趟总头史庆云的拜把子兄弟。


  随着盛京围场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盛京将军希望选定一个地方集中喂养贡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十八家趟子总趟子头史庆云召集各家鹿户商议,准备选派一名猎户去京“面圣”,请求在当地建一座养鹿的鹿苑。各家趟子头都觉为难,史庆云便推荐赵允吉承接此事。


  那一年的白露节前后,赵允吉带上四十八家鹿趟猎户凑集的活鹿和鹿鞭、鹿尾等,共计二十余车,与盛京将军派来的护送官兵一起,踏上了进京的路程。


  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赵允吉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在向皇上陈述在大肚川圈养梅花鹿之事得到恩准后,即被封为“鹿鞑官”(相当于七品官),并赐黄马褂一套、黑红棍二根、木刻虎头牌一块,辟伏力哈色钦方圆四十里为养鹿官山地,朝廷拨给赵允吉40名骑兵的军饷,在此建立皇家鹿苑。 同时将吉林、宁安、牡丹江等地猎户所捕之鹿,连同大肚川四十八家鹿趟的鹿集中到这里,由赵允吉派人圈养。




  自此,赵允吉在伏力哈色钦附近的古年村建起了一座能容纳100多头鹿的鹿圈,名为“腰鹿圈”,又称第一鹿圈。赵家门上悬挂虎头牌,门前东西两侧各立一根御赐的黑红棍,对于侵犯官山地者,可以“格杀勿论”。就连喂鹿驯鹿的鹿倌都按清廷规制,头戴一顶以竹和犀牛毛自制的红缨帽子,以示皇家养鹿之人。


  此时赵家的鹿倌、炮手(守护家院的兵丁)、仆佣已有40余人。随着养鹿规模的不断扩大,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赵家又在今小四平镇一带建起一座可养三四百只鹿的大鹿圈,此时赵允吉的儿子赵振山已经28岁,除协助父亲管理鹿圈外,每年白露节还代父进京贡鹿,由此深得朝廷器重。不久便被宣统皇帝封为“鹿鞑官”,官位晋升一级,相当于六品官,并赐经背带一条,龙头拐杖一根,黄马褂一套。赵家也因养鹿飞黄腾达,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富户,据说每当新任知县到大肚川履职,都要先到赵家拜谒。


  皇家鹿苑客观上弥补了围场因逐渐垦荒所致贡鹿的不足,同时也促进了养鹿业的快速发展。咸丰时期,捕打贡鹿的事务时断时续,至同治和光绪时,随着关内流民大量涌入,土地大量丈放,致使梅花鹿等野生动物远避深山,终致无鹿可捕,盛京围场也就此结束使命。


  但赵家的鹿圈却不断发展起来,民国时期,赵振山又被任命为“国鹿名誉经理员”,继续为留居于紫禁城内的爱新觉罗皇室成员豢鹿,并每年派人送一只鹿进京,直至伪满洲国建立,赵家豢鹿这一差事才算终结。


纳贡定制


  东北地区出产的人参、鹿茸、貂皮、东珠等名贵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一直是清朝历代帝王及后妃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贡鹿更是围猎的大宗。


  史料记载,承担为盛京内务府捕牲进贡猎物的王多罗束围就达11处之多,另有捕获活鹿和肉食鹿的鲜围14处。盛京围场每年的贡品分为鲜围贡、冬围贡、鹿差贡和年贡四种,分九次进呈,其中常见的有鲜鹿尾、鲜鹿舌、鹿肉干、熊、狍、獐、野猪等三十余种。


  鲜围贡即每年初次进贡,农历八月份派旗兵进围场捕猎,小雪前后贡“初次鲜”,主要将鹿肉晾晒风干,十一月份向朝廷贡纳。


  冬围贡分两次进贡,是为“二次鲜”“三次鲜”。冬围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年(1682年)确定的,也就是康熙第二次东巡。是年四月,康熙东巡自乌拉回銮,一路途经各地均举行了军事行围活动,且对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讲述了行围的重要性:“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 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视马之肥瘠,酌量行围。”由此,康熙帝将各个围场行围的时间以谕令形式确定下来。


  鹿差贡分初、二、三、四次进贡,道光初年的鹿差贡每年还只是三次,但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增加了一次“附加贡”,变成了四次进贡,鹿尾、鹿舌的数量增加,却减少了鲜鹿肉的进贡数量。所贡物品除鹿肉、鹿尾、鹿肋条、鹿五脏等鹿产品外,还有狍、獐、野鸡类和鱼类。初次鹿差贡的时间大致在十一月份,第二、三、四次鹿差贡时间在十二月份。


  年贡又称“常规贡”,即盛京将军每岁呈贡物一次。年贡分为两类,一是进贡鹿羔,每二年进贡一回,十月份送至北京;二是进贡其他鹿产品和土特产,每年十二月份进贡一回。


  道光五年(1825年)之前,盛京内务府三旗年年都要派出捕牲兵三十名到盛京围场捕鹿,每年向皇室呈交生鹿130只,鹿干肉2700束。据《盛京典制备考》所记:“每年将军进贡三次,围场进贡三次,每次进贡都有皇帝的朱批数例。以鹿计,有干、鲜鹿肉、鹿舌、鹿尾、鹿肠、鹿肚、鹿肋、鹿肺、鹿肝等十几种之多。”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因围场不断被垦荒,牲兽日益减少,进贡数量逐次递减,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贡品常常不能如数呈进,时常少贡甚至停办,及至光绪初年,因盛京围场贡纳的鹿羔频频短缺,清廷不得不做出数量上的变更,将原来每二年一次捕送鹿羔的定例改为正拿年份解交鹿羔31只,补拿年份解交鹿羔29只。实际上能完成正拿年份已是难上加难,补拿几同虚设。及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只得核减鹿羔10只。


贡品解送京师流程


  作为颇受清廷钟爱的贡品,保证解送京师鹿羔的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既要制定完备的贡送流程,又 需要多个环节的密切配合。


  从盛京到北京,相隔数千里,且有明显的气候差异,为保证贡品尤其是鹿羔顺利抵达京师,清廷想尽 办法,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比如将每二年一次的捕鲜活动定在鹿羔生育旺盛的农历叫月,但此时又不能立即解送京师,只好交由盛京地方专人喂养。


  专门承办此事的盛京内务府要对所贡鹿只和鹿产品进行精心挑选,特别是作为北京各坛庙及祖陵祭祀所用的活鹿更是要求甚严。选好的贡物要走两段路线,一段是从盛京至山海关,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入关陆上交通的必经之路,清帝每次东巡也要走这条路,因此有“御路”之称。另一段是从山海关至京师,两段路程共计2049里,需半个多月才能抵达。


  清廷对于这些贡物的运输事宜特別重视,特意给各驿站配发了“勘合”和“火牌”两种邮符,即中央兵部发给各省、将军衙门使用的驿站凭证,相当于通行证一类,官员驰驿发给勘合,兵役驰驿发给火牌。对于这两种官牒的使用清廷有严格的管理,非急事、要事不得动用,并旦在使用数量上也有明确限制。


  这就保证了在有限时间内高效快速地将所贡物品运达京师,既缩短了运输周期,又可减少活鹿途中的死亡率。


  盛京围场捕获的鹿要先运送至省,再由省运至京师,路上还需有专人喂养。喂养鹿羔均以牛乳,朝廷要拨款给户部官庄所属的庄头,由其筹集数十头乳牛,还要配备数量不等的挤乳壮丁和赶车壮丁。可以想象,运送的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待贡鹿及其他贡品送至京师后,根据用途不同分别将其交付到太常寺、奉宸苑管理的南苑和静宜园,以及武备院、御茶膳房等多个部门。


  太常寺为顺治元年(1644年)所设,专司坛庙大祀,及中祀、群祀一应典礼,隶属于礼部。交到太常寺的鹿只主要用于每年祭祀所需牺牲。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顺治初年规定,祭祀用鹿由盛京办送,发牺牲所饲牧。牺牲所是太常寺下设于北京天坛外坛、专门负责饲养京师各坛祭祀所用牺牲的地方。


  但是到了康熙朝,盛京送往京师的鹿只并未送交太常寺,而是交到了奉宸苑,放入南苑喂养起来。奉宸苑为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是管理清朝皇家园苑的机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设,所管之处包括景山、瀛台、阐福寺、乐善园、钓鱼台等处行宫,以及南苑、圆明园、畅春园、玉泉山等处稻田。作为采捕衙门之一的南苑,蓄养的鹿只就包括从盛京送来的小鹿。


  乾隆十七年(1752年),祭祀所用鹿只改交到内务府下属部门掌管的静宜园喂养,但后期又移交回南苑喂养,规定静宜园“著留牡鹿一只,牝鹿三只,嗣后所进鹿只,俱交南苑”。


  此外,每年盛京将军还要向武备院交纳定量的鹿皮。武备院是清朝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初名鞍楼,顺治十一年(1654年)更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改为武备院,掌管宫廷所用兵器鞍辔、甲胄、被具等。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盛京将军每年交送鹿皮 160张,狍皮140张,熟鹿皮匠就多达33名。


  盛京所贡鹿产品被广泛用于武备院四库各库作处,如弓、箭、□头等项所用物料,就包括鹿筋、鹿角、鹿角根、黄白鹿皮等。


  相当一部分贡鹿产品被送到了宫廷内的御茶房和御膳房。御茶房负责提供皇帝日常与节宴的茗饮果品和宫廷祭祀场所的祭品,御膳房则是负责备办皇帝的日常膳食,料理节令宴席,以及提供宫中祭祀场所的祭品。仅乾隆年间盛京将军每年交到御膳房所备用鹿就有780只,狍210只,鹿尾2000个,鹿舌2000个,另外还有鹿肠肚、狍肠、熊、野猪、野鸡、树鸡等若干。


“马记鹿茸”


  鹿茸是鹿身上最昂贵的部分,被列入“东北三宝”。鹿茸的加工制作工艺异常繁琐,通常需20余次的水炸和风干,水炸后还要趁热将鹿茸整形制作,上好的鹿茸要符合形好、色正、不破皮、嘴头饱满、水头足等标准,这就要求在炸制过程中有极高的手艺,一般人很难掌握。



  早年东丰皇家鹿苑一带的鹿茸加工师傅都是从外地聘请来的,一位是从吉林乌拉请来的王玉林师傅,一位是从天津请来的朱坤武师傅。每年清明前后割茸、炸茸季节,皇家鹿苑的鹿鞑赵允吉一家就将二位师傅请来,为赵家加工鹿茸。


  此时赵家已是二代鹿鞑、赵允吉的儿子赵振山当家,看到二位师傅年事已高,赵振山有意让赵家鹿圈里的鹿倌马兴泰私下跟着学艺。


  马兴泰生于1900年,祖籍山东省东平县小坝村,因父亲早逝度日艰难,18岁时便闯关东来到辽宁开原,后投奔在大肚川鹿圈当伙计的老乡,从此被赵振山收留,当了一名鹿倌。


  为了学艺,马兴泰每天在喂鹿、清扫鹿圈的空闲,主动为炸茸师傅端茶送水,帮助搬柴烧火,拾掇用具及清理卫生,顺便暗自观察师傅炸茸时的技术要领,包括炸茸时间、火候、各环节的动作及程序等。平时,马兴泰对两位师傅的饮食起居也是关心备至,每天天不亮就把炸茸室内外清扫得干干净 净,炸茸工具擦净摆齐,让师傅非常满意,偶尔也教他一点技艺,几年工夫,马兴泰渐渐掌握了炸茸的关键要领。


  “民国”十七年(1928年)清明前后,到了炸茸季节,两位炸茸师傅还没有来,眼瞅着割下的茸如不及时煮炸就要腐败变质,造成巨额损失。赵振山急得火烧眉毛,这时马兴泰主动请缨,让他的内弟梁久荣当下手,按掌握的程序一步步操作,终于完成了炸茸工作。令人没想到的是,他所炸鹿茸在色、 质、型等方面,与二位师傅炸制的不相上下,自此,赵振山让马兴泰当了炸茸技师,不再外请他人。


  赵家在营口有一家“永源庆”药材批发货栈,主营鹿成药及鹿茸。当时市场上对于名贵药材如人参、鹿茸等流行一种“请公盘”的交易模式,即请经验丰富、办事公道的师傅负责验货、定等级,因为这类药材货色不同差价悬殊,外行极易受骗。


  请公盘由“大屋子”(相当于市场管理处)主持大屋子”师傅按货物品位对货品进行定价。马兴泰炸制的鹿茸因品质上乘,在药材市场上很快取代了王、朱二位师傅的地位,被“大屋子”当作定等定价的标准,甚至达到赵家鹿茸不到货,“大屋子”便不开盘的地步。


  历经百年,“马记鹿茸”声名远播,如今马兴泰的儿子马广富、孙子马学军已将这门技艺传承下来,成为马记鹿茸的第二代、第三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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