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預測學初探
引言中國文人歷來言必《四書五經》，實則多系《四書四經》而已。讀書人每臨《易經》（《周易》）多望而卻步，既有潛心披讀者，也是考其文辭者眾而諳其機理者鮮。至于能夠達到學以致用“用當通神”者，尤為罕見，既有之，也甚乏理解者。于是，凡有成功記載與傳說，也多將其神話。因而，關於“易學”──研討《周易》之學，常令世人霧裡看花莫名其妙。況且，凡屬真知識必皆應驗，極有使用價值：助善可以匡扶社稷，福利蒼生；助惡堪使餒虎添翼，貽患無窮！須知古來中國人爭鬥從無間斷，各方凡操利戈在手者，誰能授柄于人？因此，真傳難得。常以“半部真經”行文傳世，而另外“半部”人們則不立文字，只靠歷代口傳心授以延續。當然，這“半部”也會有一些片斷披露于歷代多種著述而文字各異。於是，以文字形式傳世的《周易》如無明師指點，就真如看“天書”一般，難以參悟易理，破譯爻辭，又添上一層神秘色彩！更有甚者，借其名而欺世謀利，竊其譽而裝飾門面，徒令“易學”信譽沾污，使世人真偽難分，良莠混雜，尤以弓杯蛇影之心境，聞“易”而蹙眉搖首。先父(李苦蟬)素重《周易》，視其為“世界最高度文明之一”推崇為“中國眾經之首”，對本人影響頗深。本人抱著參玄探英的心情，于丹青翰墨之余，亦不時涉足《周易》；雖未登堂入室，但胸中民族文化自豪之感已油然而生，愈激發了我對此道的興趣和歷史責任感。因此，覺得很有必要把有關這方面的部分陋見付諸文字。一、《周易》──從普遍意義上斟酌與把握事物變化規律的經典。《周易》一書之名，最早見于《左傳》。“晉代出土之汲冢竹書，乃戰國中期魏襄王殉葬之物，其中有《易經》……”（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專家們一般認為，《周易》最初的成書年代約在商周之際，歷經多人之心血勞動，始形成今天看到的《周易》。其來之久遠無疑矣！“系辭”即借古代傳說以證明其由來之古：“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此，對於《周易》之名，我認為理應首先按照其占文字之形意，以考其本意為妥。先看“周”字，甲骨文作形、金文作形，乃田地園圃之象形，為田疇之意，衍義而為廣野。《周易》乾卦九二又云“見龍在田……”，龍可游蕩之田”，其廣無垠﹗因而“周”又有“周全”、“周密”之義，如唐人描述“疏體由畫”為“筆不周而意周”，並且，“周”還有“周普”“遍及”之義，東漢人鄭玄的《易贊》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與“系辭”的“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相近。唐人陸德明在《經典釋文》中也認為“周”字為“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劉大鈞同志《周易概論》早已備引如上典藉，以佐證此義。那麼，“易”字又作何解呢？易之甲骨文作形，若雙手捧一水器注入另器之形狀。至金文，省作形，郭沫若見此已疑為“易”字初文云：“不見此形則不知其省文為何物！”大康則明確指出，甲骨文、金文中字乃皆中截取的一角之形，晚則訛作形，至篆已盡失初形之意象，訛變為。許慎雖漢代文字學之佼佼者，但所見出土古文字的資料並不比今人多，故于一“易”而望形附會為“蜥易”，又云“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實為漢時穿鑿之解，不堪信之。至近代，外國人又從“易”字上看出了鑰匙之形繼續穿鑿為“打開生命奧秘的鑰匙”之義了！殊不知，上古中國鑰匙絕無這類簧齒結構，如此考據之談，姑置可矣！當然，漢人以日月而喻陽陰變易，從而論述“易”理的用心誠可理解，例如魏伯陽《參同契．乾坤設位章》所云“日月為易，剛柔相當”正是以“剛柔”對應“日月”之詞句結構：“剛柔”者“陰陽”也，對諸“日月”之“為易”，實為“變易”之義了。至于“系辭”所說“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日月”，亦僅取其陽陰之意。因為它說的“象”乃“《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像”即人眼中感受到的象。須知，古文字“日”為，“月”為﹔在古文字里，“日”“月”相合的字只有“明”──“懸象著明”（！）──“明”之甲骨古為或形，恰是日月交輝之狀！由此看來，虞翻注《參同云》談及“易”時，釋其“字從日下月”誠然是以遲文之形在附會其意，是不合初文原意的解釋。故此，“系辭”云“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足見“易”之本義並非“日、月”，而是雙杯象形所示的“斟酌”之意。所以，對自漢以來的“日月為易”的主流觀點，我是不敢苟同的。綜上所述，《周易》之名應解釋為“從普遍意義上進行斟酌並把握事物變化規律”之意。至于《易經》乃後人崇之而加上去的尊稱，以昭其經天緯地之功。正如“系辭”所云﹕“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這，便是《周易》書名的本意吧﹗二、“易學”的本質是預測學人世間，凡無用之學皆難以傳世。《周易》之學能垂千載之久，為歷代智者、尊若神明，當必屬有用之學無疑！我認為《易》之本質正在于可預測事物發展過程與階段性結果，從而感到非常有用。正如《文心雕龍》所云“易惟談天，入神致用”。“系辭”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後人韓伯康解之“極未形之理口深，適動微之會曰幾。”“系辭”又云“聖人以此洗身，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何為“神”？“系辭”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古文“神”字之主體“申”的形常出現在（電）與（雷）中，乃在人心目中閃電之象形，實在“陰陽不測”﹗復加偏旁(示)乃祭臺之古形，以示神聖之義，敬畏天的變化不測之義。故虞翻云“神謂易也”（此處之“易”乃“變易”之義）。可知，這里的“神”非指神話的人──宗教偶像而言，乃指遠古時代人們心目之中主宰天地人的一種無形的力而言的，正如“系辭”所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實際上已是“客觀規律”的意義了！只要把握這種“神”──“客觀規律”，就可以為人所用。所以“系辭”告訴我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誠哉是言！應當認真地看到，我中國人這種偉大的客觀無形“神”之觀念由來甚遠，及至于老子的“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法自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道）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道……淵兮似萬物之宗……”范文瀾也感到了“老子……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並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只能任（順從）和法（傚法）不能違背它。”（《中國通史》）此觀念再發展到砸偶像的禪宗所力倡的“真佛無相”等等都很啟發我們貫穿思之！這裡暫不絮議。僅從這種或隱或顯的思想脈絡中去求索，亦即從我們祖先的思想印跡──《周易》之中認知到這“並無人格化的神”將是很有裨益的。《周易》可以“極未形之理……適動微之會”。而所謂“神以知來”正是預測事物未來的意思。而且，在這方面它具有相當精到的作用，誠如“系辭”所云“……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聲，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這種“知來物”的學問原先並不神秘，本是有簡單方法可尋的，“系辭”明示我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之，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對如此簡當有用之書，難怪孔夫子老年得之恨晚，嘆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深知“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之理的孔夫子自然會深知預測順逆可以減少過失，因而“韋編三絕”地閱讀《周易》。這誠可從另一方面感到《周易》的預測價值。然而，一談及預測，人們便會自然而然地以“邏輯思維”的常識想到：必需取到與某事物發展有關的一切確實參數（數據），並以它們之間應有的規律性關係──公式去運算，才能得到可信的準確的預測結論；就象現代的天氣預報一樣，連人造衛星都成為盡可能搜集全面參數之重要手段！對於這種預測方法，我們可名之曰“常態因果關係預測法”。但是，我們祖先卻發明了一種與之相反的方法，不妨相對名之曰“非常態因果關係預測法”。這種東方思維體系及其歷史成就，誠如西方智星愛因斯坦所感覺到的：“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商務版《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要想真正認識這一容易被人誤解與忽略的智慧體系，首先須打破“文明發達的今人頭腦智慧當然全面優勝于文明原始時代人的頭腦智慧”之成見。應當想到，人自沒有文明──文字、語言之前的歷史要大大長于有文明的歷史，那時的人類在生死相系的集群生活中必有絕對勝似蜂蟻鹿群的特殊聯絡功能與特殊的溝通思想之方法；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也必有絕對勝似“洪前鼠遷”“震前鯰躁”的預感自然災害之高級本能。並且，那時的人類也必定有相互交流傳遞與向後生傳授這些自衛自利知識的特殊（非語言文字的）方法，這是生存本能中必不能缺少的組成環節。到了產生語言之後方可“口傳心授”。到了發明文字之初，人們便可以用這原始的文字語言去記錄（回憶）那很有實用價值的史前智慧成果。然而，文字語言的原始﹑稚拙之局限，終歸不能完整詳盡地存錄它們。我認為，這應是《周易》其書產生前的情況。宋朱熹也認識到“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書（拙謂即‘符號’），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我們已知此點有誤，存其行文大義可也。）即今之《周易》。”古來皆有而近年方予重視的“人體特異功能”，以及“氣功態”誘發出來的同類特異功能這一客觀存在啟示我們：“人不學而能”與超乎常人的一些智慧與功能，正是人類頭腦中遠古無文明時代本能的高等智慧之遺傳基因，在偶然適當環境下的閃現，是極有價值的意外“返祖現象”！他們表現（反復再現）的不言而“語”、遙感、透視，特別是預感功能的實驗，一方面證明了“人類特異功能”的可喜存在，另一方面告訴我們：人類在不斷進化的同時還有其不斷退化的一面。人類文明成果日益發達的同時，無文明時代的可貴本能正在消退、遺忘！不要說一般人，既使象達爾文這樣的智者，也只看到了進化的一面，卻極其遺憾地忘記了那退化的但有可能創造條件誘發的另一方面。劉大鈞認為“根據大地震前牛不進棚、馬不進廄、老鼠搬家的情況看，在遠古時代，人的身上恐怕也有這種預知自然大變異的本領。後來，這種本能遺失在由森林走向社會的路途上了。人們為了追尋回這種丟失的本能，幾千年來，他們浮著自己那點小小智力的筏子，走過了多少曲折而漫長的路！”世界上第一位將“氣功”理性化過程著書立說的是漢代的魏伯陽。他正是借助《周易》原理來闡述“氣功”的一位先哲，其名著《周易參同契》對我們的“易學”致用與探索遠古智慧具有難以估量的深遠意義。偉大的魏伯陽在這項事業中何等明確地強調了理論與效驗的聯係！他說“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征。”英國李約瑟博士早給予此書以崇高的學術地位，國人心中又如何突破成見去深入認識此書以至《周易》的真正價值呢？從近兩年我國氣功界的學術表現來看，已說明了當代人們對《周易》價值與原理復興其本義的可喜認識！只有在這樣可喜而良好的識《易》環境下，我們的話題才能再回到“非常態因果關係預測”中來。這一命名很可能令一些人誤解為“不要任何參數依據，胸中無數地預測事務的發展。”我以為並非如此。下面試以闡明。所謂“常態因果關係預測”，乃是“先有象而後有數”，“非常態因果關係預測”則是“先有數而後有象”。前者是從“象”──具體的能被常識認可其存在的一切有關事物，及其已知的相互關係中，總結出以數學語言描述的既成結構，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軌跡曲線與形﹑質之變化狀況。從而可能以今知來──預測。現代智慧成果“系統論”中“運用數學語言描述各種不同系統的理論研究”和“信息論”中“用數學方法研究信息的計量、傳遞和儲存”的內容，都是“由象而數”的具體表現與運用。但在實際應用中，這類貌似“精確──確定”的數學就出現了“千慮一失”的死角。愛因斯坦發現“只要數學涉及實在，它就不是確定的，如果它是確定的，那就與實在無關”。它實際上只能從人們假設的“客觀”因果關係方面“詳盡”地描述實在，一旦要付諸實用（包括預測）──接受實踐的精確考核，則暴露了其間難以應付的“隨機性”與“模糊性”。數學在認識、描述事物的“必然性”與“精確性”組成的“確定性”方面駕輕就熟，但在認識與描述事物的“隨機性”與“模糊性”組成的“不確定性”方面則捉襟見肘。近代數學由此盡管已逼出了對付“隨機性”的“概率論”與對付“模糊性”的“模糊數學”，但由於西方思維體系模式的總體制約與強大的歷史慣性，總使它們跳不出“模糊的準確”之掌心。連“模糊數學”的創始人查德（LAZadh），也感到“人類推理所依據的信息本質上是可能的，而不是概率性的”。“比起隨機性，模糊性在人類認識的機制裡有著重要得多的作用”。（《模糊集》）在近代，勿論“一般系統論”與“廣義信息論”的概念內涵中，還是現代“軟科學”中，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了對原有數學體系的補充趨向。偉大的辯証法在月亮自以為給人類黑暗帶來最大光明時，以小小的繞月飛艇首次揭示了它背著我們的黑暗一面！靠“常態”之“因”而“果”的“預測學”，既然以“常態”令世人習以為常，就必然有靠“非常態”之“因”而“果”的預測學同時並存。然而，對這一方面卻長期鮮為人知。所謂“非常態因果預測”乃是“先有數而後有象”──以中國獨有的“象數”及其特有的變化規則來推演認識事物的未來。《周易》之用即在於茲。人們看來甚簡，無非是兩種（陰、陽以--、－符號表示）按三疊與六疊，依“重複組合”公式排成八卦與六十四卦；古人取陰陽之數組合成不同的卦象以推演問題。“系辭”云“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聖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慮之象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劉大鈞云“象由數來，理由象生……”此亦即苦老（李苦禪）生前常稱《易》為“數理哲學”之原因所在。這裡面的吉、凶、順、逆、休、咎、悔、吝確實比一、二、三、四來說，其含義的邊沿要模糊得多，但其指述事物發展階段之性質又是何等的準確！故此，我謂之“準確的模糊”。如此類推“數”來參悟、描述、預測一些具體事物的未來成敗、得失之可能性或其大體過程的發展曲線（包括末段的拋物線方向與軌跡）也就相當夠用了！這全過程正是《周易》“卜筮”之過程。我通過古今有關記錄特別是自身的屢驗，撥開了帝王時代層層愚民蒙昧的神秘迷障，深切感受到，《周易》“卜筮”之合理內核，這正是“非常態因果預測”的學問！三、《周易》的使用方法“卜筮”的出發點和目的就是預測事物的發展。這樣便需要一些方法，謂之“筮法”。《周易》的筮法記述，主要是“楪筮法”，其繁瑣亢慢，不簡也不易，恐非古法，或應古之俗語“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這“道”一如“引言”所談，是古人保守真傳的後果。“易學”發展到漢代，有京房披露的納甲筮法。到宋代有邵康節推出的“梅花易數”。以及道家秘傳的一些筮法。他們覓數組卦方面已使用金錢筮法，法雖殊異但在簡便快速方面卻勝于“楪筮法”。然而一般正統易學家們歷來多重視“上了書、刊了字”的“楪筮法”，其理蓋出自“大衍之數五十”云爾！似乎這是最可靠的古法。但值得深思的是，目前最古的《周易》版本帛書《周易》（西漢馬王堆出土）中卻沒有“大衍之數五十”的記載。這就大大啟迪了我們這樣的思路：古代筮法原本甚多，故簡而有效的方法一定相對存在于世。劉大鈞在《帛易初探》一文中指出“今本「系辭」中「大衍之數五十」章的筮法，恐怕並不是春秋時代人們用以占筮的古法，當時還有別的方法。因此，帛本「系辭」無‘大衍之數五十’章不會是偶然的遺漏，而是說明了帛本‘六十四卦’在占筮時，可能使用另一種筮法。”他還指出“西漢之《易》，並非僅僅田何一家。《漢書、儒林傳、京房傳》：‘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周易概論》）李鏡池在《周易探源》中也指出：《晉書》「束哲傳」載，在汲冢（魏襄王墓）發行竹書數十車，其中《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又有《易》縣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縣辭則異。”這說明“和《周易》並行的還有別的占書，到戰國後期還流傳”。晉代庚闡在《蓍龜論》中也以因物而象而數的客觀反映觀，溯之因數而象而知物的逆求思路，談到了“殊方之卜”的觀點：“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存吉凶焉。蓍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他認為蓍龜不過只是手段而已；正象黑屋內覓物，借月光或火光皆可覓，“夫求物于暗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工同也，致功之跡異也，……且殊方之卜……吉凶之應，不異蓍龜。”參悟此道，「系辭」所示極是：“天下同歸而殊途”“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尤其示知我們：“《易》則易知，簡則簡從”。那麼究竟甚麼方法簡易可行呢？魏伯陽云“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應驗率高的方法可行。昔“正統”與名家之法，前人之述備矣！不必多絮。本文僅就個人管見，部分地書諸于此。《易》之用法，諸方共性在于三步：第一步是取卦──因數成卦象；第二步是演卦釋象；第三步是因象得出預測結論，隨時監驗所測事物之發展，並在其到達預測目的結果時考核事先預測諸項結論的契合應驗率，以總結經驗與教訓，利諸後用。正如「系辭」明示“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之能事畢矣！”它尤其明示我們“極數之來之謂占”：因數而象而知未來。我想，凡真心探索真正學術者都不會專程繞過偉大先哲的正面去專門以偏蓋全！是都會分清象數預測的真正合理內核，以區別江湖騙財者的“筮占”，及無知與偏見者認為的“筮占”。四、我的方法──《禪易功》的實踐體會《周易》注疏眾多，世人多重“書上之法”固然必要，但民間口傳心授的珍貴方法卻往往被忽視，我頗感不當。其實，古來一直流傳有“天啟”﹑“雜占”之說。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周禮﹑春官﹑太卜》即指出“筮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可知那時就有三種《易》書供筮者用。至後世，又有一部顯然是使用了大量晚世語言成書的《奇門遁甲》，內中披露出很寶貴的民間《易》法。然爾令人遺憾又莫明其妙的是，此書竟被糊里糊塗地犯禁﹗可是問及禁者，又多未見過此書，即使讀過，也專挑瑕處大作文章而傷其玉，實在他自己也並未做過任何“應驗率”的實證記錄，只是一否了之。從自身學《易》之實踐深刻體會到，很多寶貴民間《易》法，皆與以上典籍有密切關係！這裡，我想也按前面說的“三步”把本人學到的《禪易功》略述如下：第一步，取卦。古人把萬事萬物的複雜變化歸結為陰陽變化之理──至繁而極簡之。這是《周易》的基本思想所在，正如莊子所云“《易》以道陰陽”。漢代《易緯、乾鑿度》又云“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但是陰與陽皆屬抽象的概念，又何以代“第二信號系統”（巴甫洛夫學說）的文字語言表現，而運用這種基本概念呢？晉代至南朝宋時的顏光祿有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他告訴我們，以“圖載”（在簡﹑帛﹑紙上存錄留用）的形式以示“理”（以抽象概念﹑抽象思維來認識事物的內在規律）這就要借助符號與解釋符號的“圖識”──文字了。首先，我們要從客觀事物中取卦成象，取陰陽信息以--與－符號排列成種種卦象；古人云，“象”者“像”也，“象”是客觀存在的物，“像”則是“象”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產物。這中間，觀“象”得“像”固然可靠，但在人的眼、耳、鼻、舌、身“五臟”感官中眼觀僅占其一而並非全部，它只是人們“常態感觸”範圍內有著普遍意義的感受方式而已。但是，自從人類遠古時代就有的“非常態感觸”直到老、莊、禪宗。所總結的另一類感受方式，大大提高了眼外之識的感知功能。在道家內功與禪宗啟發之下，以自身的練功實踐確切證實了“氣功態”──“非常態”時肌體皮膚的遙感功能。令我油然“心與古會”！我深切感到，《周易》“系辭”的如下一段文字正是取卦方法的精義所在：“《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此精論與老子所云“致虛極，守靜鴉焉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又何其相似？《周易》要領當在此處！在這種思想驅動下，我便從“系辭”中尋覓古人“取卦”方法和過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我理解此段的真意是：他（們）看到了天象與地理的變化，又看到了動物們的各種色彩與人間的神聖社稷（“地之宜”，按大康之考證“祭社曰宜”，故古人云“宜于土”，《禮記》也有“宜乎社……”之“宜”。）近取之于身的感受，遠取之于萬物在“身”與“物”之間“以通神明之德”。這“神明之德”恐即“眾妙之門”可以《易》云“往來不窮謂之通”，又云“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通”之後，就可以于“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清章學誠《文史通義》）這“微茫秒忽之際”“有物混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系辭”更明確啟示道：“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在這種體會中，本人即以禪功令意念定向于遙測的人與物，膚感立即傳來：酸、麻、熱、脹、串、沉、涼、疼、無感，各以不同的比例。輕重與先後而得感。其中，熱、脹、串為陽，涼、酸、麻、沉、疼為陰。以其取而成卦，簡易而快速，頗感方便。成卦，成八卦或六十四卦均可，乃根據需要而定。平日本人為速計，用八卦（伏犧、文王兩組八卦）已足夠識大體之用了﹗當然這裡應當說明，無禪功信念者若以此法取象成卦則幾如說夢，尤其對那些習慣于理解“常態感觸”的眼觀得象者，特別是心底裡總以“唯眼主義”代替“唯物主義”者，勸其思路轉到此法中來是及其困難的。甚而在一些同道心中，成規定法之習也總在或隱或顯地起著作用。君不見“系辭”分明提示我們“神無方而《易》無體。”──既然客觀變化“陰陽不測之謂神”，那麼，我們當然要以“無體”對待“無方”才能令主觀同步。在這門學問的探討中，我很欽佩那位有勇氣“重人之所輕”的清代史學家章學誠，他在《文史同義》中借論孔夫子作《春秋》而談到一種“反常”的思想途徑：“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不可得而拘，類列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後聖。此家學之所可貴也。”第二步，就輪到如何演釋所取得的卦象了。我認為，演釋卦象的根據，萬全來自實踐對應存錄。一是古人存錄的，例如：乾為天、為圓、為西北、為上……（詳見“說卦”）與後世類似的對應存錄，大有啟示之效。二是自己存錄的，例如：乾兌相聯為現代飛行器，為高層交涉，為辛勞而可……。坤、兌、乾、坎、艮連續出卦可大致預示所測事物進展維艱，上下交涉而最終“柳暗花明”……如此多卦迅出而逝（膚感），依其先後排列與各卦輕重感之不同，可大致預出所測事物的發展曲線。以上是排用“八卦”之法。還可排用“六十四卦”。此外恕不贅述。第三步，所預測的結論與所測事物未來進程結局的契合應驗率如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考核任何一種預言的最公平尺具！先人稱此為“應驗”。《參同契》明示“論不虛生，引驗見效”。如果有執意認為祖先只管占筮而不關心應驗的話，實在應該多讀點書。須知，遠在周代，卜官們就把每年內所卜諸事記錄下來，等到年底依照事實檢查對照一番，預測應驗了多少。《周禮﹑春官﹑宗伯》記有“凡卜，既事則系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中之中否。”任何一門學問的“信譽”二字首先在於“信”──預言兌現（應驗）率高，自然得“譽”堪用。若少驗失驗則必然少信失信，失信猶執之則形同欺騙，復巧言令色而苟全其說則必人詭辯之流。子曰“言而無信，不知其可。”其信譽掃地無疑矣！因此，我認為，這“第三步”應當是易學的根本目的所在。如躲避之甚至諱言之，則等于自將《周易》封鎖于書齋，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題目上點綴于學術界，卻失去了主要的應用價值──《周易》之外幾乎不可能頂替的價值。這裡順便要提到的是，在我探尋《周易》王國的途中，有多少人明指、暗示“小心迷信”。“小心”固然無可厚非，“迷信”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