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学术为业，待万古长青 ——悼恩师张树义教授 张 力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北京时间的中午1点13分。午后，阴雨，一连十来天的阴雨。午饭后，回到办公室，沏上茶，打开电脑，继续翻译工作，然后，微信闪了一下，点开，张树义老师的美国博士生扎西发来消息：“今天纽约时间晚上10:24，张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不幸去世了。去世时，身边有曹老师，张然和他的爱人，张老师的同学某某和我。” 电脑这头，身处台北冬雨中的我突然哆嗦得不行。 初识恩师 如果按学习阶段来看，我可能是张老师门下与他接触比较晚的。本科时学习行政法，虽然知道张老师是《行政法学》教材的主编，但因为懒得占座，所以即便舍友们起大早去300来人的阶梯教室占座听张老师讲课，我也没去，只是间或请他们录音，于是第一次听到张老师用低沉的声音讲授“行政主体”时说道“谁主体，谁被告；谁行为；谁被告”。转过一年，选择保研方向时，觉得行政法体系七零八落，颇为有趣，再加上那时因为没课，从舍友那里借了张老师的《变革与重构》来翻阅，觉得行政法似乎内含大开大合的气象，便选择了它作为专业方向。 不过，第一次真正见到张老师，那是在酒桌上，张老师在餐桌那头，我在这头。当时是法评读书会后，指导老师L教授创办的某学术网站周年活动，会后，经常参加法评活动的W师兄请来他的导师张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和师母，素来腼腆的我并没有与张老师说上话，只是记得张老师话不多，笑眯眯的。 等到再次见到张老师时已经是读研之后了，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者说是W师兄和T师兄的推荐，我在没有跟张老师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就幸运地成为了张老师的硕士生。那是2007年的9月，记得知道消息的那一天，在法大研究生院，我现在的太太对我说：这就是缘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讲求“天地君亲师”的中国人，在提到师生关系时说到的“缘分”二字，其实幸福得令人难过。 求学问道 我的硕士研究生生涯始于在北三环明光北里18号楼与张老师的见面，当时我与同门同一年级的L君、F君一起去家中拜访张老师，师母很热情，张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话不多和笑眯眯，印象中，他问了我们都看什么书，我那一年看的是卡尔·施米特还有毛雷尔，对德国公法体系蕴含的严密式美感和神谕式论断感到着迷，于是很紧张地跟张老师说了自己正在读的书。张老师笑着让我们去读读莱奥尼的《自由与法律》、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奥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似乎还有伯林的《自由论》，当时并不大明白他为何要推荐这些书，只是模糊地读过点苏格兰启蒙思想，直到后来我去了美国学习，研究思路慢慢转回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时，才真正明白张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自发秩序，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直到读研时，读完老师的代表作《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后，才明白，张老师时常说的“用法学术语去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其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张老师门下人才济济，虽不以数量见长，但法大曾有几位教授评价曰：成材率高。这给当时读研的我带来极大的压力，不仅张老师，而且其他高年级师兄师姐如LJ君、Y君等，见面必问：最近读过什么书。去他们的宿舍闲聊，两面墙五六个书架，必然堆满了各种书。这让我一度打算放弃以学术为志业，加之彼时自负，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做好，所以临近毕业时，还认真投考了公务员。不过，当时师兄Y君还有W君极力劝我考博，这让我很是犹豫，后来，我还专门短信问了同门非常热爱读书的L君是否打算投考张老师，他当时工作有些眉目，便回复劝我投考。于是，我便继续在张老师门下学习。 读博头一年，一次走在法大昌平校区的北门路上，张老师问我博论打算做什么，我答曰，想继续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问题，张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有点窄吧。因为硕士答辩时，当时还在北大的S教授问过类似的问题，我在答辩时心底里自负得很，还提出过要跟答辩老师们商榷，此事被另一位H教授开玩笑地戏称为敢在答辩现场要跟老师们“商榷”的“第三人”。不过，当时以及之后确实有过一番思虑和文献整理，便依旧自负地对张老师说，想用伽达默尔理论和中国权力结构转型角度来做这个问题，而且会跟W师兄从罗尔斯反思均衡角度的解释学路径完全不一样，张老师这才说：这样看还行。后来，读博一年之后，我赴美国学习，因为资料文献的原因，便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思路，转向做公民共和和自治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受到张老师从法社会学路数转向做自治问题的影响，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仍让我乐此不疲。 三尺讲台 张老师很少回复短信，在我第一次上讲台后，他曾发短信给我说，他视三尺讲台为挥洒生命和汗水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即便讲课讲死在讲台上，也是幸福之事。张老师第二次被查出癌症时，我记得是那年3月份。那个学期，我与老师给本科生合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老师上前半学期，我得知消息后匆匆飞回北京，结果见了面，张老师一瞪，问我回来干嘛，说等他讲完再说。后来好说歹说，再加上师母劝说，张老师还是又上了1个月，才把课交给我，让我接着讲“行政许可”。那时我在昌平还没有正经住的地方，在家属院租了个朝北寒冷的房间，哆嗦着出来走去上课，巧遇出来散步的老师，他还坚持陪我走到家属院门口，一路还提醒我说，给学生讲这部分时要注意从中国特色的“审批”切入，不要惟法条、惟教材。 还有一次，也是我刚工作不久，因为总是紧张于第二天要上课，睡眠不好。有一次我笑嘻嘻地说，因为入睡太晚，某日上午上课差点迟到，结果张老师又瞪了我一眼，说上课怎么能迟到。印象中，这是永远笑眯眯的张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对我说话。自那以后，每当第二天有课时，我头一天晚上一定是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妥当，以免迟到或准备不周。这两三年来，我继续行走在法大的校园里，每日都能面朝着从张老师家里同样能望到的军都山，穿梭在依旧不变的教学楼之间，走上的是张老师数十年来所走上的同一个讲台，在面对台下两三百号学生时，时不时会有一种恍惚感，觉得张老师就在隔壁的某间教室，声音浑厚：“谁主体，谁被告；谁行为，谁被告。”确实，中国人过去常说的“师父”二字，也是幸福得令人难过。 控权之心 张老师是法大第一届毕业的行政法研究生，那年是1986年，法大将大批自己培养的研究生留校，法治事业百废待兴，法学教育更是几近从零起步，年轻的行政法学更是如此。 2015年的夏天，暑假，张老师在北京协和医院刚做完手术，我与几位同门轮流在医院陪床。因为术后不消化，所以张老师需要不时起来在走廊走动一番，我是那种天生不善于家长里短闲聊之人，而X师弟来陪床时时不时能唱点京剧之类，所以我猜病痛中的张老师一定觉得我乏味。不过，我在的时候，总喜欢追问张老师去东北插队的事情，问1970年代末回城后如何投考北大以及在北大学习的事情，问怎么到法大学行政法还有当时都学什么的事情，问1989年行政诉讼法是怎么出台，当年在温州是如何打亿万富翁遗产继承案的，张老师总是笑眯眯地一一道来。我还问张老师为什么会觉得行政法中的控权论是对的，他说，做人做学问都不能和“事实”二字较劲，说这是中国行政权现状决定的，说93年随龚祥瑞老师去河南南阳蹲点3个月调研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当时总结出的老百姓对民告官有“三不”，现在依然如此，那么，控权就依然是行政法的根本任务；张老师说这不是学者的空想，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即便到了美国治病，张老师有一次还在跟我讨论D师弟的博士论文（从内部分析某地方政府的运作）时表示赞赏之意，认为做论文就应该关注中国现状，而现状决定了控权论依然没有过时。言犹在耳，我辈还将继续努力。 从最早见到张老师再到今天，十年有余，我从来没有听张老师说过一句自己做过什么大事或有影响力的事情，印象中唯一一句他的自我评价就是：我就是一介书生。然而，我却在求学过程中，时不时能发现张老师留下的痕迹：益民公司诉周口市政府信赖利益保护案、温州亿万富翁遗产继承案、海洋执法体制的早期建设……至于学术上的成就，我想作为学生的我是没有资格评价的。我所知道的只是，包括法大在内的许多学校现在仍在使用他主编的教材，对行政法学转型的研究仍然绕不过他当年的论著，如前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还有他与张尚鷟先生编的《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对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观察也离不开他参与编写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当学生们提起控权论时，跃入脑海的第一个名字一定是：张树义。 一路走好 2006年，在法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张老师有段致辞，很短，故摘录如下： 同学们： 是啊，张老师就是这样怀着一颗平常之心，站在转型的时代，话不多，笑眯眯地说：“秩序、法治、平等、自由、公正，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你们即将离去的时刻，想说的话可能太多。但这已然不是一个说话的时刻，既然你们终归要扬帆远航，作为老师只能倾吐自己的心愿：你们一路走好。” 张老师，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终归要远航，您也一路走好。 张力 2017年1月20日于台北南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