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河北衡水县人，因家中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于民国九年（1920年）16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京，在琉璃厂“海王邨”公园里西侧的“养拙斋”书铺学徒。掌柜的叫李同群，字雁宾，河北冀县人。父亲学徒期满后留在店中工作了两年，然后自己找房单干了。他名振生、字纯如，原来有一个字号叫“纯华阁”，是当时社会名流、书法家张朝墉题的字（见图）。但因为没有门脸儿房，有无字号无所谓。后来就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李纯如书店”。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他在小沙土园南头儿路南处租了间房，与当时有些名气的裱画店“大树斋”在一个院儿。后来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迁到了南新华街路西的安平里3号（现8号）。这个院儿是开“清秘阁”南纸店的周家的花园儿。院儿里的邻居中，卖古旧书的有三家、卖字画儿的有三家、卖古玩的有两家，卖碑帖的有一家，全是河北人。父亲还有两个师弟，一个叫张俊义，在万源夹道4号租房独立经营。另一个是孙殿起（耀卿）之弟孙华卿，在“海王邨”公园路西开了“荣华堂”书铺，后来在南新华街路西的便道上摆书摊儿。
父亲为人厚道老实，又好学，他收的书都是先自己看，然后再卖。他的书友、著名学者、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都说，父亲一辈子在同行中没跟人红过脸。他通过自己多年的磨练，眼力很好，精通版本目录学。他骑着一辆德国造的“蓝牌”自行车，在很宽的后架上带着书，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奔波于送书的路上。几十年来，通过古旧书，父亲结识了很多文人学者和社会名流，与其中的很多人
过从甚密，如符定一、李济深、章伯钧、张申府、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邓之诚、吕振羽、何其芳、向达、陆和九、汪慎生、冯至、陆宗达等。记得公私合营以前的20世纪50年代初，常到家中与父亲谈书、找书的人中，就有启功、阿英、余嘉锡等人。他们只要来琉璃厂，必到我家小坐。在其他胡同中居住的“文商”们的家中也同样常有名人光临，这是那时行业的特点。所以，浸润着泱泱中华文化的不仅是东、西琉璃厂，还包括上面提到的琉璃厂附近的这些胡同，它们同样留下过名人的足迹，一些院落中曾闪动着他们的身影。
在当年父亲骑车给一些文人学者家中送书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给我讲的一件事。一次，父亲去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家中送书，他正在给几位学生讲课。其中有启功、余逊、柴德赓等人。这时陈垣示意家人给父亲搬来了一把椅子，让父亲也坐下听。从此，父亲知道了上课的时间，便经常在这个时候给陈垣送书，听他讲历史、讲国学。有一回父亲去早了，陈先生正在吃早点，是白米稀粥和油煎馒头片儿。据说每天早点都是如此。这么大的学者饮食真是一点儿都不讲究。在和陈垣的交往中，他还给父亲题写过一幅扇面，笔墨功力非常深厚。后来配上了扇骨，至今仍在家中完好地收藏着。
父亲在世时常和我念叨他当年做买卖时的故事。因我那时年轻，什么经、史、子、集，我根本不着耳朵听，差不多都忘了。只记得他和位于厂甸4号（当年此院共住五家，全是卖古旧书的）的“宝铭堂”掌柜李建吉（字书谦，冀县人）等人合伙买书之事。因我儿时父亲常带我去“宝铭堂”玩儿，所以印象较深。那次他们买的是京城著名藏书家李盛铎的一批藏书。后来我问父亲买的都是什么书，父亲说多为钞校本及明、清刊本。其中“汲古阁”毛氏钞本《九僧诗》，书很干净、品相很好。是“毛钞”之精品。这里说的毛氏是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更以编书、抄书、刻书名扬天下，时至今日，毛刻本已很少见，且价格不菲。
本文的前边讲到了，我们住的这个周家花园里，一共有九家都是在琉璃厂做生意的，单说前院儿西屋的白家，亦是卖古旧书的。公私合营后在“北京市中国书店”当收购员。他曾在京城著名藏书家关赓麟处买到了一部宋版《楚辞集注》。共8卷，书干净整齐、品相很好，又是全套的收藏近千年真是不易。当时轰动了古旧书业。据说此书买时很便宜，是因为主人已过世，后人不懂，后来“北京市中国书店”又给卖主送去了一些钱。这是一部海内孤品，价值连城，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此书现为国家图书馆收藏）我父亲是河北衡水县人，因家中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于民国九年（1920年）16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京，在琉璃厂“海王邨”公园里西侧的“养拙斋”书铺学徒。掌柜的叫李同群，字雁宾，河北冀县人。父亲学徒期满后留在店中工作了两年，然后自己找房单干了。他名振生、字纯如，原来有一个字号叫“纯华阁”，是当时社会名流、书法家张朝墉题的字（见图）。但因为没有门脸儿房，有无字号无所谓。后来就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李纯如书店”。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他在小沙土园南头儿路南处租了间房，与当时有些名气的裱画店“大树斋”在一个院儿。后来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迁到了南新华街路西的安平里3号（现8号）。这个院儿是开“清秘阁”南纸店的周家的花园儿。院儿里的邻居中，卖古旧书的有三家、卖字画儿的有三家、卖古玩的有两家，卖碑帖的有一家，全是河北人。父亲还有两个师弟，一个叫张俊义，在万源夹道4号租房独立经营。另一个是孙殿起（耀卿）之弟孙华卿，在“海王邨”公园路西开了“荣华堂”书铺，后来在南新华街路西的便道上摆书摊儿。
父亲为人厚道老实，又好学，他收的书都是先自己看，然后再卖。他的书友、著名学者、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都说，父亲一辈子在同行中没跟人红过脸。他通过自己多年的磨练，眼力很好，精通版本目录学。他骑着一辆德国造的“蓝牌”自行车，在很宽的后架上带着书，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奔波于送书的路上。几十年来，通过古旧书，父亲结识了很多文人学者和社会名流，与其中的很多人过从甚密，如符定一、李济深、章伯钧、张申府、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邓之诚、吕振羽、何其芳、向达、陆和九、汪慎生、冯至、陆宗达等。记得公私合营以前的20世纪50年代初，常到家中与父亲谈书、找书的人中，就有启功、阿英、余嘉锡等人。他们只要来琉璃厂，必到我家小坐。在其他胡同中居住的“文商”们的家中也同样常有名人光临，这是那时行业的特点。所以，浸润着泱泱中华文化的不仅是东、西琉璃厂，还包括上面提到的琉璃厂附近的这些胡同，它们同样留下过名人的足迹，一些院落中曾闪动着他们的身影。
在当年父亲骑车给一些文人学者家中送书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给我讲的一件事。一次，父亲去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家中送书，他正在给几位学生讲课。其中有启功、余逊、柴德赓等人。这时陈垣示意家人给父亲搬来了一把椅子，让父亲也坐下听。从此，父亲知道了上课的时间，便经常在这个时候给陈垣送书，听他讲历史、讲国学。有一回父亲去早了，陈先生正在吃早点，是白米稀粥和油煎馒头片儿。据说每天早点都是如此。这么大的学者饮食真是一点儿都不讲究。在和陈垣的交往中，他还给父亲题写过一幅扇面，笔墨功力非常深厚。后来配上了扇骨，至今仍在家中完好地收藏着。
父亲在世时常和我念叨他当年做买卖时的故事。因我那时年轻，什么经、史、子、集，我根本不着耳朵听，差不多都忘了。只记得他和位于厂甸4号（当年此院共住五家，全是卖古旧书的）的“宝铭堂”掌柜李建吉（字书谦，冀县人）等人合伙买书之事。因我儿时父亲常带我去“宝铭堂”玩儿，所以印象较深。那次他们买的是京城著名藏书家李盛铎的一批藏书。后来我问父亲买的都是什么书，父亲说多为钞校本及明、清刊本。其中“汲古阁”毛氏钞本《九僧诗》，书很干净、品相很好。是“毛钞”之精品。这里说的毛氏是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更以编书、抄书、刻书名扬天下，时至今日，毛刻本已很少见，且价格不菲。
本文的前边讲到了，我们住的这个周家花园里，一共有九家都是在琉璃厂做生意的，单说前院儿西屋的白家，亦是卖古旧书的。公私合营后在“北京市中国书店”当收购员。他曾在京城著名藏书家关赓麟处买到了一部宋版《楚辞集注》。共8卷，书干净整齐、品相很好，又是全套的收藏近千年真是不易。当时轰动了古旧书业。据说此书买时很便宜，是因为主人已过世，后人不懂，后来“北京市中国书店”又给卖主送去了一些钱。这是一部海内孤品，价值连城，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此书现为国家图书馆收藏）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住家在椿树地区，与八大胡同隔街相望（南新华街）。我记事儿的时候北京已经解放了。初中是在韩家潭（韩家胡同）的95中学上的。这所学校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其旧址即是一家四合院式的妓院，名曰“名花院”，其规模在平房式的妓院中是比较大的。在清康熙年间，这里是李渔的芥子园。而比这里还要气派的一家妓院就是它西侧的“美仙院”，也曾是芥子园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封闭全市的妓院时，这里曾是集中妓女学习改造的临时教养所。20世纪50年代，宣武区图书馆占用此地。因我们学校就在隔壁，所以班上的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借书证或阅览证。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去宽敞的阅览室浏览报刊。这是一个有着两扇朱红大门的座北朝南的三进院落，青砖灰瓦、古朴幽雅的房屋和花园般的庭院里种着几棵高大梧桐树，使人多少能够领略几分它往日的繁华与风采。据说，美仙院是个南方班子，一水儿的江南妙龄女美若天仙，故此得名。当年韩家潭有二十多家一等妓院，像燕春楼、金凤楼、满春院、庆元春等，而美仙院以姑娘美、环境美最出名，位列这些妓院之首。
时过境迁，宣武区图书馆于20世纪70年代迁到了教子胡同。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你非常熟悉的东西在你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你全然不知，可一旦你发现时会感到很惊讶。我自打从95中学毕业后，几十年间很少去韩家潭，也不怎么从那里走，虽然住家就在附近。那一天我与几位同学旧地重游，想到母校去看看，却首先发现那座保存非常完好的庭院式妓院——美仙院，自从宣武区图书馆搬走后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有建筑早就推平，几经变更，在院中盖起了一栋四层楼房，树木早被砍伐了，门口儿砌起了一道灰色围墙，铁栅栏大门，西侧还开了一个有大玻璃门窗的铺子，却并不营业，也不挂牌匾，连门牌号儿都没有。从此路过的行人绝不会知道它从前的模样，也绝不会晓得它曾经的“风光”。
和煦的春风吹绿了萋萋芳草，吹开了似锦繁花也吹醒了萌发的万木。榆树也不甘寂寞，悄悄地钻出了嫩绿的榆钱儿。
榆钱儿是榆树在未生出叶子之前先长出来的呈圆形、小且薄的翅果，其中间是籽儿，像小钱币似的，因此得名。那众多的小榆钱儿一串串地生长在枝条上，在清风中颤动摇摆，成了春天里独特的景致。北京人把榆钱的后面加个儿化音便成了“榆钱儿”。
榆钱儿的学名叫榆仁、榆荚，其实是榆树的果实也是种子。它在树上成熟的时候就干枯了，变成了黄白色，随风飘落。不久就可以在路边、墙根儿等处看到新长出的小榆树苗儿，很容易成活。
榆钱儿生吃口感很好，香嫩脆软，十分可口儿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还是吉祥语“余钱”的谐音，所以很受人们的喜爱。吃榆钱儿的习俗古已有之，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喝了榆钱儿粥后，写出了“杯盘粉粥春光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诗句。
榆树在京城很普遍，许多地方都有种植，而且不乏百年以上的老树。京城还有不少地名是以榆树命名的，像榆树大院、榆树巷、榆钱胡同、双榆树等。
我家曾住过的院儿里有两棵高大挺秀的榆树。记得儿时每当春天的时候，树上便结满了榆钱儿，我就和小伙伴儿们拿着长长的竹竿儿够树上的榆钱儿吃，把枝条儿上的榆钱儿用手捋下来装满了衣兜儿……
妈妈每年都会给我和爸爸用榆钱儿做几顿饭食，除了用榆钱儿蒸窝头、熬粥外，吃的次数最多的便是“拿糕”。
“拿糕”是那会儿老太太们的叫法儿，就是将玉米面掺上榆钱儿，放入适量的水搅拌均匀，放在蒸锅里的屉布上蒸，熟后盛入碗中，调以盐蒜汁儿，口感极佳、风味儿独特。
此外，我家还吃过“榆皮面”，即用榆树皮磨成的面。那年妈妈不知在哪儿淘换来了点儿榆皮面，烙了一次饼，吃了两顿面条儿。我见妈妈将白面和榆皮面分别用水和好，把两块面团分上、下摞在一起，擀好，切出的面条儿是白和浅褐色两种颜色，非常好看。吃起来真是“旱地的香瓜儿——另一种味儿”，非常地道！
从榆钱儿在树上生出来的早春天气，到成熟后飘落在地的暮春时节，短短几十天“匆匆春又归去”。千枝吐蕊的大好春色不能永驻人间，看着繁花已尽、榆钱遍地、柳絮飞雪，怎不令人伤感。“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该是多么幸福的事。谁不向往美好的生活！但芳菲已尽，“长恨春归无觅处”，所以历代的文人墨客写了不少伤春、饯春的诗词。有一首清代词人王鹏运的《点绛唇· 饯春》，我以为是同类作品中写得较好的。我的朋友、著名书画家郭子绪先生用草书为我书写了这首词，早已装裱成轴儿，一直挂在书房里：“抛尽榆钱，依然难买春光驻，饯春无语，肠断春归路。春去能来，人去能来否？长亭暮，乱山无数，只有鹃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