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慕尧分管上海外事的那些年，正是中国逐渐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那些年，而作为昔日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也从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走进来。在这股中外交融的大潮中，周慕尧不仅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而我们的交流，就从他担任友协会长说起。 专访周慕尧是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间会议室中。那天，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国际院共同举办“民间外交的实践与理论”研讨会。2016年是上海友协成立一甲子，作为友协前会长，周慕尧也应邀参加了活动。
周慕尧的职业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前28年在大学里面工作，最后担任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而从1993年起，他进入市政府工作，1998年到2003年担任分管外事的副市长，而在2002年至2009年，他还兼任上海友协会长。
周慕尧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 真朋友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 上观新闻：您在担任友协会长期间，见得最多的是哪位外国友人？
周慕尧：他叫江草安彦，生前是日本社会福利机构旭川庄的庄主，这是一家专门为残疾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
我注意过在日本旭川庄的一个细节。养老院的电梯共三层，电梯口写着“只提供老年人和残疾人乘坐”，不管你是院长还是贵宾，都不能乘。我当时就想这个养老院还不错，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都经过江草安彦老人的培训。
上观新闻：江草安彦先生被授予上海首批“荣誉市民”称号。
周慕尧：他是实至名归。2015年老人故世，在他最后的20多年里，一直坚持与上海友好交往。应该说，在上海民政事业的提升过程中，有他的很多贡献。老人每次来上海，我都见他，这在我的外事生涯中也很少见。
要知道，在民间交往过程中，真朋友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这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在那段最困难的时期，上海宾馆里都没什么外国人住了，但这些人照样来，这就是真朋友。
上观新闻：我想，江草安彦与您的交往，也是上海新时期对外交往的一个缩影。
周慕尧：在新中国初期，因为受到美国的封锁，那时候交朋友蛮难的，交的都是小朋友、穷朋友。等到了我分管上海外事的那个时候，我们交朋友的面就宽多了，接待的人也多了，而且接待的外宾，不再是我们政府出钱请的，基本上都是自费来的。
上观新闻：上海对外交往的思路是不是也要随之转变？
周慕尧：对。从被动变主动，从纯粹的交朋友、谈友好、举举杯，变成有实质、有成果、出效益的交往。
这与中国经济实力提升有关。以前我们经济不行，你把人家请来了，人家还要给你捐点钱，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可以支援别人了。交往中有了海外资源，上海就可以提供给下面的区县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区县也可以组织与海外的青少年交往、搞一些合作项目。这样对外交往就变得务实了。
图片摄影：邵剑平 上海市民走出去还要看深层次的东西 上观新闻：来的民间朋友多了，友协的工作是不是也重了？
周慕尧：民间交往跟官方往来之间，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如果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那就非常不明智了。举个例子，有些领导人退下来后到上海，你就按民间友人的标准来接待他吗？这样的落差太大了，细心的东方人最能理解。
上观新闻：当时，因为经济原因，上海开展民间交流不容易。
周慕尧：我们也想开展民间交往，学一些外国的长处，但市民身上没有钱，当时工资才多少，怎么可能花几万块钱出国？我当时就有遗憾，不能让民间交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完全有条件了，这两年我也经常自费出国旅行，早上在浦东机场看到出去的人多得不得了。
上观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许多百姓一出国就大包小包地搞采购。
周慕尧：说实在，这几年下来以后，我感到上海市民已经不满足于看看风景了，大家可能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交流。
我就在想，与其让旅行社组织游客去购物，还不如组建一些民间社团，组织一些市民出去与外国友人深度交往，相互取长补短。我觉得，这样的社团组织未来可能成为民间交往的巨大动力。
上观新闻：一旦民间交往多了起来，管理部门的角色是否也要改变？
周慕尧：是的。如今要把原来的政府办外事，转变成政府管外事、政府领导外事。外办创建一些条件，搭建一些平台，让对外交往中的资源传递到需要的方方面面，后者利用这些资源做出一些实事。
2007年12月14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周慕尧在东湖宾馆会见朝鲜城市联盟主席、开城市市长金日根。 你要什么上海就会给什么，关键是你要什么 上观新闻：与其他省市区相比，上海开展民间交流的优势在哪里？上海的历史算不算？
周慕尧：对上海来讲，半殖民地经历是件坏事，但因此接触外部世界早。解放后，很多看起来貌不惊人的上海人，多多少少能讲一点洋泾浜的外语。直到现在，外交部的好多领导都是上海人。虽然如今中国全面开放后，这一优势在逐渐丧失，但上海的先发优势，会带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效应，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受用。
就拿我个人来说，小时候生活在提篮桥，当时犹太人跟我们住在一块。我母亲跟我讲，“你小时候刚生下来，犹太人还抱过你”。有了这段经历后，犹太民族对上海的感情就不一样。上海筹建钻石交易中心、举办上海市长咨询会议、引进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滴灌技术，我们的犹太朋友都帮了很大的忙。
上观新闻：开展民间交流，最重要还是要看人。
周慕尧：上海人做事精细、守规矩，这也是上海民间交往的一个优势。外事无小事，无论是民间交往还是官方交流，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如果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就会产生不好的对外影响，甚至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伤害。上海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当时外交部的同志信任上海，把事情交到上海后他们就放心了。
我还想提下上海的外事队伍，无论外办还是友协同志，他们懂规则，守规矩，能干事，我对他们非常满意。
上观新闻：那么，在交往中，上海的决策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周慕尧：相对来讲，上海市政府比较开明。一方面，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能想到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也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从镕基同志开始，上海市长咨询会议一直开到现在，如果没有这个氛围的话，开个两三届也就差不多了。
当然，上海搞民间交往也有不足。优点背面就是缺点，从魄力方面来看，我们有时还比不上一些地方，很多事情都要辩证地去看。
很多年前，我从学校到市里工作，碰到一位上海老领导。他跟我讲，上海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城市，你要什么它就会给你什么，关键你要什么。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有没有本事，人家一看就知道
2006年10月23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周慕尧在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会见加纳阿散蒂国王图图二世。
上观新闻：您在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同时兼任市外办主任，这个情况比较少见，当时市委市府是怎么考虑的？
周慕尧：2001年上海要举办APEC会议了，原来的外办主任调到北京工作了，再选一个外办主任可能来不及了，我就兼任外办主任直到离开市政府。
上观新闻：当时筹备APEC会议压力大吗？
周慕尧：2000年的APEC会议是在文莱举办的，那年4月我去当地考察，一圈转下来，我很吃惊。因为文莱有句话，全世界最有钱的是我们国王。它办得特别豪华，所有东西全是从外面买来的，它连警察都要买，宾馆不够了，就买一艘大游艇来给客人住。
我们没有享过福，也不知道怎么样叫享福。当时我就说，上海即使再给我10个、20个亿，我都办不成文莱那个样子。
上观新闻：比花钱肯定不行，您想出什么高招了吗？
周慕尧：那段时间我基本没睡好觉。我们想出的第一招，就是晚上在外滩大楼、黄浦江里放烟火。当然，那时候还没考虑到环保。第二招就是确保所有环节丝丝相扣，这种调控能力不是谁都有的。就拿领导人座车停到会场门口这事来说，时间要掐得准。司机都是半夜12点钟操练的，我在边上，一辆一辆过。
上观新闻：我还记得当年赠送给领导人的礼物是21个图章，合起来叫“涌动的太平洋”。
周慕尧：当时文莱对礼物没有很好的考虑。因为领导人礼物看多了，他们也不在乎，拿来就一丢，因此我们想在礼物设计上一定要到位。我们找了一块像太平洋的石头，然后把这块石头割成21个图章。哪位领导人丢了一块，这个“太平洋”就拼不起来了。
上观新闻：后来，那届APEC会议的评价如何？
周慕尧：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当时讲，“我真服了，上海做到一点缝隙都没有”。实际上，我们是发挥了上海人做事比较细的优势。
上观新闻：上海人民没有给国家坍台。
周慕尧：APEC会议举办前的那年6月，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上海五国”元首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急着赶飞机，因此没时间移动会场。也是说，要在半个小时内，把会场变成宴会厅。酒店老总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不可能也要变成可能，半夜里我跟你们一起练，结果最后真办成了。
那天我送普京去飞机场。因为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否会参加10月的APEC会议，外交部让我问一下。在车上，普京跟我说，上海工作做得这么严密，我没有理由不来。
上观新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也是一种城市精神。
周慕尧：你要让人家看得起你，没有一股精神是肯定不行的。你有没有本事，人家一看就知道。
给外宾讲半小时上海发展，他是不要听的 上观新闻：您一年大概要接待多少外宾？
周慕尧：我最忙的时候，一天接待八批人，一年大概200多批外宾。
上观新闻：接待的过程会不会像报纸上写得那么简单？
周慕尧：对外宾来讲，受到市领导接见，他感到受到重视了，这是礼仪作用。但接见还要有实质内涵。你讲两句不咸不淡的话，别人下次就不愿见你了。你每次总得要给人家一些东西，得到人家一些东西，这样的沟通才会长远。
因此对我来讲，每次接待外宾之前，自己都要做好功课，否则你拿着稿子念，人家觉得太公式化了。
上观新闻：您不喜欢照本宣科。
周慕尧：人家大老远过来，你先给人家讲半小时的上海发展，他是不要听的。我的做法，外宾来了后表示欢迎，接下来大家一起讨论，包括敏感问题在内都可以谈。
上观新闻：放开交流会不会风险较大？
周慕尧：第一，你要知道中国的底线在哪里，第二，你要了解外宾的情况是什么，两者都清楚后，你就可以跟他放开谈。
我觉得，不敢谈敏感话题，无非就是怕承担责任。但你把国家的利益跟你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起称一称，当然是国家的利益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你稍微有点失误，国家也会理解的。当然，我们这些人都把国家利益抱得很紧的，因此不大会出现失误。
上观新闻：沟通得越充分，越能消除误解。
周慕尧：一次我会见美国议员。他们提出邀请我访问美国。我讲，谢谢我不去，因为我是代表上海去美国的，你让我在安检的时候脱鞋子，手举起来，摸我胸口，我受不了，不去总可以吧。
上观新闻：美国议员怎么解释？
周慕尧：他说这是为了安全的需要，请你谅解。我说我不能理解。我跟他举了个例子，2001年“9·11”后，为了保证布什总统访问上海的安全，我们半夜12点到凌晨2点把黄浦江都摸了一个遍，所有的安保工作都在半夜里完成，市民当时都不知道。
我告诉美国议员，我们的理念是99%的人是好人，你们的理念是绝大多数人是坏人。你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那么达成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上观新闻：他接受了您的解释么？
周慕尧：他听后恍然大悟。其实，好多事情都需要沟通，我也没向他强烈要求美方该如何如何，但你把道理跟对方讲清楚后，就能消除误会。
上观新闻：除了沟通之外，该说的话是不是还要说？
周慕尧：对。在外事接待中，并不是说完友好之后，对方什么观点都能接受。举个例子，一次在新锦江大饭店，我接待一个法国对华友好团体。他们之前刚参观过卢湾区，看了过去的法租界风情。见到他们兴奋的样子，我感觉有点麻烦了。
上观新闻：他们回去会传递出法国在上海的殖民地还是成功的信息。
周慕尧：没错。我当场就跟他们讲，你们看这些地方保护得很好，感到很高兴，但是你们不要忘了，当年在这个地方被殖民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的感觉跟你们不一样。我告诉法国朋友，上海把法租界地区保护的这么好，并不是怀念殖民主义，更不是为他们歌功颂德，而是保护的是法国人民的创作和财富。
我还跟他们说，法国殖民者给上海带来了很多痛苦，我想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有兴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上观新闻：该说的丑话还得说。
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周慕尧在少年儿童的陪伴下进入会场。 你做得越多，对自己的提高越大 上观新闻：您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外事工作，有哪些收获？
周慕尧：一句话，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什么道理呢，因为我当了28年的大学老师，从来没有一个人讲，周老师你的知识面很宽。为什么呢，老师懂得的是书本里面这些东西。
等我去政府管外事后，交了方方面面的人。你想一年200多批人要接待，接待前我要看许多的资料，接待中跟外宾有很多交流，实际每天都在上课，每天都在丰富自己的知识。这对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认识问题能力，都是很大帮助。
上观新闻：有付出才有收获。
周慕尧：我们上一辈人都教育我们，多做事情是不吃亏的。做事情像磨刀一样，你做得越多，对自己的提高越大。如果不做的话，你就在自己耽误自己。这个理念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大。
上观新闻：问个私人问题，您退休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周慕尧：好多同志都有点困惑，感到以前很忙很忙，一下子静下来会不会生病，我觉得我不会。我原来是当教师的，任务就是坐在写字台前，所以我静得下来。我想，退休后要健健康康生活，减少国家和组织上的负担，也减少家庭的负担。还有一点，不要没事找事，但有事的话也不要推卸。
上观新闻：这句话怎么理解？ 周慕尧：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就再也不参与任何政府工作了。但如果方方面面的同志需要我支持，我都会来的。不过，年轻同事能干的事情，我绝对不插手。因为我干了以后，会影响人家的积极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