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晓鸿：文献与环境史研究

隨风飘逝 2017-01-23

展开全文

作者：钞晓鸿，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舆地志”专栏编辑：申志锋，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与环境的关系史就出现了，愈到后来，两者的互动愈益密切，与当代的关联性、延续性愈益显著。无论是基于学术，还是现实，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都更加迫切。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材料的发掘积累，文献成为晚近以来环境史研究中涵盖面最广、信息最为丰富的材料之一，以此建立的环境要素序列的分辨率和准确性也越高。^[1]

中国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展现了我国环境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广阔前景。不过，据以研究也有不便之处：总体来说，是文献总量异常庞大，分藏各地，查找、掌握实属不易。其中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兹以明清时期为例略作说明。

一、灾害统计

自然环境的异常变化若引发灾害，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记录，留下的专题文献也相对丰富。这些文献记录常常成为今人考察历史上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

学界通常对灾害发生的种类、级别、频率、地域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冀以揭示各类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就方法论与研究思路而言，无可非议。不过，在开始统计分析之前，需要了解所用文献的来龙去脉、编纂背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掌握其收录原则、统计口径、误差等等，不能找到即用、草率从事。如在清代全国性的灾害研究中，《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了清代的多种灾害与异常现象，篇幅不大，使用方便，是利用率最高的史料之一。直至今天，仍有不少论著将其作为清代灾害统计的基本依据，或以为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不然。

笔者曾在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查阅《清史稿·灾异志》的原始编纂档案，可知在今本《清史稿·灾异志》之前，至少存在“第一次稿”、“第二次底稿”和“定稿”三个版本，三者是依次关联的连续系列。文献编号030006一册封面的原始说明即称：“此第一次稿太多，已删去大半”。若是文字删繁就简，或是内容剔除荒诞，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经笔者查阅核对，发现其中包括对灾害内容的删除，有些显然是随意行事。如用“第一次稿”与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稿》对照比较，可以发现《清史稿·灾异志》有不少错乱遗漏。以咸丰六年(1856)蝗灾为例，标点本《清史稿》与“第一次稿”的蝗灾记载均较多，但经比对，前者除月份之误外，又将望都、乐亭、武清、平谷、湖州、定海、武昌、钟祥、京山、德安、黄安等地的蝗灾记载用笔勾销，仅一年之中就缺漏了10余州县，可见《清史稿·灾异志》问题之严重。甚至还造成连续多年无蝗灾之假象，如同治一朝即付阙如。然而根据地方志及私人文集，仅同治元年(1862)，华北、江南等地就有蝗灾记录，何况《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元年八月还记载：“诏顺直捕蝗”，足见《清史稿·灾异志》之疏漏。笔者认为，《清史稿·灾异志》或可作为灾害研究之参考，而绝不能作为系统分析的基本依据。

▲ 《清史稿》

其他正史中的《五行志》或《灾异志》，也是学界统计某朝灾害的重要史料，由于其编纂档案不存，所以无法如上述《清史稿》一样进行比对分析。然而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亦可甄别订正。例如明代，若以地方志或《明实录》来统计分析灾害，其误差比《明史·五行志》要小得多。有学者根据《明实录》统计明代蝗灾，除崇祯朝之外，计有137次，较之《明史·五行志》的60次蝗灾记录就多出一倍有余。^[2]

由此看来，以《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进行灾害统计，无论采用何种统计手段，都无法弥补原始数据大量缺失等因素造成的失误与缺憾。

二、降水分析

环境异常、自然灾害值得重视，但人们主要还是在常规环境下生产生活，此类环境更值得深入探讨。

降水属于日常天气变化，较长时段的降水纪录可用以研究气候变迁。在使用仪器观测之前，^[3]清代官员的雨雪奏报是该方面的典型文献材料，其直接目的是报告各地近期降水情形(其中也偶有降水异常)。此类奏报数量多、地域广、系统性强、分辨率高。降水起始有时精确到时辰，地点范围以府县居多，信息来源多是地方大员的亲历或是属员的汇报，亦有赴任、钦差大员的奏报。除对降水的定性描述之外，有的还有起讫时间、渗透土壤深度或降雪厚度，后者以尺寸表示，即所谓的“雨雪分寸”。这些奏报至今仍保存在海峡两岸的清代档册之中。截至目前，只有个别学者用以重建乾隆以来黄河中下游的降水变化序列，时间分辨率可以精确到年、季。^[4]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雨雪分寸奏报做出初步评价：“精确度不一定很高，但有一定的可靠性。”^[5]此后，笔者尚未见到对此档案进行逐一整理的具体甄别评估意见。对雨雪分寸奏报的详备评价尚待来日，为此需要阅读、鉴别大量的原始奏折。笔者阅读若干此类档案时发现：其一，定性描述存在笼统性与伸缩性，且有的失误是屡次出现。其二，在定量记录方面，同一地区同一次降水渗透深度，有的在不同官员的表述中存在出入。

“深透”、“沾足”等曾是官员对降水的定性描述，乾隆对此曾有质询。如山东巡抚阿尔泰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初六日回奏降雨情形，称“泰安府所属各州县于四月二十三日得雨深透”等，乾隆在“深透”旁朱批：“此语恐不实，王福回至泰安时云，遇雨不过寸余，何得谓之深透耶?”^[6]此折及朱批学界曾经提及，并引用作为朝廷防止官吏讳灾、粉饰太平的具体证据。笔者再查该折录副，其“开面”及末尾朱批“览”俱全，朱批时间是五月初十，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原朱批的“此语恐不实……何得谓之深透耶?”却遗漏未录。^[7]按照清代军机处规章，凡经朱批奏折，皆有录副，且各折抄毕，军机章京还要以正副二本互相校读，最后才在录副上填写具奏人、奏某事及日期，是为“开面”。遗漏朱批至少说明，当时部分官员对此类内容并未高度重视。

至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扬州从九月“二十二日辰刻起，昼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辰刻止，地土深透，约有三四寸，四野沾足”。再据该折录副，可知十月初八日乾隆在“三四寸”之旁朱批，“三四寸，何得谓之深透沾足?”^[8]当日上谕，要求江苏巡抚萨载、两江总督高晋据实详查复奏。上谕认为，昼夜大雨如注与入土三四寸之间互相矛盾，“恐所称昼夜大雨及深透之说，不免稍有粉饰，未必尽确”。^[9]在未获悉上谕之前，十月十二日萨载上奏，仍称此前二十二、二十三日，本地“得雨普遍沾足，地土滋润”。^[10]然而十月十五日接悉上谕后，在十七日的奏折中则改称，“二十二、二十三两日，雨势绵密，沾被甚广”。此前的“沾足”没有了。奏折中还奏报各府此两日的降水情形，并说明渗透深度，其中“江宁、常州、镇江三属内溧水、江阴、金坛等县，得雨一二寸，其余各县亦有三四寸不等”。^[11]可见此前的深透、沾足之说不实。再说高晋在接到上谕后回奏，“迨二十二三两日，雨水优渥，远近均沾”，而非深透沾足，朱批亦称“究属未透足”。高晋还具体说明，“江宁、苏州、常州、镇江等府属，亦据禀报各得雨四五寸不等”。^[12]此处的“四五寸”与上述萨载奏报的“一二寸”、充其量为“三四寸”是有明显出入的。

通过雨雪分寸奏报，常规环境变化亦可揭示出来。然而此类文献需要比对分析，明晰原委，找出异同，减少误差，然后才能据以进行统计分析。另外从具奏者地位身份来看，当初伊龄阿的上奏是针对自己的两淮盐政，实欲说明降雨有利于水路食盐运输。而地方督抚则主掌军政民情，包括农业生产，所以乾隆未让伊龄阿复核，却要高晋、萨载查核回奏。这涉及具奏者的身份与职权，是环境社会史可资探讨的史料。

三、生态变迁

以前中国的环境、生态史研究，考察其中一两个要素者居多，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不足，虽然行文中有生态环境，但其中生态内容甚少，罕见生态系统的变化。诚然，生态方面的文献比较零散，前人认识有限，必须经过对史料的大量发掘、综合研究，运用现代生态学知识，才能揭示生态系统的变化。不过另一方面，前人的一些敏锐观察与深刻认识需要发掘，个别有识之士，不仅揭示了当地的环境、生态变化，而且还指出其中的自然与社会诱因，只是我们此前没有发现这些记载而已。

黄土高原属于生态敏感区，明代前中期有规模不小的屯垦与开发，适遇现代小冰期的寒冷期，势必对当地的生态造成危害。兹以嘉靖《庆阳府志》的相关记载为例。河南祥符人李绅，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山东登州改任庆阳知府，对环境的巨大反差有切身感受，所撰庆阳《山水歌》其中有：

水滨绝无鱼网集，山头但有农驱犊。

水性湍兮势滔滔，俄尔高岸为深谷。

山顶秃兮时濯濯，秋来拢上惟糜菽。^[13]

可见当地农业垦殖，山顶植被遭到破坏，童山濯濯，水流湍急，水土流失加剧，其中河流侵蚀严重程度可由“俄尔高岸为深谷”见其一斑。植被破坏，导致区域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改变了河流的水文特征，汛期导致山洪爆发，极易引发灾害。如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大水，庆阳城“南关居民溺死者万余，夹河两岸仅数里许，死者亦万人。庐居货市，顷成沙碛”。不到10年，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大雨再次引发洪水，房舍倾圮、城墙崩塌。^[14]这些环境要素的显著变化，势必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

▲ 子午岭调令关的深秋美景（来源：《甘肃日报》）

关于当地生态变化状况及其原因，笔者在嘉靖《庆阳府志·物产》卷中找到一则典型材料，尚未为环境史研究者所利用。兹摘抄如下：

昔吾乡合抱参天之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獐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据去旧志才五十余年尔，而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鲜，亦无所栖矣。此又不可慨耶。嗟夫!岂尽皆天时?人事渐致哉。往之斧斤不时，已为无度，而野火不禁，使百年地力一旦成烬，此其濯濯之由也。……若去年丁巳之田鼠害稼，顷亩立尽，家鼠尽游，而猫且避之，似又不可不附见于此也。^[15]

据“去年丁巳”可知，该文当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年，1558)，概述16世纪前半叶的生态变化。可见当地50余年之前，森林覆盖率高，在近乎原始的广袤山林之中，各种动物栖息繁衍。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由于过度砍伐，昔日苍翠山峦变成濯濯童山，栖息于森林中的动物种群急剧减少，原有的森林生态系统失衡，以至于老鼠大量繁殖，田鼠毁坏庄稼，家鼠四处游窜。对于这一环境、生态变化，府志作者认为，不能全部归因于“天时”即自然环境的自我演替，更重要的是“人事渐致”即人为逐渐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加强现代环境、生态知识的吸收与利用，用数理逻辑等方法找出各种环境要素及其变化的关联性，从相关变化中推断出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而在文献方面，对前人已经揭示、认识的环境与生态变迁，需要下大力气予以发掘和利用。

尽管丰富的文献记录了环境史的若干层次内容，但绝不能不加甄别地找到即用。若欲深刻理解、充分把握文献的内容，则需了解文献内容以外的信息，如作者情况、写作背景、信息来源、文献性质、版本流传等等。只有查勘比对、综合分析，才能防范其有意无意的偏差与错误。笔者并非忽视更新观念、转换视角的重要性。对于所有史料，不管其有无疏误，还要看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研究什么问题。例如，清代乾隆时期以来，关中中部各渠道人士刻意编纂水利文献，对于部分内容各自给予特别解释，甚至蓄意篡改此前文献（包括数据）。后者在研究农田水利（如面积等）时当然应该特别注意，然而若用以研究水资源紧缺、灌溉环境变化之下，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应，则是特别典型的史料，这些“不实”的文献反而真实地反映了环境变化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心态。^[16]

注释

[1]参见张德二：《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进展》1998年第3期。

[2]闵宗殿：《〈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补》，《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3]清代也有个别地点使用仪器观测气象并留下降水数据，参见竺可桢：《前清北京之气象纪录》，《气象学报》1936年第2期。

[4]郑景云、郝志新、葛全胜：《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300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2005年第8期。

[5]张瑾瑢：《清代档案中的气象资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6]阿尔泰奏折，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馆藏不再注明)朱批奏折04—01—25—0111—005。

[7]阿尔泰奏折录副，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上奏，五月初十日朱批，录副奏折03—0980—020。

[8]伊龄阿奏折及录副，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奏，十月初八日朱批，朱批奏折04—01—24—0066—064，录副奏折03—0596—064。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乾隆四十年十月初八日，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0]萨载奏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01—0333—010。

[11]萨载奏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七日，朱批奏折04—01—24—006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