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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颖，女，1974年出生，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考古系博物馆学专业史学学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史学硕士、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史学博士。日本九州大学访问学者。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东北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时期东北古代民族服饰研究[14BZS059]）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高句丽服饰研究[11YJC780006]）1项；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东北秽貊族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项；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正史《高句丽传》史源学研究[2008Blsx10]和正史《高句丽传》的考古学考察[2012B289]）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省部级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十余项。
出版《高句丽服饰研究》、《幽冥里的华丽——高句丽壁画服饰的识读、剖析与演绎》、《正史<高句丽传>史源学研究》等专著3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边疆考古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教学》、《北方文物》、《东北史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兰台世界》、《史志学刊》等各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后汉书·高句骊传》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成书时间仅次于《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关系密切，此点前人多已言及，但两者又存在怎样的异同，原因何在？《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不乏高句丽相关记载。但与《后汉书·高句骊传》屡有分歧，孰是孰非？亦未见详论。因此，试图通过《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袁宏《后汉纪》等文献比较分析，探讨《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及相关问题。 一 《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高句丽诸事是对两汉及以前高句丽历史的一次总结。《后汉书·高句骊传》编撰体例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同，都是由自然面貌、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概述和时事政治简述两部分构成本传主体。细检两书“概述”部分，可见如下几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除“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一句外，《三国志·高句丽传》均有记载，这说明《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内容重复率接近100℅。措辞方面，两者亦多相近，甚者相同。如“其俗淫”、“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 等语；“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等句。《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内容相似，行文风格，择选句式，乃至部分词语的雷同，表明《三国志·高句丽传》可能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的直接史料来源，或者《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后汉书·高句骊传》有着相同的史源。 《三国志·高句丽传》史料来源主要是鱼豢的《魏略·高句丽传》。如果《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存在相同史源，那么，可能被范晔参考的史料应是鱼豢的《魏略》。从时间上分析，鱼豢的《魏略》大致亡佚于南宋时期，范晔编修《后汉书·高句骊传》时，尚流传于世，可能被采信。《魏略》久佚，今常见辑本，出自张鹏一之手。此辑本收集有关高句丽佚文29条（以一句为一条），其中属于高句丽风俗制度概述者28条。除此之外，在张楚金的《翰苑》中，还收录《魏略》佚文12条，此本往往可补张氏辑本不足。将《翰苑》本、张氏辑本《魏略》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进行比较，会发现下面几种情况。 其一，无论《翰苑》本，还是张氏辑本《魏略》，它们的内容、句式，乃至词语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似度要远远大于与《后汉书·高句骊传》的相似度。《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似度又要大于它与两种《魏略》辑本的相似度。此种情况表明《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关系密切度要大于与两种《魏略》辑本的密切度。 其二，张氏辑本《魏略》中“其国贫俭，土著”、“有军事亦祭天”、“盗一责十二”、“葬有椁无棺”、“兄死亦报嫂”、“便弓矢刀矛，有铠，习战”、“夫余不能臣也”等7条，《三国志·高句丽传》不载，或不全载。《后汉书·高句骊传》对此7条的处理方式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基本相同，《三国志·高句丽传》舍弃的资料，它亦不收录。在《<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一文中笔者已经论及陈寿对这几条的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后汉书·高句骊传》所犯错误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惊人一致，表明它的直接史料来源可能是《三国志·高句丽传》，而不是鱼豢的《魏略》。 其三，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中有几处记载，虽然表述内容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同，但文字不同。从表面分析，这些词语的差异可以归咎为形近而异、音近而异、义近而异。但是，将其与《魏略》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会发现《三国志·高句丽传》所用字往往与张鹏一辑本《魏略》相同，而《后汉书·高句骊传》则与《翰苑》本《魏略》相同。如前两者写为“高句丽”、“申一脚”、“隧神”，而后两者则写为“高句骊”、“曳一脚”“禭神”。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关系中，不排除范晔曾参照《魏略》的可能性，但是，对他编修《后汉书·高句骊传》影响更大的还是陈寿的《三国志·高句丽传》。需要补充的是，造成两书文字差异的原因，除《魏略》版本不同外，也可能是作为《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依据的《三国志·高句丽传》和我们今日所见《三国志·高句丽传》不是同一版本。《三国志》常见版本为中华书局本，此本以百衲本、武英殿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互相勘对而成。此四种版本中，年代最早的百衲本依据的是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宋朝以前《三国志》版本，因史料缺失，难窥其眉目。 第二种现象，《三国志·高句丽传》“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有对卢则不置沛者”、“其国中大家不佃作”、“无大仓库”、“其马皆小”等5条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未著录。 第三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其置官”、“好祠鬼神”、“句骊一名貊”等3条均较《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关条目简单，明显有删减成分。 第四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有7条史料是《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关条目的合并俭省本。如：《后汉书·高句骊传》写为“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而《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又如《后汉书·高句骊传》写为“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而《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好治宫室。” 在第二至四种现象中，《后汉书·高句骊传》对《三国志·高句丽传》部分条目，或者弃置不用，或者对单条内容压缩，或者将《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关条目进行合并，合并过程往往伴随删减工作。范晔此举的结果是《三国志·高句丽传》28条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仅存15条。此15条均有不同程度的俭省改写，有的俭省改写无伤大雅，如《后汉书·高句骊传》“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只是词语有变，基本内容保存完好。有的地方则文辞过度简略，造成大量信息流失。如：《后汉书·高句骊传》“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条，无《三国志·高句丽传》“其性气衣服有异”七字；《后汉书·高句骊传》“洁净自憙”条，无“善藏酿”一事；这些史料，或者关系到高句丽民族风俗制度，或者在考古工作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味地省略、删除,未免可惜。 范晔删繁并简之因，可能有三。一者，完全的因袭是抄袭，这是道德问题，能动的改造，即使出现错误，仅是能力问题而已；二者，可能是他认为《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既然保存相关内容，自己无需赘述；三者，因《后汉书·高句骊传》风俗制度概述部分的史料主要来自《三国志·高句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是对三国时期高句丽各方面情况的综述，东汉时期高句丽具体情况如何，范晔不详，所以在记录时对于某些内容，采用了阙疑回避的办法。如《三国志·高句丽传》“户三万”的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未载，原因是高句丽在东汉时期究竟有多少人，范晔没有准确数据，无从知晓，干脆避而不谈。再如《三国志·高句丽传》“都于丸都之下” 的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亦未载。未载表面原因与前者一样，都是不知详情，但具体分析，又与前者略有不同，后者有利用《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史料前推东汉历史的可能。《三国志·高句丽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 按此记载，公孙康击破高句丽国，拔奇携带大量人口叛逃，伊夷模不得不建立“新国”，这个“新国”，位于“丸都之下”，建立的时间是建安中期。既然被称为“新国”，必定与“旧国”不同，东汉时期的“旧国”在哪里？未详，故而省略不提，这应该是范晔删减“都于丸都之下”一则的思路。 此外，《三国志·高句丽传》中 “今桂娄部代之”，《后汉书·高句骊传》写为“后桂娄部代之”。“今”表时间，具有“现在进行时”和“现在完成时”两种含义，“现在进行时”指三国时期，桂娄部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现在完成时”指三国时期，桂娄部已经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具体何时不详，但应该在三国时期之前。范晔的理解显然是前者，所以他在表述东汉时期五部关系时，用“后”代替了“今”，其意为后来桂娄部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后来”的具体时间就是三国时期。此条史料处理方法与“都于丸都之下”条一样，都是依据《三国志·高句丽传》前推东汉历史。 曹德全先生《<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谈及对上述两则史料的认知，他认为“范晔不知后汉时高句丽都于何处，就照抄《三国志》，用‘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为其《高句丽传》开头，这显然是个小小的失误。”并且，进一步论证东汉时期高句丽的国都为尉那岩城，即位于吉林省集安县财源乡附近的霸王朝山城，不是丸都城。因此“《后汉书·高句丽传》的首句就应该写成‘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八百里’”。又云“《后汉书》中写进‘后桂娄部代之’一句则是一个大的失误。……如果我们肯定《三国志·高句丽传》的‘今’，则必须否定《后汉书·高句丽传》中的‘后’字。因为《三国志》肯定桂娄部在高句丽王位宫时取代涓奴部，则后汉时，涓奴部正为五部之王，还没有出现‘桂娄部代之’的事实。” 笔者认为《后汉书 ·高句骊传》中“辽东之东千里”一句抄自《三国志》不假，但是“辽东之东千里”指的是高句丽国距离辽东郡大致的距离，而不是辽东郡郡治与高句丽国都的直线距离。《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亦不为过。至于“后桂娄部代之”一则，也不存在大的失误，一方面，范晔“后”的提法是对高句丽东汉时期历史状况利用《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前推的结果，另一方面，《后汉书·高句骊传》采用通史手法编修而成，所记之事并不局限于东汉一代。 第五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排列顺序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不同。 《三国志·高句丽传》蕴含资料丰富，但是，史料排列顺序时有混乱，如“其人性凶急”与“国人有气力”条，“其国有王”与“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条，“其民喜歌舞”与“其人洁清自喜”条，都属于同类性质，却被分处两地。范晔打乱了《三国志·高句丽传》原有行文顺序，将同类性质史料安置于一处，使高句丽风俗制度概述部分，条理更为清晰。经过他的调整，《后汉书·高句骊传》总论部分，以“高句丽的地理位置”为始，经由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官爵设置、宗教信仰、穿着服饰、法律制度、婚姻丧葬等环节，简略系统地概括了高句丽风俗制度的全貌。史料合并过程中，范晔注重史料间的逻辑联系，在句子间加入“故”、“而”、“亦”、“然后”等各种连词，作为因果关系的标识。此种做法使各句前后连接更为顺畅，有助于史料整体性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六种现象，《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内容比《三国志·高句丽传》丰富，属于此点者仅1条，多“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等15字。此15字，为范晔增补内容。因中华书局标点本，将它与“赐鼓吹伎人”5字作为一句话，以逗号相连，学界便以此为基点判定前者为“赐鼓吹伎人”的时间限定。其实，“赐鼓吹伎人”一则与前15字的衔接，非常唐突。 笔者认为两者所记为两件事，应该以句号断开。“赐鼓吹伎人”是范晔直引《三国志·高句丽传》。增补的内容则是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记载高句丽经常从玄菟郡获得“朝服衣帻”，为什么由高句丽令管理高句丽名籍这两件事。此条史料，源自《史记·朝鲜传》、《汉书·朝鲜传》、《汉书·地理志》相关记载。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概述”部分，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相似性来自于史料的承继关系，差异性则是范晔主观能动创造的结果。范晔所做工作可用10字概况，即删减、合并、整序、改写、增补。若从史料保存、考察高句丽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他的工作价值不大，但是，若将《高句丽传》视为一篇关于高句丽风俗制度的历史散文，在写作的完整性、条理性等方面，《后汉书·高句骊传》优于《三国志·高句丽传》。刘知几曾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王应麟曾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这些评价都是对范晔史才的肯定。
二 《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记录了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关系。记事起于王莽时期，终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共有史料15条。《三国志·高句丽传》涉及此时段史料9条。视《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有无，可将两家《高句丽传》同有条目分成两类。 第一类，仅见于《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此类有4条。 1.“后句骊王宫”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内容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不甚相同。 第一，史料排列顺序。《三国志·高句丽传》将“宫”的资料置于“伊夷模之子位宫”之处，作为辅助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则将其提到文前，并有意去掉表明“位宫”与“宫”关系的“其曾祖”三字，此举表明范晔对陈寿所记世系的怀疑或否定； 第二，国人对待宫的态度。《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恶之”，即厌恶，厌恶之因是宫在位期间征战不休，使国残破。《后汉书·高句骊传》改为“怀之”。即得民心，人心归向之因是宫勇武善战，开拓疆土。又中华书局《后汉书校勘记》云：“殿本《考证》谓《魏志》‘怀’作‘恶’。按：《校补》谓‘怀’当为‘恠’之讹，古‘怀’字多混为‘怌’，故转写易讹” 。若依此解“怀”应为“恠”字，“恠”即“怪”，此条又可解释为宫出生便能视人，国人以之为怪，人有异象，必有异能，长大勇壮，竟能屡侵大汉边境。此三种观点，因评价视角不同而异。后世史家各有择选，《魏书·高句丽传》采纳了《三国志》的说法，《通典·边防二·高句丽》采纳了《后汉书》的说法。《册府元龟·外臣部·勇鸷》则采纳第三种观点，保持中立。 2.“宫、遂成、伯固世系” 《后汉书·高句骊传》以三王世系为宫—遂成—伯固，父子相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无“遂成”，以宫死，子伯固立。此处两传分歧颇大，后世史家观点不一，《梁书·高句骊传》、《北史·高丽传》采信《三国志·高句丽传》之说，《册府元龟·外臣部·继袭一》采纳《后汉书·高句骊传》之说，其他各家则回避不提。 高句丽王世系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学者因择选史料不同，解读角度不同，结论各异。《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之间的差异性无疑是引起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众多世系排列中，顾铭学认为高句丽此三王为父子相承，序列为宫—遂成—伯固。刘子敏认为宫、遂成为父子关系，遂成与伯固为兄弟关系。若依刘子敏所论，《后汉书·高句骊传》补充了《三国志·高句丽传》遗漏的高句丽王，增加了新的史料，可惜又将“遂成”与“伯固”两人关系弄错。 3.“质、桓之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省略了“寇新安、居乡”，将时间由“顺、桓之间”（公元126——147年）缩小为“质、桓之间”（公元146——147年）。据刘子敏考证“西安平”为“安平”，为今丹东附近的靉河尖古城。此条史料他处无载，又同样存在将“西安平”误写为“安平”之错，因此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可能取材于《三国志·高句丽传》。 4.“建宁二年” 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是《三国志·高句丽传》删减版。《三国志·高句丽传》载为建宁二年，伯固投降，初属辽东，嘉（熹）平中，因其请求再属玄菟。《后汉书·高句骊传》删除“熹平中”三字。此举易生歧义，使人以为伯固投降后，便乞求归属玄菟郡管理。除非《后汉书·高句骊传》另有所据。 第二类，《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有载，《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亦有著录者。此类有4条。 1.“王莽初” 条 此条除两家《高句丽传》外，《汉书·王莽传》有载。从史料的丰沛性来看，《汉书·王莽传》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再到《后汉书·高句骊传》各家所载内容明显逐渐减少。《汉书·王莽传》完整地记录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三国志·高句丽传》省略“王莽诏书”大部分内容，只保留关键性一句——“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并附加“当此时为侯国”六字。此六字代表了陈寿对于高句丽政权性质的理解。“当此时为侯国”说的是“在这个时候高句丽政权的性质是侯国”。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和它呼应的是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一事。“始见称王”其意为王莽时为侯，光武帝时封其为王。至于“当此时”究竟为何时？是王莽下令“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之后，还是之前，陈寿并没未指明。《后汉书·高句骊传》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原文省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了“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一句。此句一方面有将《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与“当此时为侯国”两句合并之嫌。另一方面，又像是受《汉书·王莽传》中：“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的影响。 范晔改写存在两个问题： 一、王莽诏书原文中，只云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它代表的是高句丽国名的改变，由“高”到“下”两字的变动，有明显贬斥意味。 二、《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五威将军奉符命，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据此推断，高句骊王被降为侯的时间，应在公元9年左右，而不是严尤诱擒“驺”后。 此外，从《汉书·王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则史料中“王莽初”、“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驺”、“貉人愈犯边”等句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应出自《汉书·王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虽然也参照了《汉书·王莽传》，但模仿《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痕迹更重。 2.“建武八年” 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为“光武复其王号”，明显衔接前一句，其意为建武八年，朝贡称臣，故恢复其原有的“高句骊王”称号。《后汉书·光武帝纪》只云：“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未提王号更易之事。不禁令人怀疑《后汉书·高句骊传》恢复王号提法，可能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始见称王”的影响。 3.“安帝永初五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将“求属玄菟”一事系于安帝永初五年（111）朝贡之后。《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殇、安之间”，并载更属之因是宫“数寇辽东”。《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永初三年春，高句丽遣使贡献。”与《后汉书·高句骊传》不同。究竟是高句丽在安帝永初三年、五年，朝贡两次，还是“五”为“三”之讹误，只有永初三年遣使一次，尚难判定。 抛去细节仅从内容构成分析，《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包含“贡献”与“归属”两部分。《孝安帝纪》所记是朝贡，《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为“更属”。《后汉书·高句骊传》很像《后汉书·安帝纪》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两条目杂糅的结果。 4.“建光元年春” 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比《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孝安帝纪》详细。《后汉书·高句骊传》分春、夏、秋三部分，详述了建光元年（121）东汉王朝与高句丽、鲜卑、濊貊、马韩等边疆民族政权组成的集团军之间的多次交锋。细节方面，三传颇多疑义。 春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征讨对象为高句骊、秽貊，征讨结果是“不克”。《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战事一波三折，起初，小胜“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之后，中宫诈降之计，使玄菟、辽东两郡城郭被焚，死伤二千余人。再后，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救二郡，但“貊人已去”。《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被攻击对象更具体“焚烧候城，入辽隧，杀吏民。”并载征讨之因是宫危害“二郡”。 ‘’夏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进攻一方为“秽貊与鲜卑”两军，未提高句丽，此战蔡讽“战殁”。《后汉书·高句骊传》载“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主语模糊，是高句丽与鲜卑联军，还是前文中提及的貊人，未详。攻战结果尤为详细“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 《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为“后宫复犯辽东，蔡风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 秋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为“冬十二月”，进攻方为高句骊、马韩、秽貊联军，在夫馀王子的协助下“州、郡并力讨破之”。《后汉书·高句骊传》记此战发生于秋季，强调高句丽在战斗中的领导地位，“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并载“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斩首五百余级”。 上述8条，《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细节处差异明显，表明两者史料关系不如“概述”部分紧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后汉书·高句骊传》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删减版，扩充版，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他资料的合并版，《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的重要参考依据。 《后汉书·高句骊传》中6条史料，《三国志·高句丽传》未有相关记载。除“遂成还汉生口”条外，其他5条，《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或有记载，可略辨析。 1.“二十三年冬”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具体，《后汉书·光武帝纪》笼统，仅云：“二十三年冬十月，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采纳的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说法。 2.“二十五年春” 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有“句骊攻击各郡”及“祭肜以恩信招之复塞”两事。前一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下》载为：“（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之。”只云“辽东徼外貊人”，未提“句骊”之名。从当时高句丽的国情分析，高句丽不具备远征的能力，《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有误。后一事，《后汉书》卷20《祭肜传》载为：“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此节提及“骆驿款塞”之人为“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 《后汉书·高句骊传》在“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后，强调“皆复款塞”，如果“款塞”者仅“句骊”，没有必要以“皆”相称。以此分析，“款塞”的主语应是《祭肜传》中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所以，《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有合并《光武帝本纪》与《祭肜传》之嫌。 3.“和帝元兴元年春”条 《后汉书》中《孝和帝纪》、《天文志》、《耿弇传》均有相关记载。《后汉书·孝和帝纪》：“元兴元年春正月……高句骊寇郡界……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 《后汉书·天文志》：“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后汉书·耿弇传》：“（耿）夔字定公。……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 将上述“元兴元年春正月”（《孝和帝纪》）、“高句骊寇郡界”（《孝和帝纪》）“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天文志》）、“夔追击，斩其渠帅”（《耿弇传》）拼合，正好等同《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所以此条亦有合并以上诸条之嫌。 4.“元初五年” 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高句丽“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后汉书·孝安帝纪》时间精确为“夏六月”，只云“寇玄菟”，未提“华丽城”。 5.“顺帝阳嘉元年”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为“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后汉书·顺帝帝纪》时间精确为“十二月庚戌”，又比《后汉书·高句骊传》多“复”字。 上述5条，《后汉书》《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诸生列传差异显著，有的《高句骊传》记载详细、具体，而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笼统、宽泛；有的情况恰恰相反；有的《高句骊传》是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的合体。 综上所述，《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其一，《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时事”部分史料关系密切度不如“概述”部分。但《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参考依据之一。 其二，《后汉书》之《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诸生列传记载内容多有异同。范晔将各种史料、各家观点分置《后汉书》各本纪、列传，可能有“存疑”待解之意，也可能是史料纷争，难下定论的无奈之举。 其三，《后汉书·高句骊传》部分内容有杂拼《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之嫌。 三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有刘珍等《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等十余家。范晔《后汉书》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各家之长编撰而成。 《东观汉记》久佚，今较为完备的辑本是吴庆峥点校的24卷本。此本未设《东夷传》，帝王本纪，诸臣列传中也没有关于高句丽，或是关于濊貊的相关记载。谢承、华峤等诸家《后汉书》亦已亡佚，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共收录佚文1900余条。但是，高句丽相关史料未载一条。八家中七家未设《东夷传》，谢承《后汉书·东夷传》学界一直颇有疑义。 《隋书·经籍志》载：刘珍等《东观汉记》143卷；谢承《后汉书》130卷；薛莹《后汉记》本100卷，残存65卷；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后汉书》本97卷，残存17卷；谢沈《后汉书》本122卷，残存85卷；张莹《后汉南记》本55卷，残存45卷；袁山松《后汉书》本100卷，残存95卷。从卷数来看，上述诸家之作部头不小，今辑本中条目占全书比例，恐不及10％。辑本中不见与高句丽相关内容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资料已经散佚。 辑佚工作资料来源之一是古注。史家作注目的有二，一者标注疑义，二者补充资料。从这个角度分析，诸家注释中未见高句丽相关的内容，说明当时注释之人所见《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本子与《后汉书》中记载相近，或相同，或者记载内容没有《后汉书》详备，没有必要注释。这也就是说《后汉书》中有关高句丽内容可能已经是上述诸家内容的综合完备版。此可视为辑本中不见高句丽相关内容的另一个原因。 范晔编写《后汉书》参考史料除上述各家外，还有袁宏的《后汉纪》，此书今存于世。书中关于高句丽的史料有3条，分别是： 1．（建武八年）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卷6） 此条只云朝贡，未提“光武复其王号”之事，与《后汉书·光武帝》记载相同。 2．建光元年（辛酉）春正月，高丽寇玄菟。……十二月，高句丽围玄菟。是岁宫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辽东、乐浪三郡兵出击之。议者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前者宫桀恶，光不能讨。今自死，宜遣使者吊问，因责让宫时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诛责，取其后善。”后之，句丽由是服焉。（卷17） 此条史料“春正月，高丽寇玄菟”一事，《三国志》、《后汉书》没有记载，补充了姚光、蔡讽等人出师之因。“十二月，高句丽围玄菟”记载时间与《后汉书·孝安帝纪》相同，《后汉书·高句丽传》则写为“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之事与《后汉书·高句丽传》内容大体相同，文辞略有差异。“后之，句丽由是服焉”一句《后汉书·高句丽传》无。姚光上言“发辽东、乐浪三郡兵出击之”中“三”可能是“二”之误。 3．延光元年春，夫余王遣兵助玄菟，使贡献。……秋七月庚申，高句丽王乞降。（卷17） 此条周天游考证：“（庚申）本作庚辰。七月癸卯朔，无庚辰，据四部丛刊本径改。”此条与《后汉书·孝安帝纪》基本相同，只是时间《后汉书·孝安帝纪》标为“春二月”。 这3条史料，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在《后汉书·高句丽传》与帝王本纪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它的记载往往与本纪相同，此点表明《后汉书》帝王本纪中的记载可能直接引自前代史料。 袁宏《后汉纪》关于高句丽的记载仅此3条，而“四夷”中匈奴、乌桓、蛮、鲜卑、羌、西域的记载格外详细，一般都设有专门章节回顾历史沿革。《后汉纪》是袁宏参照刘珍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璠《后汉纪》以及《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等书，并“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经营八年”编修而成。袁宏《后汉纪》中有关高句丽记载的俭省，暗示上述诸家有关高句丽的记录可能也并不丰富。除高句丽的3条史料外，《后汉纪》中还收录夫余史料2条，倭国史料2条，这表明《后汉纪》中高句丽史料的缺乏，不是孤立的现象，袁宏纂写《后汉纪》时整个东夷的史料都不丰沛。前文提及，《东观汉记》及八家《后汉书》辑本中缺少高句丽记载的二点原因，除此之外，第三点原因可能是《东观汉记》及八家《后汉书》关于东夷、高句丽的记载本来就不丰富。 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序》中云：“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据范晔所言《后汉书·东夷列传》史料来源大致是“交聘使节”和“边疆军报”两个环节。 《后汉书·高句骊传》中一些事件记录甚为精确，甚至涉及到某一中下层士兵，如“建光元年”条，记录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舍身救蔡讽的事迹，若没有来自前方的军事汇报，不可能记录如此详细。《后汉书·东夷列传序》所云可能并非虚语。但是，《后汉书·高句骊传》“概述”部分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近或相同，“时事”部分与《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的众多差异，又表明其史源恐非完全出自第一手资料。 综合上述分析，《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既有直接记录，又有间接记录。直接记录为使节的见闻，投诚者的介绍（如蚕支落大加戴升），武将的奏表（如祭肜、耿夔、冯焕、姚光、蔡讽等人），间接记录为《史记》、《汉书》、《三国志》、《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袁宏《后汉纪》中相关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依据的范本是《三国志·高句丽传》，在《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多是对前代史料的“照录”；而《后汉书·高句骊传》中的内容，则渗透了范晔个人对于高句丽历史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明显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影响。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注释皆略去，引用请核对原文。】 本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5-125页；被《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7期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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