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100年前，“新文化运动”中，破旧立新思潮席卷全社会，按照国际历法来过公历新年（即元旦），要求废除农历春节的呼声喧嚣尘上。虽然在今天看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在当时却代表着与旧文化告别的决心，并得到了当时很多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积极支持，在这些著名知识分子中，钱玄同（1887－1939）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坚决抵制传统春节，并曾将双十节当春节过，还登报大张旗鼓地鼓励人们按西历过元旦。 1918年 春节过得“义愤填膺” 1918年新年伊始，刚过30岁的钱玄同，因屡受神经衰弱的困扰，身体欠佳，在学校里的授课也常告假不去，大多数时间均在家闭门读书、休养生息。但到了2月10日除夕这一天，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猛张飞”式的人物，突然大动肝火，在日记中写下了不愿过年的种种理由，他写道： “今日即为除夕。我最厌过年，尤厌过阴历年，因阴历比阳历野蛮。中国幸而已改阳历，岂可依旧顾及阴历？至从阴历过年者必有许多迷信可笑之无意识举动，大与革新社会之道相反。故我家逢阴历年无所谓过年，但因阴历岁首数日店铺什九皆关门，不能不预备数日间之饭菜及点心耳。然大兄之家近年来却极端复古，至阴历年除夕，且悬祖先遗像，供以酒、饭、菜、点，而人跪拜如仪。吾虽满腹不愿，亦有不能不勉强敷衍者。今日午后三时顷，偕妇、子、使、使女同往兄处，举行典礼，晚餐。” 坚称“阴历比阳历野蛮”，“阴历过年迷信可笑”的钱玄同，作为一家之主，主张不过农历新年。但自己的小家庭可以自己做主，其兄长的家，却由不得他做主。所以，钱玄同还不得不勉强从事，仍去吃那一顿极不情愿的团圆饭。这一回，“新青年”遇着“旧家长”，还是不得不妥协了。从春节这一天开始，钱玄同的日记也一下子中断了20天。可见，着实太郁闷了。 心底那股郁闷实在无处发泄，钱玄同索性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该信冠以《文学革命之反响》的题目，以一位老学究的身份痛骂“新青年”。结果，这封子虚乌有的老学究来信被刘半农全文转发在了当期杂志上，还煞有介事地写了答复公开信。在《新青年》上与众多“新青年”的激扬文字同时登场，煞是热闹。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满城争睹奇文。 钱玄同过年时发泄郁闷的这封信，洋洋洒洒数千言，措辞极度“义愤填膺”。这封信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装扮成“反动势力”，极力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大肆攻击推行“新文化”、倡导“新生活”的人是不要祖宗。 没曾想，刘半农也因之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一来信一复信皆同期刊发——钱玄同过年期间的愤怒与郁闷，最终以文化争鸣的形式得到了释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有证据表明，《新青年》上发表化名信及回信，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戏。二人均为《新青年》的轮值编辑，他们就是要故意制造一场淋漓尽致的论战，以便把“新文化”与“旧势力”的改良与革命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并称赞钱玄同化名写信之举“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估计鲁迅也想不到，这场“大仗”的诱因，却是因为钱玄同讨厌过年，感慨于新与旧的冲突，才突发奇想，使出的一招。 1919年 将“双十节”当春节 1918年的农历新年，因兄长的守旧从俗，也不得不“随俗”过年的钱玄同，一方面大感不满，另一方面也有了“新招”。次年，他索性农历、新历新年都废除掉，决定来年要将“双十节”当做春节来过。他为什么突发如此“奇想”，这还得从1919年新年之际，《新青年》上一篇《恭贺新禧》的文章谈起。 因民国政府推行“新历新年”，即取消农历新年与春节概念，只将公历元旦节视作法定节假日，号召国人应如同庆祝农历新年那样去庆祝“新历新年”。当然，普通百姓并不认同这一“新规定”，依旧是新年旧年都过，元旦春节都庆祝，且农历新年的庆祝仍是最为隆重的。而《新青年》上于1919年新年首期刊发的这篇《恭贺新禧》，则还要更进一步，要求直接将“新历新年”也取消，改作庆祝“辛亥革命”成功，即将每年的10月10日视作“新年”。 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大齐（字百年，1886—1983），也是北大教授，十年后还做了北大代理校长。当时，他将此文投寄给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之一的钱玄同。钱玄同读到这篇来稿之后，深表赞同。他对作者提倡新风尚，改革旧习俗的大胆建议，很是认可。于是，该文发表时，他在文后又添入了一段自己写的“附记”，他明确表示：“百年要把一月一日的祝贺新年废止，改为十月十日祝贺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这个意思，玄同甚为赞成。”他强调说：“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日子，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祝贺的日子。” 据《钱玄同日记》载，从这一年（1919）开始，钱玄同确实就以“双十节”替代“新历新年”，自己与同仁们在小圈子里“实行了两年”。直至1921年，他觉得事实上不甚方便，又改过公历元旦的“新历新年”了。 1921年 大张旗鼓庆元旦 1922年12月29日，这一天午后，钱玄同兴冲冲地走进北京《晨报》馆，去刊登明年的贺年帖。因为报社将于新年元旦之后休刊五天，放假度新年，钱玄同就只得在1922年12月31日刊登贺年片，刊登一日花费大洋两块。 其实，登报贺年的“新风尚”，钱玄同已是第二次办理了。1921年底时，钱玄同首次在《晨报》上刊登私人贺年帖，来向众多师友致以“辞旧迎新”的祝愿。这一方面是一种过新年的“新招”，另一方面，则是在向同仁们暗示他已经放弃把“双十节”当做新年来过的做法了。 为何要“恢复旧制”呢？这是因为钱玄同的思想又有了改变，他认为贺新年有两种意思：（一）这是中华民国的新年，不是满清遗老们的新年。（二）一月一日是民国政府成立的纪念日，实是我们应该祝贺的。至于一些朋友，到了新年向他贺年，这也不能说全无意思，因此他恢复贺年了。 钱玄同从1921年“恢复旧制”，照常过“新历新年”。于是，1921年底，即将迎接1922年元旦之际，他又搞起了登报贺年的“新法”。在解释完之所以“恢复旧制”的因由之后，钱玄同在当天的日记中，还为他自己登报贺年的做法颇为自得，详加记录了这一“新法”贺年的一些细节。他写道：“《晨报》可登贺年片，甚为便利，我今年的即登《晨报》，所以明年的也还去登《晨报》。” 1922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钱玄同把这一天过成了“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傍晚访士远，今天他们那边弄了些玩意儿，算是过年。秉雄亦往，喝酒吃年夜饭，吃年糕，放花筒爆仗，捉曹操……闹得高兴得很。”这里提到的“士远”，即沈士远（1881—1955），乃书法家沈尹默之兄，著名的“北大三沈”（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之一。“秉雄”，即钱秉雄，钱玄同的长子，“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原名钱秉穹）的大哥。钱氏父子与沈家人一道欢度这“新历除夕”，在当时也可谓是“新青年”们的“新风尚”了。 1923年1月1日，钱玄同的“新历春节”过得也颇不一般。他说：“我们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当这国历的新年，不可没有些子点缀；阖家出外吃一顿饭，并且喝一点酒，算是过新年。”当天中午，一家人同到东华饭店吃西餐，喝了一瓶葡萄酒。为了这顿意义非凡的家宴，他甚至推掉了周作人与“北大三沈”等同仁们的新年宴请。当晚，他把这一系列的“新历新年”事迹点滴，都仔细记录在了日记之中，使得后世读者可以据此直观这近百年前的新年元旦，钱玄同等“新青年”们是如何新潮的“过年”的。 不管钱玄同的“新历春节”如何大张旗鼓，但1923年的农历新年，他还是不得不和大哥一家吃团年饭，过农历新年。 至此，钱玄同的三种“过年法”精简为两种“过年法”，可仍然还是在农历除夕夜里，颇感烦恼，“睡得很不安宁”。不难理解，或许身处传统社会与革新时代碰撞之中的“新青年”们，恐怕都会为“新”与“旧”两个字的交替倍感焦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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