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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 《汉字》:学习是创作的第一步

 阿里山图书馆 2017-01-24

一部音乐作品于舞台上的完美呈现是由作曲家的精心创作、指挥家的细心排练和演奏家的精彩演奏共同实现的。作曲与演奏,术业有专攻,却相互成就。作曲家以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和创造音乐,演奏家以刻苦的练习来展现音乐并传达作曲家的思想和情感。作曲家的创作始于对乐器演奏技法的学习和研究,演奏家的技术水平和个人气质对作曲家创作技术的探索边界和艺术直觉的潜移默化亦有深刻影响,创作的想象力与实验性又反过来推动了演奏的技术发展和音乐创造。协奏曲的创作实践中,独奏家对作曲家的影响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和相互激发是最为显著的。

 

2009年我有幸认识了琵琶演奏家兰维薇,并决定为她和河南民族乐团量身打造一部琵琶协奏曲。河南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中华文字文明的滥觞甲骨文也出土于河南安阳;琵琶的右手发音和左手行韵自成“点线之美”,琵琶文曲的幽深细腻与武曲的场面音响亦长于表现大开大合、性格张力强烈对比的情节和氛围;作为生长于斯的河南人,河南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就如河南话一般,是我最熟悉、最亲近的语言。鉴于上述因素,我的创作思路逐渐清晰:以中华民族的朝代更迭为历史背景,以中华文字及其延伸出来的水墨意象为艺术符号,适当体现河南音乐风格,表达对中华文化的景仰与热爱,并将作品定名为《汉字》。

 

作品结构为单乐章协奏曲:书写汉字(引子);中华民族主题;学堂传承;欢庆节日;悠远地甲骨;秦始皇战车;华彩段;中华民族主题(再现),不间断演奏。经过三个月的创作,我于2010年5月完成了《汉字》的初稿,并请兰维薇来郑州视奏,不料她却评价:“这不是琵琶的语言,不像琵琶曲,你还不了解琵琶这件乐器。”我几个月的辛苦创作被否定,一时不知所措。后来仔细想想,认为演奏家说得对,以我自己为例,其实作曲家对于每件乐器(特别是民族乐器)的了解通常是来自于配器法,属于最基本的常识性知识。像琵琶这类乐器,在其传统作品中本就拥有复杂的技法和丰富的音响表现力,随着当代作曲家、演奏家对琵琶音色、演奏法的不断挖掘和开发,琵琶的演奏技法还在不断地发展。而我对琵琶的了解和掌握还远远未达到能恰如其分表达自己音乐想象的程度,也就更谈不上通过我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发现其新的音乐语言和艺术个性了。

 

了解学习是创作的第一步,为了更准确地获得第一手直观经验,我索性借了个琵琶从弹挑扫拂开始,仔细感受、研究每一个演奏技巧,从感性上掌握琵琶的演奏感觉和音乐语言、把握实际的演奏技术。我从《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古曲中摸索琵琶技术的运用规律和演奏习惯;从琵琶大师刘德海的作品《秦俑》、《老童》等中感受琵琶化的旋律;从秦文琛的《琵琶辞》中琵琶单一演奏法(泛音)的极致运用和复杂节奏的精细编织中研究专业作曲家的理性思维;对罗永晖的《千章扫》、陈怡的《点》的分析中,我学到了如何以现代作曲技法处理传统文化主题并扩展琵琶表现力;顾冠仁的《花木兰》、唐建平的《春秋》从琵琶和乐队间竞奏与协作的演奏关系、相融与相称的音色调配以及大型协奏曲的结构布局等带给我多方面的启发。除了对作品进行谱面分析和案头准备外,我还到学校,到甲骨出土的地方,到农村的集市里体验生活,深化思想体悟,落实音乐形象,充实技术储备。《汉字》第二稿终于2012年12月7日完成,于2013年12月1日由指挥家张列执棒河南民族乐团,与兰维薇在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首演,取得了较为轰动的影响,并获得了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作为一部单乐章协奏曲,28分钟的《汉字》篇幅不小。作品是按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结构的,这个题材可包含的内容太多,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想面面俱到,最终导致乐曲失于庞大臃肿。当今快节奏的生活,观众的审美习惯不同于以往,故音乐会一部作品的长度一般都不会超过20分钟。首演后,张列和兰维薇一致提出压缩精简,并一起坐下来仔细反复研究每一段音乐,在不改动原有音乐逻辑的基础上砍掉了枝枝蔓蔓的乐思发展,音乐材料的运用和发展因而更为凝练紧凑,音乐的思想主题更为突出。琵琶独奏的技巧片段写作尤其是华彩的发挥是在和兰维薇的共同摸索中,以点到为止、少即是多为原则,一方面化繁为简,同时也巧妙地完成了调性衔接。精简版《汉字》一改之前恣意汪洋、抒情过度的风格,在结构的考量、音乐材料的运用、情感的抒发、激情的宣泄等方面都更理性节制,反而更凸显了作品的主旨,时长也控制在了18分钟以内,适用于音乐会曲目的安排。

 

创作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纸上谈兵,作品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创作必须经历精细打磨,这个过程对每一个作曲家而言都是呕心沥血、反复锤炼之后的蜕变和升华。通过《汉字》的创作,我认识到只有不断地学习、总结,在创作中扬长,在学习中补短,找准自己擅长的题材,运用自己熟悉的音乐素材,才能写出既体现地方音乐文化风貌又具有相当艺术格局和专业性的作品。从个人角度看,这是促进自我创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从民族音乐创作大业来看,每个作曲家的创作都兼具情感和使命的双重归属,那就是用自己的音乐来反映中华文化在作曲家心目中的滋养和启迪,并用自己个性化的音乐来回报这丰厚的灵感赐予。

 

                                         文 | 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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