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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狩猎之经济意义 丹尼斯·塞诺 罗新 译
关于狩猎在阿尔泰诸民族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多方面的交流中，已经得到深入广泛的讨论。可是在我看来，对狩猎活动的某个方面强调得还不够。虽然诸如军事演练、运动或纯粹的嬉戏等动机，也足以让人们从事狩猎，但是在中央欧亚，决定狩猎原因和方式的主导因素，肯定还是经济需求。 显而易见，在阿尔泰诸民族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狩猎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食物。这一点在所谓的“林木中百姓”中固然是相当突出的，不过即使在较为富足的草原游牧民那里，狩猎也是非常重要的。中文史料清楚地记突厥“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2]。11-13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3]。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明确地说蒙古人——在13世纪中期——“很大一部分食物来自捕猎”[4]。在军事行动中，部队的粮食供应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狩猎。《蒙古秘史》第175节清晰地记载成吉思指挥下的2600人，以围猎得到的猎物为食；第199节所记成吉思的指令中提到如何在行军中以围猎补充军粮[5]。 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民族要维持生存得靠狩猎提供的食物。627-628年的冬春之际，异常严重的寒冷和大雪造成突厥“羊马皆死，人大饥”。为了获得食物，颉利可汗率兵进入朔州组织了一次“会猎”[6]。 大规模的围猎和把猎物从藏身处驱赶出来的活动，当然是用作军事训练的，而且当经济状况良好时，围猎还变成重要的社交活动。可是对于不那么富足的人群来说，围猎的经济收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成吉思汗的支持者们宣誓，要把围猎中杀死的猎物都交给他[7]，也就是说，他们宣誓让他成为旨在生产消费品的集体围猎的主要获利人。志费尼（Juvaini）详细叙述了蒙古人的围猎，还特别说明他们的围猎“不仅仅为了得到猎物”[8]，这个说法清楚地表明，在蒙古人的集体狩猎中是有经济考虑的。 一般认为，草原游牧方式为大型的帝国主义“游牧帝国”提供了经济基础。虽然我并非不同意这个理论，但如果认为以草原游牧为基础的社会不需要、也不使用其它类型的产品，那会是一个糟糕的错误。在说到匈人（Huns）的时候，汤普森（E. A.Thompson）相当正确地指出，“尽管他们的食物主要来自牲畜，不过很显然，就像其他草原游牧民一样，他们不得不狩猎以增加补给……普里斯库斯（Priscus）好像已经觉得，当匈人扎营于Kuban时……他们全部的食物供应都靠狩猎”[9]。 如果狩猎是以大的、如同工业规模进行的话，所获肉食必须保藏以留待后用。食用干肉广泛存于阿尔泰诸民族中，鲁布鲁克描述过其制作情形：“他们（蒙古人）把肉切成一条一条，以日晒和风吹消除其水分，这些肉条立即变干了，不需要加盐，也没有怪味。”[10] 肉类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狩猎活动所能供应的唯一原材料。事实上在猎人看来，被杀死的动物身上几乎没有哪一个部分是没有用处的。猎人会利用动物的皮和骨，肠子，筋和肌肉，更不用说当然是最重要的产品——皮毛了。对此我们待会儿再谈。 考虑到无论是在草原游牧民中，还是在“林木中百姓”中狩猎的经济重要性，狩猎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团体的集体责任相关，就不那么令人惊奇了。如今的个人打猎可能是消遣、儿童锻炼或保障个人生存的某种手段，但它从不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我同意Eveline Lot-Falck的观点，（如今的）个人打猎是堕落的征兆，标志着“身心之松弛（relachement de l'ésprit de corps）”，是垂死社会的特征[11]。 蒙古类型的大围猎，要想成功地进行，就必须要有组织得很好的、而且数量又足够多的草原游牧战士。可是，把这一行动所必须的大量人员集中起来，又不是那些经济上依赖狩猎的人群所能够做到的。狩猎经济的特有性质，要求人口稀少，分布疏散，以维持（食物）供给。正如拉铁摩尔（Owen Lattmore）所说[12]：“我认为不同经济形式之间的区别标准，不是进化的（evolutionary）而是经济的（economic）……狩猎经济是粗放的。狩猎人群需要分布在一个宽广区域内，分散为一个个小团体，虽然彼此相距甚远的那些家庭可能隶属同一个部落，但他们不能长期聚居。”尽管北西伯利亚曾存在着300-700人口的狩猎氏族，真正的经济单位要小得多，只有10-50人。1682年，北西伯利亚的通古斯Vanjadyr部落被分成6个狩猎氏族，人口分别是22、22、19、16、26和18人[13]。根据Dolgikh的记录，这些小型猎人团体是真正的经济单位，而那种数百人的大型氏族的角色，很明显只是社会法性质的。 猎人与牧民之间的社会对立，一定是相当普遍的，正如拉施特（Rashide Din）对森林兀良哈（Sylvan Uryankhai）人的精彩描述所显示的那样[14]。这些猎人对牧人是如此蔑视，以致于只需要威胁说把女儿嫁给牧人，就足以驯服难以管束的女儿们。 可以设想，某些情况下，猎人团体发展出特殊的技术或专门擅长捕猎某一种猎物。符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cov）提出[15]，蒙古的“不剌合臣（Bulagachin，意为‘捕貂鼠者’）”和“客列木臣（Keremüchin，意为‘捕青鼠者’）”两个部落之得名，就是由于他们专擅捕猎貂鼠（bulaγa）和青鼠（keremü）。然而拉施特的相关段落里并没有明确这样说[16]。不过，我们知道11世纪中国东北的女真部落中，存在着分别擅长捕猎鹿、兔、野猪、狼、雉、雕和苍鹰的（民族？）团体[17]。有趣的是，Castren注意到的萨莫耶德（Samoyede）那些几乎相同的集体名称[18]，是不是有近似的起源呢？虽然不能排除对这些名称（鹅人、鹰人、鹤人等等）作图腾崇拜的解释，但至少其中一个名称是由相邻部族使用而不是由该部族自己使用的，这个事实更有利于通过特殊职业来解释其得名缘由。 几乎所有的狩猎产品都用于内部消费。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就是皮毛，从最早的记载开始，皮毛在中央欧亚诸民族的经济中总是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绝大部分皮毛总是主要依靠进口，本地产品通常仅能满足本地人口的最低需求。对皮毛的需求甚至如同武器——武器总是被列入急需品之中的——不得不进口。贸易一直都是中亚欧亚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我所知，非常遗憾的是，对中亚欧亚历史上贸易的范围与作用，迄今还没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本文并不试图完成这个任务。 主要的出口商品是马匹和皮毛。对生产者来说，它们的用途有着基本的不同。对于一个草原游牧社会，马匹有着本质的、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对于遭遇海难的船员来说，一小包饼干的价值不依靠任何外部因素，不取决于交换或市场需求。同样可以说，在海员看来，两小包饼干具有一小包饼干两倍的价值。简单地说，一个拥有5匹马的游牧民如果得到10匹马，他的幸福也会加倍。他不担心生产过剩。外部需求可能会提高或降低马匹的价格，其交换价值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其固有价值而上下波动，但是其使用价值会一直存在。 皮毛的情况可就不同了。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对于皮毛的需求都是有限度的。没有一个“林木中百姓”情愿把十多件皮大衣穿在身上。无论一件轻暖的皮大衣会有多少使用价值，第二件的使用价值总会大大降低，甚至是零。遭遇海难的海员也许会为了生存去打猎以获取食物，而他对于皮毛的需求很快就会被满足。在中央欧亚经济中，皮毛的固有价值完全等同于其交换价值。这取决于需求，而内部需求取决于猎人数量，变化不大，因而猎取皮毛就是为了满足外部的需求。实现这一点，要么通过贸易，要么通过征服。史料提到森林部族时，总会提到皮毛，这是他们主要的（唯一的？）财富。 在谈到6世纪中期的欧诺古尔（Onogur）人时，乔丹尼（Jordanes）明确地说他们的收入源于皮毛[19]。13世纪的Muhammad Aufī提到了伏尔加地区的保加尔人与更北方的民族之间的皮毛贸易[20]。皮毛贸易起源于森林地带，其影响可以从Ibn Hauqal的伟大著作种看到，他在书中提到皮毛从森林“分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1]。常被引证的话可能是马可·波罗对那个极难到达、也许位于西伯利亚的地方的描述，那里有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珍贵的皮毛，造成了大宗的贸易和巨大的利润”[22]。 本文不打算调查西伯利亚错综复杂的皮毛贸易。我们只想指出，一条长长的、中间商的链条，确保了狩猎人群产品的广泛销售。正如马可·波罗所见证的，不存在行销的困难。商人们愿意艰难跋涉去接受森林狩猎人提供的商品，他们“是伟大的猎手，他们猎捕非常多昂贵的小动物，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知道如何聪明地捕获它们，设计陷阱诱而捕之，没有动物能够从他们面前逃脱。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他们的住房都在地下，因为那里异常寒冷，他们总是生活在地下；否则无法生存。而且他们长得不好看。”[23]大概这些猎人对于威尼斯人的眼睛不怎么有吸引力，可是用他们提供的皮毛制作的貂皮大衣，每一件则要卖到1000 个拜占廷金币。人们可能会想知道，付给这些猎人的价钱又是多少呢？ 《蒙古秘史》描述了成吉思汗与一个叫阿三（Hassan）的回回商人相遇的故事[24]，这个商人正赶着1000只羯羊，到额洏古涅河流域去收购貂皮和青鼠皮等。 这些例子显示了，外部需求是通过贸易管道抵达猎人们的。不过在史料中的许多例子里，皮毛是作为贡物呈送和收受的，亦即，乃是征服或军事威胁的结果。 与一个统治者的葬礼有关的8世纪的鄂尔浑突厥碑铭，描写臣服的诸部族是如何遣送其代表的：“所有这些人……带来（作为礼品的）大量的他们的善马，他们的黑貂皮，他们的青鼠皮……”[25] 可以说，在最早的史料里，就有对皮毛需求的证据了。皮毛的交换价值因时因地当然会有所波动，但持久的需求使珍贵皮毛本身具有了像钱一样的价值[26]。再说一遍，应当记住，对生产者（猎人）来说，产品（皮毛）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因而全部生产都是为了出口，无论出口是自愿的（贸易）还是被迫的（纳贡）。 强制之下贸易改进的实现，只有在俄罗斯人带来的西方文明的福祉惠临西伯利亚的狩猎者之后。 的确，俄罗斯人进入狩猎地区，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经济赖以维持的基础。这里我将忽略所有与政治相关的方面，仅限于稍稍评论俄罗斯人的进入对狩猎的经济方面的影响。 在叶麦克（Yermak）占领西伯利亚以前，南西伯利亚的鞑靼可汗们一直从更北的、说乌戈尔语（Ugric）的部族那里收取皮毛纳贡，他们自己却是放牧牲畜的。然而俄罗斯人对皮毛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致于鞑靼人发现如果他们自己也去从事狩猎和贸易的话，会有很大的好处[27]。到17世纪，狩猎、捕鱼和贸易，成为西伯利亚鞑靼人的基本职业。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主要是与英国之间贸易关系的扩大，对皮毛的需求变得无止无休了。英国商人把皮毛看成头号土产。1588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的大使，老Giles Fletcher被派往俄罗斯，他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改善贸易关系。返回后他写了一本书Of the Russe CommonWealth，书中特别关注了皮毛贸易。他注意到“除了在国内的巨大消耗以外（有地位的人们整个冬天都穿着皮毛服装），这些年还有土耳其、波斯、保加利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其它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商人们，把价值四五千万卢布的皮毛大量运到国外去，我听说过这些商人”[28]。这样，猎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可能成了初生的俄罗斯帝国收入中最大的单项来源。 有趣的是，皮毛生产实际上不需要资本投入，没有生产过剩的记录，贸易垄断不是掌握在私人手里，而是由俄罗斯国家控制。“商人们被允许来到西伯利亚做生意，只要交买卖货物总量固定百分比的执照费，以及10%的进口和出口税。此外，对收购和销售还有许多别的限制。”[29] 大量证据显示，直到近代以前，官方控制不能有效地防止俄罗斯商人和官员剥削猎人。这导致了暴动和逃往中国。中国人——虽然他们也使用并欣赏皮毛——对这类商品从来没有显露出俄罗斯人那样的兴趣，前面说过，俄罗斯人从出口皮毛到欧洲的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 F. A. Colder举出了在某一给定时间内所获皮毛数量的有趣资料[30]。1675年雅库茨克（Yakutsk）的本地人口是10,686人，生产了18,450件黑貂皮、49件黑貂背面，11件黑狐皮，52件杂种狐皮，6,284件红狐皮，2件褐狐皮，1件红褐狐皮和1件狐皮大衣。如果把生产（猎捕）这些皮毛所必须的劳动时间计算出来，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要就更为一般的性质略作总结。本文收集的零星材料或许还不足以确证这些结论，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值得思考。依照人类学的老生常谈，中央欧亚的猎人与牧民分别代表两个不同却又连续的进化阶段。这个假说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历史证据显示，从一种经济类型转向另一种经济类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进行狩猎所必须的分散，狩猎经济通常不能支撑一个高度集权的、强大的、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所必须的政治上层建筑。马匹是任何大规模高效的军事组织的基础，而有了这样的军事组织，才能确保团体的经济利益，当然这种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战利品和贡品的形式。对于牧人来说，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可是对于一个狩猎经济下的猎人来说就不是这样。就牧民与猎人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是困难的，因为猎人生活的自然条件（森林、酷寒、漫长的冬夜，等等），对于外部的观察者来说似乎特别没有吸引力。正如马可·波罗所指出的，“他们长得不好看”。当猎人处在纯粹自然的、自给自足的形态时，也许他们比牧人的情况要好一些。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遭受牧民那种周期性的、严重饥荒所造成的灾难。 看起来有理由肯定，在中央欧亚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团体曾经真正与世隔绝。由于地理的原因，绝大部分狩猎部族生活的地方，距离定居文明都远比游牧部族更遥远，由于他们组成的小群体侵略性也较低，他们在政治史上的作用也较小，因而他们对生活在定居文明中的历史学家的影响也就不那么强。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起失去了强大政权的游牧民来，猎人更加紧密地整合进了周边民族的经济中。虽然程度会有变化，但对他们产品的需求却是持久不变的，因为动力并不来自生产者而来自消费者。中央欧亚特别是阿尔泰诸民族的经济史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他们似乎不能把内在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为了攫取政治力量，只好牺牲相对的经济稳定性，正如饲养马匹的人群所做的那样，这种基于马匹饲养的政治力量本身又是高度脆弱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注 释 ****本文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Society）支持和资助的一个较大研究计划的成果之一。笔者对此深表谢意。 [2]参看Liu Mau-Tsai,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T’u- Küe). I. Wiesbaden, 1958, p. 8. ——译者注：见《周书》卷50《异域·突厥传》。 [3]参看 B.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Le féodalisme nomade, Paris, 1948, p. 43. [4] The Mongol Mission,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wson, London, 1955, p. 100. [5]不熟悉《蒙古秘史》的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与其相关的参考文献：Denis Sinor, Introduction, a l’étudede l’Eurasie centrale, Wiesbaden, 1936, pp. 141-144. [6] Liu, op.cit. pp. 142, 193.——译者注：《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的原文作“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实设备焉”。 [7] Secret History, chapter 123. [8] John Andrew Boyle, ‘Ata-Malik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Manchester, 1958, I, p. 27. [9]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Huns, Oxford, 1948, p. 42. [10] The Mongol Mission, p. 96. [11] Let rites de chasse chez lezpeuples sibériens, Paris, 1953, p. 142. [12]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XCI, No. 1, 1938, reprinted on pp. 241-258 of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1962, p. 246. [13] B. O. Dolgikh, Rodovoj i plemennoj sostav narodov Sibiri v XVII v.,Trudy Instituta êtnografii im N. N.Miklukho-Maklaja NS. LV, 1960, p. 619. [14] L. A. Khetagurova – A. A. Semenov, Ra?id-ad-din. Sbornik letopisej, I, 1, Moskva-Leningrad, 1952, pp.123-124. [15] op.cit. p. 41. [16] op.cit. p. 122. [17] Rolf Stein, Leao-tche, T’oungPao, XXXV, 1940, 1, 1-154, p. 99. [18] Reiseberichte und Briefe ausden Jahren 1845-1849. Herausgegeben von Anton Schiefner, St. Petersburg, 1856, p. 260. [19] Getica, V. 37. – Miechov的译本，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Princeton, 1915, p. 60: “他们贩卖貂皮。”这句话因为过于简略而容易引起误解。拉丁文原文是：“pellium murinarum venit commercium（从事灰鼠皮贸易）。” [20] J. Markwart, Ein arabischer Bericht über arktischen (uralischen) L?nder ausdem 10. Jahrhundert, Ungarische Jahrbücher, IV, 1924, 261-334, p. 289. [21] J. H. Kramers – G. Wiet, IbnHauqal. Configuration de la terre (Kitabsurat al-ard), I-II, Beyrouth-Paris, 1964, II, p. 382. [22] A. 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 London, 1938, p. 470. [23] Op.cit. p. 472. [24] 182节。 [25] II. S. 12, 参看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rrienne V, 1896, p. 130. [26] 我这里不是指在俄罗斯历史上扮演过非常重要又颇有争议的角色的所谓“皮币”。皮币是那种带着前后爪子的、修剪过的皮子（hides），而不是皮毛（furs）。请参看A. L. Mongajt有趣的评论，见 Rjazanskaya zemlja, Moskva, 1961, p. 318ff. [27] 参看S. V. Bakhru?in, Sibirskie slu?ilie tatary v XVII v., in Nau?nyetrudy III, Moskva, 1955, p. 153. [28] 见老Giles Fletcher的英文著作，由LloydE. Berry编集，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p. 179. [29] F. A. Colder,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pp. 29-30. [30] op.cit. p.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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