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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号东坡）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八月二十二日，在他上呈七表二札坚辞翰林学士承旨（首席翰林）兼侍读（帝师）的职务而乞求外郡之后，以龙图阁学士知任颍州的；坚辞的公开因由是为了“求避亲嫌”，而实际上是为“竹寺题诗案”所迫。 “求避亲嫌”的曲折内幕
这里所说的“亲”，乃弟弟苏辙（字子由）是也。早在二年前，苏轼知任杭州之初，宣仁太后就打算把苏轼调回京城来。这时，她先提拔其弟苏辙为吏部侍郎，三天后，改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兼吏部尚书，紧接着又擢升为尚书右丞，俨然副相之位，有点直逼宰执的情势。正月就有大臣范祖禹上疏奏请召苏轼回朝，他认为在中枢重要的献替上，不能没有像苏轼这样耿直敢言的大臣，疏言曰：
臣伏见知杭州苏轼，文章为时所崇，名垂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窃观轼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正嫉恶，力排奸邪，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腾口于台谏之门，未必非此辈也。……况轼在经筵进读，最为有补。臣愚伏望圣慈，早赐召还，今尚书阙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
这份奏议正合太后心意，也符合苏轼二年前的学生——尚未亲政、年方十五岁的哲宗皇帝的希望。元祐五年底，太后两次面谕执政，要诏苏轼还朝。翌年正月就有了召轼为吏部尚书的消息。而苏轼闻知这个讯息却大为惶惑，因为是范祖禹上年论荐的，所以他在复函范祖禹中说：“某凡百粗遣，闻天官（吏部尚书）之除，老病有加，那复堪此。即当力辞，乞闲郡尔。侧聆大用，以快群望。”
正月间，原拟召苏轼为吏部尚书，后来因为既任命苏辙为尚书右丞，兄弟同朝执政，总有不便，所以，二月二十八日诏下杭州，就更改为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了。
虽然如此，一方面苏辙既不愿超迁于兄长之上，连上四份奏章，辞不接受。他说，自己的学业有成，本“皆兄长之功”，何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我无论如何不能“超迁”兄长。现在，因为我担任尚书，而把兄长本应担任的尚书之位移为翰林承旨，心中不安。
而另一方面，苏轼在杭州奉诏，也立即辞免翰林学士承旨之职，其理由是亲嫌理应回避。他说：“兼窃睹邸报，臣弟辙已除尚书右丞。兄在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计此误恩，必难安处。伏望圣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这是他辞呈的第一状。
为了表达不愿居京供职的决心，苏轼单身一人上京，家属仍留在杭州。途中仍继续呈递奏状，只求太后能恩准他另调一郡，不回京都。也因此他自杭州返京沿途，又去检查杭州未完结的救灾工作，还视察了湖州、苏州、常州一带灾情，途中还连续上报灾情和求救奏状。为了拖延时间，希图得到朝廷不必回京的新命，他甚至路经南都（今河南商丘）在恩师张方平家聚晤了二十多天。在这里他先后得到朝廷两通不改任命的通告。于是他在南都又写出了求辞第四状：此状述及自初任凤翔签判至今廿七年的仕途经历，遭遇的无穷侮辱与迫害。英宗和神宗两朝，曾上书六千言，极论新法不便，受到王安石排斥，招来谢景温的弹奏和冤诬，牵连发生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哲宗立，司马光主政尽废新法，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支持新法中差役雇役的实施，又得罪了司马光。加上程颐党人侧目，致使朔、洛两党交相攻击，在经筵之上又因疏论黄河不可回夺，开罪了执政。而现在遭逢众怒的情形并未消解，留朝任职，不过徒作牺牲而已。为此，他在此状最后一段沉痛地说：
……（臣）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
他甚至说，只要不在朝中居官，哪怕是调到一个“重难边郡”，战死疆场，也毫无怨言。
然而，苏轼越是呕心剜肺地请辞，太后越是抓住他不放。原来，当下朝中两个宰相，一个吕大防质朴无能，常常被人操纵利用；一个刘挚既是朔党头头，又是老练的政客。那些党争中落败，无依无靠的政客肖小们，一时都归附到刘相的门下，一些要害部门均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中，常使太后难以令行禁止。她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擢拔苏辙，目的是要他辅助吕大防，想建起一道权力制衡的堤防，防止刘挚独揽权柄。这是在执行方面。
另在谏臣言官方面，刘安世久占谏坛，又搜罗了一批丧家无归的洛学门人，如朱光度、杨畏、贾易等人为羽翼，把持了言路，致使本为帝王耳目的台谏言官，成了宰相的附庸，为执政所用。如此一来，太后将被孤立架空于上，耳目闭塞起来。因此，必须要公忠体国、忠诚可信如苏轼者，与之争衡，防止权力下移，使台谏言官不至于被刘挚一手控制，从而抵制他们的野心。
以上可见，太后对苏氏兄弟所寄于的期望。苏轼进京上殿报到，奉诏侍读（帝师）。上面我们已经介绍，刘挚宰执当朝，刘安世领袖谏坛，王岩叟签书枢密院，梁寿为礼部尚书，这些人个个都是朔派大将，个个都位居要津，包括原为洛派诸人，也归附了刘相的一些人，共同把持朝廷进阶大门，专门应对眼看着就要位居宰辅的苏辙和将要夺权谏坛（言官）领袖地位的苏轼。所以苏轼一到宫门报到，贾易便立即擢升为侍御史，摆出个鹰犬蓄势突发的阵势，严阵以待目标中的猎物——刚从杭州进京，荣任翰林承旨和侍读的苏轼。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
一边是宣仁太后（及哲宗皇帝）极力擢拔苏氏兄弟，另一边是宰相刘挚一伙也在极力阻碍苏氏兄弟的进阶。
早在元祐四年间，太后连续提升苏辙官职时，便受到刘挚的抵制，当时就有司谏杨康国拒不书牍，奏谓：“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其学乃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王安石无异也。”
其言与反对派向来所说的无异，指三苏（苏洵及子轼、辙）习学的是苏秦、张仪的策士之学，毫无新鲜内容。
苏轼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殿报到，二十九日受诰命，上疏恳请太后诞辰上寿后，仍乞外放。六月一日奉旨再入学士院，四日又奉诏兼侍读。尽管苏轼不得不到任上岗，但仍继续上“再乞外郡”奏章。在这个奏章中，他细数从前他们兄弟与贾易之间的嫌怨纠葛，并据此再次坚决要求外放州郡，表示主动避免发生纠葛。他说：贾易，原是程颐死党，专替程颐报复打击有怨恨的人。当年程颐因教诱孔文仲假公济私，被孔举报，致使程颐和门徒贾易一并遭贬。但贾易却又因诬告臣弟苏辙有泄露朝廷密命之罪，加受责贬，所以贾易对苏辙怨恨尤深。而我多难早衰，早已无意于这些小怨。但贾易却未尝一日忘记报复，比如贾易复官后，又诬告臣刺配杭州兇人颜章等……今贾易“擢贰风宪，付以雄权”，不久他必然还要寻事报复我们弟兄俩。尤其是苏辙位在执政，贾易必定会“扇结党与”，再三攻讦他，将会搅得朝廷不得安宁，这样“互相攻击”，“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鉴于贾易的这种恶劣行为，我为何不早回避呢？
而后来发生的事实，正被苏轼所言中。上 “竹寺题诗案”的详情
反对派这边也加快了攻击的步伐。原来苏轼到京之后，立即写上疏报告浙西灾伤，他说“浙西诸郡，接连两年发生天灾，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宁年间的水灾还要严重。”就他这两年在杭州对浙中实施救灾的经验认为，只用粜售平米这一个办法，就可以使米价不涨，使人民免于流殍，所以请求朝廷令两浙运使，加紧运输，即可应付当下灾情。对他的奏报，太后诏准：赐米百万石，钱二十万缗。而反对派侍御史贾易和杨畏、安鼎也起而联衡疏论“苏轼所报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幸而这个质疑的奏章上交到给事中范祖禹手里，范奏曰：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危，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稍施惩谴，恐后无复敢言者矣。
此一波折，使苏轼大为忧急，因为他深知官场弊风，事情一经行文地方考验，地方官为推卸责任，为观望本朝执政当局的态度，定会掩饰灾情，不敢实报，这样一来，苏轼枉坐“奏报不实”事小，而浙西亿万生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现在台谏与给事中意见不一，怎么办呢？如若拖延下去，灾伤会日甚一日。苏轼情急之间，想到找个朋友帮助，这个朋友便是现任御史中丞的赵君锡。苏轼认为以赵中丞的地位，有资格讲一句话而使太后恩许的钱粮早日落实到灾区，及时挽救百万饥民。所以，他先派王遹继之秦观去找赵君锡，求其一言之助。苏轼万没想到这个旧日的朋友，已经变了，早已同贾易辈同流合污，他要出卖苏轼，别求升官进阶之途，下狠手要陷苏轼于“离间风宪”的大罪。
苏轼虽有警觉，早就明确表示请求外郡回避贾易，并预言：“若不早出，不过数日，必为易等所倾。”但由于太后不批准外放，造成苏轼“避之不及”，而落入了更严重的危机之中。
果然不出所料，三四日后贾易、赵君锡联衔的弹章就递了上去。贾、赵这份奏章，兼攻二苏，大部分内容，尽是以往很多人说过的那些陈词滥调，重施李定、舒亶辈当年诬构“乌台诗案”之故技，新内容增添了苏轼“竹寺题诗”一节，诬告苏轼闻先帝（神宗）之丧而心喜，实犯悖逆大罪。
指劾苏辙者，说他为中书舍人日，泄密于吕陶，举王巩不当，又有张耒不俟朝参，先许供职等细事，甚至对苏辙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
劾苏轼的主要罪状，则为书于扬州竹西寺的一首小诗，被检举的原诗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贾状说，先帝崩逝，人臣哭泣号慕，苏轼却作诗自庆。原题“山寺”两句在前，“此生”两句在后，已经播于四方，后来轼不自安，才另增别诗两首，颠倒前后两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掸换诗板，欲自掩饰，其为悖逆，“可谓痛心疾首之莫之堪忍者。”
又指轼撰吕大防仆射制词，用了一句“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认为是将熙宁、元丰间的治道，比作周厉王时代的民劳板荡，令“闻者股栗”。
另外又说苏轼在差免问题上反复变乱，在杭州决配颜章兄弟为横暴之威，又说他浮报灾情，虚言水利，说他西湖筑堤，苛节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厢卒，只为自己游观之乐，然后结论曰：“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
八月初三日，辅臣奏事延和殿，论及苏轼题诗竹寺一案时，苏辙代奏云：“实有此诗，但那是元丰八年三月，先是在南京（今河南商丘）闻知先帝逝丧，做了纪念仪式后，蒙恩许居常州。后来到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旁，见有十几位民间父老说话，其中一人称赞当今年幼的哲宗皇帝是位好的‘少年官家’，臣兄见此，心中实喜，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寺壁。今赵、贾二人加诬，以为是大恶悖逆之句。何况写诗之时与先帝去世之日时间也相距甚远。后来苏辙又说前后两句颠倒避罪，试问如果真的颠倒过来，既不合律例也不合韵辙恐怕苏轼不会连一般作诗的常识也不懂吧？
竹寺题诗倒是一个新鲜材料，如若罪名成立，足可杀头。不过小人作伪，诬陷手段却十分拙劣，既谓轼诗已播天下，又说题尾日月是后来掉换，如立案调查，核对佐证，赵、贾之言定会“立败”。
一状未了，贾易又上一状，控告苏轼派王遹、秦观找赵君锡为浙西灾伤之事是“交通言语，离间风宪”，不过这倒是一条“硬伤”。因为宋朝的制度，政务官不得与台谏往来，苏轼托请御史中丞赵君锡于制有违，但毕竟是为救浙西灾民，实无离间风宪的意图。或问，赵君锡为何要反目攻击苏轼兄弟呢？
原来赵君锡是接替苏辙的遗缺，从吏部侍郎升上御史中丞的，御史中丞历来是执政大臣的候补者，赵得陇望蜀，他现在所觊觎的就是苏辙现职尚书右丞这个职位。赵虽曾是苏轼旧友，但当下苏轼已真的要避亲嫌求往外郡，看来不会当政，所以不再要这个朋友了。宰相刘挚深恶苏辙，贾易也正全力攻击两苏，他便提供给贾易王遹、秦观两访材料，合力围剿，第一目标虽是大苏，而弹章之中却暗指身居执政的苏辙泄露朝廷机密之罪（何况苏辙本人也承认自己确在“退朝多于兄语次，遂及朝政”）。这样如能去掉苏辙，一方面赵由御史中丞进为尚书右丞，便可水到渠成，稳稳到手了；另一方面，也使宰相刘挚免除自己的高职尊位可能被深得太后重用的苏辙取代的危机。
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自哲宗登基太后听政以来，被贬谪失职在外地的一批原变法派人物，看到贾易、赵君锡攻击朝中执政，也企图兴风作浪，呼应贾、赵，势将“动摇朝政”，引起太后和执政的极大反感。攻击一个苏辙事小，搅乱朝廷事大，不能容忍。
于是，太后愤然降谕“责降贾易”。而吕刘二相却提出“苏轼、贾易两罢的主张”，这对苏轼来说并非公正的方案，但从当时苏轼被政敌围剿攻击，且穷追不舍的情状之下，为保护苏轼计，也许是可行的办法。再就苏轼自身而言，自杭州奉召还京三个月来，已经上呈七表二札，要求外郡，如今愈加坚定了离开中枢职位的决心；尤其使他惊惧的是，由于自己乃各类政敌攻击焦点，招惹是非不断，已经严重地危及到弟弟苏辙的职务和生活，这是他万万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为自己亲爱的弟弟安全起见，他甘心情愿地放弃翰林、侍读以至于入阁拜相的前途，欣然接受“两罢”意见。
八月四日，诏宣：侍御史贾易以本官知庐州，后改更偏远的宣州。
御史中丞赵君锡由现职还旧官吏部侍郎——赵君锡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八月五日诏宣：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
但“竹寺题诗案”并没有结束。宰执们要苏轼自己有个解释，以免以后再起波澜。于是苏轼于八月初八上《辩题诗札子》，指明三月初三在南都（今河南商丘）闻先帝遗诏，至五月初在扬州竹西寺题诗，时间相距两月，因为当时归耕常州的请求得到批准，而浙西灾区获得丰收，故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又“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先帝神宗）之子（哲宗），出于至诚，故诗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读者朋友，您看这首被诬为悖逆而应杀头之罪的小诗的内容，不是很简单吗？二十天后，苏轼怀着“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的心情，离开京城，至此，离开烦扰不断的京城，轻松地奔颍州而来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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