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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娜·阿伦特对1961年纳粹战犯艾希曼受审的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译本出版（译林出版社，2017）。这本争议颇大的书背后还有一张让人意想不到的关系网，其中牵扯到知名社会学家、现年70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 60年前，萨森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每个星期日都会见到艾希曼。瘦削的艾希曼裹着一件风衣，戴着深色帽子，脸上挂着苦笑。萨森父亲会和他一起，消失在门背后。他俩会同一台录音机共度好几小时。 当时十来岁的萨森和家人一起生活在阿根廷。她并不知道这位访客就是二战期间负责将成千上万犹太人用火车送往集中营的运输总指挥，也不知道他和爸爸在谈些什么。她只知道妈妈很讨厌这位客人，每每会和父亲爆发歇斯底里的争论。 后来，她明白了。这是一个她不会想谈论的话题。艾希曼战后潜逃至阿根廷，1950年代末，在她家里接受她父亲威廉·萨森（Willem Sassen，1918—2012），一名荷兰纳粹党卫军志愿者的采访，谈论大屠杀。正是这些采访录音，在被拣选之后，塑造了艾希曼的麻木官僚形象。
萨森最早公开回忆她父亲的历史，是在一部著名的电视纪录片《阿道夫·艾希曼：终结者》中，1988年在德国播放。其中用到的艾希曼用假身份生活在阿根廷期间的采访录音，引起了德国哲学研究者施坦格尼（Bettina Stangneth）的注意，深入挖掘之后，施坦格尼写作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德文本2011年出版，英译本2014年出版）。她的书挑战了阿伦特的著名观点，即艾希曼只是一个未事思考、服从命令的纯粹官僚。 艾希曼的外号反映了他的臭名昭著：卡利古拉（罗马帝国暴君），犹太人的沙皇，大屠杀经理。施坦格尼研究发现，艾希曼是他个人形象的操控大师——一个毫无悔过之情的杀戮者，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 写作这本书期间，施坦格尼一直和萨森通信，因为《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相当于萨森父亲的一个小传记。这书读起来就像是部间谍小说。战争记者、小说家、演员、煽动者、花花公子：萨森父亲全占了。“如果他生命里有个不变项，那就是他对纳粹的着迷。”施坦格尼写道。 老萨森不是杀戮者。战争期间，他加入党卫军宣传单位。1948年，他和家人来到阿根廷，加入当地的纳粹逃亡者圈子，这些人有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叫作“煽动德国的革命”。其中一项事业是伪装学术集会。参加者在老萨森家的起居室里聚会，辩论书籍，做讲座，试图重新评价纳粹。 艾希曼就在这里出场了。因为对犹太人事物的了解，他受邀参加这一计划。在1957年的采访录音里，艾希曼做了如下告白： 如果这1030万犹太人……如果我们杀掉了1030万，我会满意，然后说，好，我们消灭了敌人。”艾希曼说，“如果我们能除掉所有活着的人类智慧里最狡猾的那一类，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责任，对得起我们的鲜血、我们的人民、以及人民的自由。 在这些对话里，老萨森对他了解到的集中营里的血腥事实感到恐惧，他确认艾希曼操控了这些行动。1960年，以色列特工秘密逮捕了艾希曼，将他押送至耶路撒冷受审。阿根廷谣言四起，说是老萨森背叛了他。1962年，艾希曼被判处绞刑。
在艾希曼被绑架之后，艾希曼的儿子们大半夜冲进萨森家疯狂地寻找父亲。他们也都带着武器。萨森的母亲很害怕，想带着孩子们去欧洲。父亲拒绝了。 老萨森本想根据采访录音写一本书，但没有完成，后来他将部分采访卖给了《生活》杂志。但是老萨森聪明地掩盖了他和艾希曼的关系，施坦格尼说，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记者，在一个酒吧里碰巧认识了这位大侩子手。 在家里，老萨森并不会对他未成年的女儿隐瞒他的政治观点。父女俩会讨论战争、政治、学校里不教的那些东西。小萨森说她12岁的时候就自认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我们俩的政治观点迥异。但他就是我的部分政治教育，毫无疑问。” 老萨森相信强政府。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从政治体制的运作这个角度，而不是个人信仰。“这很可能体现在我如今的研究里”，萨森说，“我对体系很感兴趣。” 2014年末，《高等教育纪事报》记者派瑞（Marc Parry）在纽约采访了萨森。萨森一头灰发、罩着松松垮垮的衬衫、穿着格纹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老嬉皮，而不是一个塑造了全球企业精英思想的经济专家。 萨森1980年代关注国际移民、劳工和资本流动时，全球化研究还处在它的婴儿期。她证明了外国投资可以破坏当地社群——例如，墨西哥农民的土地被跨国企业所建的种植园代替，然后就造成了移民流。这些移民倾向于流向那些投资来源国。 萨森不仅研究移民，也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她曾帮助移民劳工子女建立育儿中心，并且早在1960年代，她就活跃于各种各样的左翼活动。有同事说，萨森之所以关心移民，那些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与她的童年经历有关。 1990年代初，技术的发展让远距离交易成为可能，每个人都认为去中心化正在发生，但是萨森指出，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金融贸易和法律、咨询、审计、广告等服务业会更加聚集在部分大城市，几个“全球城市”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指挥中心”。她的洞察力让整个领域都跟着转向，进入了她的轨道。 萨森并不避讳在纪录片里谈论她的父亲，但她也从来不主动和学界同仁谈论政治与家庭历史，和她相识几十年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是威廉·萨森的女儿。事实上，多年来，她一直开启着护卫模式。 萨森是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开始她的学术生涯的，学院里有很多正统犹太教徒。后来，她加入纽约人文研究院，那里汇聚了各种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想见，她的朋友圈会与阿伦特有交集。苏珊·桑塔格就是其中之一；萨森的丈夫塞内特（Richard Sennett），也是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还曾做过阿伦特的学生。 “我试着不要有太多太私人的朋友，”萨森说，“因为我知道否则的话我会陷入那些我不想谈论的历史里。”1980年代时，桑塔格曾直截了当地问萨森，“你在阿根廷的故事是怎样的？” 近年来，萨森越来越多地在电影和纸质媒体采访里回答这一问题。这么做需要勇气。 施坦格尼的研究揭示，老萨森在艾希曼被捕之后保护了这位杀戮者——通过操纵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让这些材料永远不要以原始样貌公之于众；在1991年接受阿根廷电视台采访时，他一直在为约瑟夫·门格尔在奥斯维辛受害者身上做的实验正名。她还发现了老萨森的一份未完成手稿的复印件，他在里面试着说服世界，犹太人并不是德国历史的真正受害者。艾希曼才是。 萨森不否认有一个纳粹父亲的事实，但是她对记者说，“然而，她处理的是档案……她不理解，在我家，我所经历的那些。”老萨森在女儿的描述里，最大的兴趣是戏剧和新闻。她对派瑞说，她父亲“并不像纳粹”。她强调他和戈贝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之间是怎样起冲突，“我父亲讨厌希特勒，他讨厌他”。她说父亲在阿根廷，只是恰好充当了当地纳粹的喉舌。他给他们写东西，但是在家里对那些“可笑的文本”咆哮，他是为了“有收入”才制造这些东西。萨森说，“我父亲更多是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希望发现真相的记者，实际上这一点要胜过他同情纳粹的倾向。”
哈佛设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珊·费恩斯坦（Susan Fainstein）认为和萨森是好友，她俩很早就相识于皇后学院。她甚至请老萨森一起吃过饭，觉得那是位优雅的上了年纪的老绅士。然而萨森并没有告诉费恩斯坦她父亲的历史。只是在后来，特别是读过《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以后，作为一个犹太人，费恩斯坦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希望她能提前告诉我，”她说，“这样可以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是请他来吃饭，还是可以因为那个原因不请。” 记者派瑞在采访结束后，收到萨森发来的一串可以访谈的人物名单。但是她在邮件里告诉派瑞，她没有和这些人谈论过她父亲，这些都是“重要的公众人物”，而老萨森“不是应该跟这些人提起的人”。她还写道，“真实的故事”是她怎样“通过非同寻常的努力，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的”。 萨森在大部分人生里，都力图控制这件事情的影响。这点情有可原。她从未刻意隐瞒。而她也确实可以选择不对他人谈论。萨森的职业生涯和贡献与父亲无涉。她希望她能够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被人定义，是相当可理解的，当时她只是一个孩子。事实上，这样的家庭故事在德国很常见，许许多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一个孩子从小就很爱他的祖父，这位慈祥的老爷爷经常给小孙子带来礼物，但他很可能曾经领导一个集中营。 有整整一代人，都是纳粹及其同仁的子辈孙辈。所有这些人都必须处理他们和父母、祖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今天，人们发现父辈与祖辈的过往时会显得吃惊又悲伤，这是因为，原来现实世界里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这些事情——这是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人真正了解的事情。
编译/黎文 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 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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