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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赶在农历春节前后出生的孩子。那一年我伴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落地，迎来的确是一家子的沉默。
如果我是家里的长房长孙，在那个偏远的农村，这将是个喜上加喜的新年。可偏偏我是个女孩。那时候你国家对超生严打，第一胎是个女孩，意味着再要一个男孩的成本非常高。
正月里大家欢庆一年的丰收与劳动，而我奶奶给我妈妈做红糖炖蛋，正要打下第二个鸡蛋时，默默收起了手。
正月里人们笑脸相逢，张嘴问好。然而街坊津津乐道我的出生，却不忘强调这家人还是生了个赔钱货。正月里一句“新年好”是最廉价且易得的祝福。然而长大后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受祝福的孩子。
终于，我奶奶一直劝我的母亲把我悄悄送给一个相熟的刚刚从寺庙里还俗的师太。她人慈心善，一直想要领养一个小孩。
我的母亲虽为人母，到底不过是一个20岁的新妇，不懂反抗，也不懂屈从。她只是每天死死地抱住我，从不假手他人，就连来逗弄我的邻居，也不肯放手借抱。
春节眼看就要结束了。我奶奶再次提起了这件事，半劝半逼着要我母亲把我送人。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一直沉默着哭。终于一家之主爷爷发话了：
“算了。大过年的。别说这样的话了。”
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我的母亲保住了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儿。
长大后，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于是一家人搬到了省城生活，再后来就去到了某个一线城市定居。离乡背井、异地落根，家人的意味才越发深刻，而城市的独立和理性，也让家中的老人冲击良多。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我这个长孙女，也不再对我的母亲冷嘲热讽，很多瞬间，我甚至都能感受到来自祖辈与生俱来的宠溺。然而我和我的母亲依然惧怕春节。有一年三十的晚上，年夜饭桌上有一道平安碗。我奶奶捞起一个鸡蛋放在我母亲碗里，母亲接过的时候，扮演婆慈媳孝的两人都有一刻转瞬即逝的尴尬。
随着对故乡的思念渐长，爷爷奶奶还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回到了祖家老宅。从此，两代人算是真正地开始有缝隙的生活。我们也只是每逢新年才回家小住几日，渐渐地，变得好几年才回去看望老人一次。很多次都是我极其别扭着，吵吵着那个地方不是自己的家，其实是真的不愿意让母亲在美好的新年，总是回想起那段心酸异常的往事。
今天，大年二十九，在回乡的火车上。我问母亲：“你都不讨厌回到那个地方吗？”
母亲看着我，一脸正经地跟我说：“大过年的。不许说这样的话。”
她说这话的时候严肃又正经，是一个严厉的长辈模样，嘱咐我在家逢人要笑，嘴巴要甜。然而我不知道她是怀着什么心情。
这就是所谓“大过年的”。 漂泊四散的人，穿过人山人海与人生海海，回到那个有无限羁绊的地方。即使这个叫做“家”的地方，让你有归属感，也有孤独感。
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在这个节日被暂时地放下。一句“大过年的”，就可以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理由。
所有尴尬的会面都可以用一句合时宜的“新年好”来代替，它让人各取所需，让真心显得漫不经心，让漫不经心显得走心。
也许，过年这个仪式，更像一个郑重的约定。大家在春节里，约定好放下所有的矫情和心防，约定好忘记所有的艰难和心酸。约定好了要宽容，约定好了要和善，约定好了要真心，约定好了要喜气洋洋。
大过年的，一切都好好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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